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42卷, 第10期　刊出日期：202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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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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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中国乡村人道主义作家

  贺仲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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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是一个始终保持人性关怀创作特点的作家。他尽管书写战争和政治事件,但关注的中心却是人,而且,他的作品饱含着同情、悲悯等人文关怀精神,其艺术特点也与之有内在的一致。孙犁这一创作特点最根本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乡村文化,其内涵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有同有异。给孙犁最恰当的命名是“中国乡村人道主义作家”。孙犁的人道主义思想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比较那些纯西方思想资源的人道主义作家,孙犁的创作更能融入日常生活中,也更能为中国大众所接受和认可。当然,孙犁文学的人道主义也存在完整性和深刻性的不足之处,但它已经呈现出了独特的思想和文学魅力,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
  
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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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公园统一管理体制研究

  汪劲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10):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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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地的体制构建与机制保障对自然保护地目标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立法确定党和国家关于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重大政策,是《国家公园法》立法的重要任务。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存在的根本性和共通性问题表明,在未将国家公园体制构建和机制创新的内容纳入法律调整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现有法律措施或通过地方立法很难改变国家公园范围内既定的社会关系,难以达成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改革设想。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统一管理权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背景下,《国家公园法》立法应当打破既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很少涉及政府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安排的立法禁区,顺应通过立法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呼应,对国家公园范围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行使方式、权力配置、财政措施以及统一和综合执法制度做出具体的设计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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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地”法律概念之析义与梳正

  刘超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10): 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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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顶层设计将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保障措施,包括制定出台《自然保护地法》。制定《自然保护地法》必须以界定“自然保护地”这一核心法律概念作为逻辑基点。现实中存在着“自然保护地”的“名”与“实”的疏离,界定“自然保护地”法律概念应当以政策体系中规定的“自然保护地”之“名”为依据,兼顾吸纳我国数十年来建设的多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之“实”。“自然保护地”当前在包容性概念与排他性概念两种语境中使用,作为法律概念的“自然保护地”应当界定为排他性专用名词,其制度功能在于甄选法律概念的形成路径、实现融贯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在“自然保护地”的概念结构中,应当注重从自然保护地的价值锚定、国际经验与中国特色的平衡、中心与边缘范围的划定等方面进行要素考量与内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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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补救路径的整合

  刘卫先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10): 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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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实现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补救的法制路径主要有三条,即行政命令路径、政府索赔路径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这三条路径在生态环境损害补救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冲突。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对我国现有的三条生态环境损害补救路径进行整合是一种必然选择。通过对三条路径优点与缺点的比较分析,基于各路径主导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害关联关系以及生态环境损害的特点、类型与补救路径的联系,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补救的法制路径整合应当以行政主体主导的行政命令路径和政府索赔路径为主,社会主体主导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为必要补充,并对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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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地法体系的展开:迈向生态网络

  汪再祥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10): 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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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已经明确了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骨架,但是这些骨架如何形成有机的系统？在顶层设计中还没有明确表达出来。而关于各种保护地如何形成一个有机体系,在科学上是有答案的,即形成生态网络:各种保护地是生态网络上的重要节点,而溪流、树篱、步道、森林廊道等就是各节点联系的脉络(连通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兴生态学理论研究的进展推动了自然保护的重心从自然保护地本身转向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性。欧盟Natura 2000就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网络操作实例,因此,Natura 2000作为一个宝贵的例子,其形成和运行对其他地区的大规模保护工作有所启迪。在科学理论和实践的观照下,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构还需要再往前一步,迈向生态网络法。而建构生态网络法并不是大动干戈另起炉灶,而是微调,即在现有的自然保护地框架下纳入生态连通性的规范要求。
  
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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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文明:观念、制度与技术

  朱正威, 吴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10): 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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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治理体系带来了系统性的冲击。这些冲击超越了财富分配逻辑与传统科层管理思维,并以跨越民主和威权对立的方式赋予政治分野新的内涵。建构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文明,需要在风险生产、演化及其防控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治理体系中的观念、制度与技术。作为现代化的自反性后果,风险的系统效应也推动了公共性的跨边界生长,使得发展与安全相伴相生,以“一体两面”的关系推动着治理理念的演进。在总体安全框架下实现有效制度供给,需要真正建构起迅速回应风险社会治理需求的整体性应急管理体系。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展,如何实现技术理性与政治逻辑的良性互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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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应用与腐败治理:基于“互联网+监督”的深度个案研究

  邬彬, 肖汉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10): 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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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数据的迅猛发展,学界越来越关注大数据能否以及如何提升政府的治理水平。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篇文章主要回答了:大数据的应用如何影响腐败治理。本文以H省开展的互联网+监督大数据应用作为典型个案,深度访谈和田野调查发现大数据应用能够有效地提升基层政府的反腐败效果。大数据应用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影响腐败治理:公开透明以及规则建设。首先,通过数据的收集与共享,大数据技术在公共部门的应用可以实现更有效的社会公开以及政府内部数据的分析与比对,进而更有效地发现腐败线索。其次,大数据应用与腐败行为惩处、基层权力监督机制相结合,强化政府的问责机制。通过上述两个机制,大数据在政府部门的应用提升了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以及基层政府腐败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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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性获取、组织学习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率

  杨亚平, 杨姣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10): 9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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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东道国合法性是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先决条件。管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给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成败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有效化解合法性危机、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运用2005—2016年中国跨国企业2 571个对外直接投资的样本,基于条件逻辑模型,实证检验发现:获取的管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越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就越可能失败;企业国际投资经验能增强其认知合法性,有助于弱化负向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投资成功率之间的负向关系;企业利用式学习相比探索式学习能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并对管制合法性和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率的负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中国跨国企业更好地认识国际化过程中的外来者劣势,从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角度提高组织合法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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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组织传播研究知识基础与前沿主题——基于1999—2018年英文文献的引文分析

  周建青, 刘航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10): 1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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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科学计量学引文分析方法,本研究以6 743篇英文施引文献和230 661被引文献为数据,通过构建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呈现出国外组织传播领域的研究旨趣和知识结构。研究结果显示:“组织媒介选择与技术”“虚拟团队传播”“组织危机传播”“传播信息系统与过程”等聚类是国外组织传播研究的主要分支领域。围绕“社交媒体”“网络社区”等以互联网和媒体技术推动的组织传播相关研究可以代表国外组织传播领域的前沿主题。组织传播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态势,“传播”是该领域研究中心词,整体研究仍由传播学范式主导,但个别议题呈现出传播与组织脱钩趋势。研究方法包括多元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以及质的案例研究,不同议题研究需要注意方法的适用性。传播塑造组织,以及“倚重传媒技术发展”的特征深刻影响着组织传播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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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政耆老与先秦治国理政——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代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10): 1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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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殷高宗问于三寿》《厚父》《祭公》《郑文公问太伯》《成人》等篇记载了君王向耆老请教为政,还有部分篇章强调重用耆老,反映了先秦时期咨政耆老的传统。虽然时势不同,但耆老的回答都指向了以史为鉴、效法先王、任用贤才、修养自身等问题,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之要,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君王咨政耆老,既是遵循古老的政治制度,也是政治现实的需要。从清华简及相关记载可以知道,耆老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