主流观点直接将哲学上的“客体”移植于法学领域，不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认为权利的客体是物、行为、信息等具体对象。该观点既导致了对人们作品及其权利性质的争论，更难以为个人信息商业价值与“特殊物”的法律保护提供自洽的理论解释，最终使得人格权与财产权区分理论陷入困境。在法学上，应该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前者是一个抽象的范畴，是指体现在各种权利对象上的人格利益或财产利益；后者是一个相对具体的范畴，包括物、行为、信息等承载各种财产利益或人格利益的载体。由于同一个对象上可以同时体现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因此，可以同时给予人格权和财产权双重权利保护。这样，既可以顺畅地解释作品及其权利性质问题，也可以为个人信息商业价值和特殊物的法律保护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又坚守了人格权和财产权区分的基本理论，还可以据此科学地划分民事权利体系。此值我国民法典起草之际，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有助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也可以为知识产权等信息财产纳入到民法典中提供体系化的理论依据，从而为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构建作出贡献。
意外死亡保险中的时间限制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保险人的赔付责任，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其效力的争议，特别是关于该条款是否违反公序良俗的争议，中外法院对此做出了多种不同的判决意见。法院在对保险合同条款进行审查时，应对以下因素进行考虑：条款设置目的的正当性、手段的科学性、条款的实施效率、条款对当事人的激励效果和公众的接受程度。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自１９９５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因特网条约以及《反假冒贸易协定》均设立专章对技术措施保护进行专门规定。因特网条约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对于技术措施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方式，但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技术措施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反假冒贸易协定将原来因特网条约中留给各国国内法自行解决的问题进行明确，例如界定技术措施、明确禁止规避行为和规避工具。反假冒贸易协定在履行因特网条约义务的同时要求各成员对技术措施提供更高的保护标准，提供更为有效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技术措施提供了更为详尽合理的规定，兼具因特网条约和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立法特色。
专利的本地实施是为平衡专利持有人的专有权与其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而设立的限制之一，《巴黎公约》和ＴＲＩＰＳ协定均规定了缔约国有要求专利持有人实施专利的权利，但未对实施的地点和方式作出规定。美国与巴西的争端未解决专利本地实施要求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问题，印度索拉非尼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案论证了这一要求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我国相关立法可借鉴他国经验对实施或充分实施的界定标准作出规定。
后ＴＲＩＰＳ时期，以美欧为主的发达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立法趋于完善的背景下，开始“步步紧逼”知识产权执法措施。美国和欧盟不仅强化其国内知识产权执法措施，而且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在双边层面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适用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知识产权执法标准。发达国家的目标是将此种更高的知识产权标准纳入到多边协定中，作为“全球知识产权棘轮效应”的一部分以约束第三方国家。除ＷＴＯ和ＷＩＰＯ外，发达国家还在世界海关组织（ＷＣＯ）、万国邮政联盟（ＵＰＵ）、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等多边场所推行更高知识产权执法标准。这种在单边、双边和多边“多管齐下”同步推行ＴＲＩＰＳＰｌｕｓ知识产权执法标准的态势，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我国私募基金不设托管人或“托而不管”导致管理人侵害投资人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法律地位的定位存在问题，托管人的准入、职能、监督的立法过于粗鄙。因此，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制度需要重构。重构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制度首先应明确托管人作为投资人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在具体制度的构建上，应当以强制托管为原则，豁免托管为例外；托管人准入对象应多元化，并应强化托管人的独立性防止利益冲突；在托管人的职能设计上，立法应当细化托管人对管理人准入、退任和运作基金过程的监督，尤其是借鉴美国的经验，为托管人购买过失责任险，让托管人在履行监督职能时没有后顾之忧。
我国的养老金面临巨大的支付压力以及保值增值压力，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投资运营普遍引入了信托机制，且取得了积极效果。我国有必要将养老金与信托制度结合起来以化解养老金的现实制度困境，这一结合不仅必要与可行，而且具有法律上的适用性。养老金与信托制度相结合的法律实现机制主要包括“产品模式”与“机构模式”，立法者应当给市场主体更多的选择，促进不同法律实现机制之间的互相竞争与适时替代，进而提升养老金制度的规范弹性与应有活力。
