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42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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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粤军———公共管理 院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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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治”的新视界

  蔡立辉, 谭安奎, 王郅强, 张玉, 陈文, 陈晓运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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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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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高管薪酬

  李禹桥, 陈林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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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党和国家为国有经济提出了“分类改革”的重大战略。那么,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是否适用于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体制设计？为此,本文利用CSMAR上市公司数据库,以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国有企业经济任务、社会任务及政治任务表现对其高管薪酬的影响;并按照国有企业的不同任务目标,将国有企业划分为竞争类(商业类)和非竞争类(公益类),进行分类回归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经济任务表现和社会任务表现均有利于提升高管薪酬,而政治任务表现与高管薪酬无关;分类考核后,竞争性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经济任务表现有助于提升高管薪酬,而社会任务表现与高管薪酬无关;非竞争性的公益类国有企业的经济任务表现和社会任务表现均有助于提升高管薪酬。因此,国有企业分类考核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薪酬激励效果优于非竞争性国有企业。本文既为国有企业分类考核的有效性,亦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考核体系的设计,提供了理论结合实践的学术指导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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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测算及分解——基于RAM网络DEA模型的实证研究

  周少甫, 谭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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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RAM网络DEA模型对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8年的效率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研究期间,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最高,股份制商业银行整体表现优于国有银行,但是两者效率差距逐渐缩小。非利息收入过低和不良贷款过高是国有银行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进一步,本文对可能造成银行效率结论不一致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网络结构的划分、模型的选择以及中间产出自由处置性的考虑等情况下各商业银行效率结果的差异显著。在中间产出满足强自由处置假设情况下,各商业银行的效率值相对较低。在不同网络结构的划分情况下,各类商业银行效率水平发生显著变化,网络结构2情形下各模型测度的国有银行效率水平要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对不同网络DEA模型测算的各类商业银行效率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基于投入与产出的观测值对相应的松弛进行调整的NSBM模型及NSBI模型测算的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效率估计值要低于NRAM模型测算的效率值,且该情形下国有银行具有最高的效率水平。
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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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

  李建中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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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文学批评”这一新语虽取之西域,其学理及文献却出自四库集部。如果说集部五大类典籍为“批评”准备了海量文学文本,那么诗文评类叙及文献则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方法及范例。从“集部”出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开创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率先收获的是“史”的辉煌。在历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和沉寂之后,逐步从开创期的“学出集部”走到新时期的“识通四库”,形成“经史子集”四大范式互济共进的大文论景观。史学范式,以“史”的重新书写和各种理念、风格及体量之史著的再度辉煌开其局;经学范式,以“经”之“文以载道”式的本体阐释和“词以通道”式的范畴辨析积其力;子学范式,以“子”之多元文化视野的思想争鸣和博明万事的知识纂集拓其疆;集部范式,以“集”之诗文评性质的各体批评和各种方略筑其实。“经史子集”,作为自本自根、原汁原味的知识形态及话语体系,构成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思想灵魂、历史本末、文化精神和批评方法。考察百年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可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提供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及中国范式。
古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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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天心”观念初探——基于政治语境和哲学语境

  贺敢硕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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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哲学的常辞,“天心”语词在宋明道学的哲学化运用以前,便已大量出现在两汉、魏晋的哲学文本与史册典籍中。以往研究对其具体含义大多一笔带过,或将其解释为宗教性的天神与无意志的自然规律,从而忽视了“心”的概念在中国哲学中的复杂性;另外,这种解释框架对其在政治策令中大量出现的事实亦语焉不详。更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在将“天心”看作一种观念的基础上,梳理其结构性表达作用,以及在政治话语中的内在逻辑,揭示“天心”是对于“天”在传统思想体系中作用的精细化与具体化,在此基础上系统性地阐发其作为“天意”的语义,并且为对其进行一种心性论的探索做好准备。
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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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互文策略的中外企业语用身份构建研究——以社会责任报告为例