１９９９年中国诗坛爆发的“盘峰论争”，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模糊不清的诗坛面目得以显影。客观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成为中国９０年代以来诗歌观念的两条主脉，并对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旧文学的论证是一个复杂而绵长的过程。《申报》从１９２１年开始关注白话文运动到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改革《自由谈》，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改革酝酿期。在此期间，《自由谈》受社会思潮变更的影响，新旧文学观念不断转变，表现在报刊版面形态上即是旧体诗传播空间的不断压缩。改革之后，旧体诗亦没有即刻从《申报》中消退，而是不定期地出现在《申报·本埠增刊》、《春秋》和《自由谈》中，但《申报》旧体诗的边缘化是一个客观事实。
在林徽因的诗歌中，有关“时间”的意象几乎占了一半。虽然同为“时间”，但因时间、背景、心境等因素的不同，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含义。林氏诗歌的“时间意象”大体分两层意思：第一，对“时间”有着较为普遍的关注和思考；第二，这种关注和思考有着统一的内涵与意蕴。本文希望梳理林徽因诗歌时间意象的类型、诗歌时间意象的意蕴、诗歌时间意象的成因，进而勾勒林氏诗歌中“时间意象”的发展脉络和意义层次，以便从“时间”的窄门中挖掘出更广的时代律动与更清晰的心路历程。
在北美华人文学中，无论是华文创作还是英文创作，许多作家都在作品中通过对故国历史的描写，展示个人记忆。在这种故国历史的书写和个人记忆的呈现中，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背景和以不同语言创作的作家们，在自己的笔下表现出了不同的创作风貌和文学特色，而他们这些各自不同的风貌和特色，正构成了北美华人文学的某种特质。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如果从赛珍珠小说创作的两个源头切入，即中国古典小说与１９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深入探讨卢卡奇（ＧｙｒｇｙＬｕｋáｃｓ）论欧洲现实主义小说时与利科（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在《时间与叙事》（Ｔｉｍｅ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中分别论及的“拟仿”（ｍｉｍｅｓｉｓ）概念，并与美国华人学者王德威（ＤａｖｉｄＤｅｒＷｅｉＷａｎｇ）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小说时提出的“似真”（ｖｅｒｉｓｉｍｉｌｉｔｕｄｅ）概念相较，可以看出，赛珍珠的中国小说缺少了中国古典小说、同时代中国现实主义小说所具有的“历史叙事话语”，致使《大地》三部曲缺乏历史的“似真”度，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东方主义视角。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促使我们更加科学地理解早期对赛珍珠小说的贬斥以及赛珍珠小说跨文化的传播方式，从而避免当代论者对所谓现实主义真实性话题的回避倾向，也进而帮助我们更加辩证客观地认识赛珍珠其人其文的文化意义与文学定位。
借助新近兴起的技术前沿距离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生产率存在着巨大差异，分别处在与技术前沿距离远近不同的位置上。虽然各地区企业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性，但是技术前沿企业并没有对其他地区落后企业的技术升级产生地区间技术溢出效应。引入企业自身技术努力和对外贸易因素的实证检验表明，自主研发和对外贸易有助于企业技术升级，而且自主研发与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联系要比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这意味着自主研发与创新才是企业技术升级的最大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技术引进对落后企业技术升级的作用不显著，暗示着技术引进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存在着“门槛效应”。
基于发包国的视角，对国际外包水平较高的广东省工业行业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外包水平和变化趋势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广东省的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均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物质外包，出口集中度低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另外，与全国样本数据结果不同，两种形式的外包带来的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东正教神学不认同“原罪说”，强调人的神性“位格”，具有人性向善的特点；东正教神学认为人性不是静态自然物，而是在上帝恩典中走向与上帝合一的“成圣”过程；东正教神学对人性的认识不是关于人的现实处境的理论学说，而是力图改造和提升人性的实践教化。上述三点都与中国儒家人性论有相似之处。
耶儒双方人文主义的相通之处有三：（１）双方的人文主义都是在面向终极实在的层面上，关注着现实世界中人的自由、价值与尊严；（２）双方的人文主义都在终极的意义上实现了人文主义，人们不仅可能实现自己的潜能，甚至可以带领整个宇宙万物走向完全；（３）双方的人文主义都主张通过拥抱世俗社会，在世俗社会中实现宗教、政治、文化的理想。此外，基督宗教的位格思想可以帮助儒家从简单的天人合一的思维中走出来，促进中国文化中民主科学精神的发展；而儒家人文主义的天人合一旨趣，可以帮助基督宗教世界消解现代社会中过分的个人主义倾向。
对准社会交往的概念、效果及产生原因进行文献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微博的准社会交往构念，并对基于微博的准社会交往构念的理论内涵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基于微博的准社会交往的特征及其未来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
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进程中，我国广电行业不应被动融合，也不应盲目扩张，而应该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立足自身独特的资源和优势，一方面通过内外联动，盘活存量，实现内平台化；另一方面，通过中心发力，吸聚资源，实现外平台化，以平台战略寻求传统广电与互联网业态的融合、创新与发展。“ＤＶＢ＋ＯＴＴ模式”的业务重组，包括基于内容分类和双向互动技术，为用户提供“直播点播融合”的视频节目；还包括基于用户行为监测和大数据技术，为用户提供“关联推荐和智能推荐”等视频增值服务；并由此带来基于内容关联、兴趣关联、用户关联、位置关联、数据关联的多种商业模式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