  邓鹂鸣, 周韵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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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语言学研究日益引发学界密切关注,然而鲜有学者基于互文策略探析企业在报告中的语用身份构建。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2017年社会责任报告为语料, 全面分析互文性作为话语策略如何帮助企业实现语用身份构建,结果表明:文本互文、语图互文及篇际互文是中外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构建语用身份的重要策略,协助中外企业构建的共性语用身份包括管理规范的先锋企业、多方参与的现代企业、值得信赖的绿色企业及可持续发展的模范企业。此外,拥党爱国的大型国企和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分别为双方报告构建的特色语用身份。
民事强制执行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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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双轨制”选择下的被执行人实体救济

  张海燕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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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执行和解争议的救济方式,《执行和解规定》第九条赋予了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或者另行起诉的“双轨制”救济途径。作为被执行人最终的债权履行方案,无论是恢复执行原执行名义抑或继续履行执行和解协议,都取决于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撤销或者解除事由。上述问题均属实体问题,故应赋予被执行人诉讼的救济途径。关于诉讼途径的选择,鉴于《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六条已肯定另行起诉以及债务人异议之诉在我国缺失的现实,进一步完善另行起诉应成为对被执行人实体救济的首选方案。从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特殊性出发,另行起诉也可达成停止对执行名义强制执行的效果;对于申请执行人的“双轨制”选择,另行起诉能够周延地覆盖被执行人需要实体救济的情形。但《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六条对被执行人需要实体救济的情形归纳并不全面,在诉讼结果对执行程序的影响方面,表述也不明确。对此,应将执行当事人就解除执行和解协议发生争议的情形纳入其中,并明确诉讼结果对执行程序走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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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予执行效力公证债权的确定和救济

  马登科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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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并非在债权人取得公证债权文书时就可明晰,而是需要经过先对将来给付请求权的债权文书公证、再由债权人单方申请后出具执行证书时才能确定。赋予公证债权以强制执行效力,在于其程序正当性和实体正确性。若公证债权的确定程序存在错误,应分别情形裁定不予受理、驳回执行申请或者不予执行;公证债权存在实体错误,公证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应通过诉讼救济。若存在“虚假”公证债权的履行和执行,致债务人的他债权人有债权不能实现之虞时,他债权人应可代位提起债权不成立之诉和不予执行之诉。若出现主体变更、扩张争议,因公证债权无判决既判力的标准时限制,应设立独立的主体变动诉讼予以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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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债权请求权人可否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

  刘颖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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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体执行标的归属于被执行人的情形,案外人不得以其对该具体执行标的享有债权请求权为由,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在具体执行标的不归属于被执行人的情形,案外人可以以其对该具体执行标的享有以取回为内容的债权请求权为由,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案外人可以以其对具体执行标的享有租赁权为由,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迁出或阻止向受让人移交该具体执行标的,但不得请求排除拍卖或变卖等对该具体执行标的的处分。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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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司法鉴定程序立法中的“学科分制”条款

  马陈骏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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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各高院、各地方司法鉴定主管部门根据“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相关文件精神,纷纷制定和完善本辖区内的司法鉴定对外委托、管理与实施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此举旨在严格司法鉴定执业行为、强化行业监管,以详细规制司法鉴定程序。这类鉴定程序上的细化与监管必然涉及各类鉴定学科的相互兼容、特例区别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针对部分鉴定内容,依据各类学科的特性,拟制一定比例的相互独立的分类适用规则是制定司法鉴定规范性法律文件,乃至构建司法鉴定管理体系的应有之义。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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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力促实现人的现代化:改造国民性及提升国民之素质

  周兴樑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1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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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在毕生为振兴中华与改变祖国命运的奋战中,逐步深刻认识到,国人素质的高低及国民人心之向背,直接关系和影响到民主革命之成败与国家建设事业的兴废。有鉴于此,他于辛亥革命之后尤其在晚年,十分关注人的现代化问题,强调要搞好我国的社会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从变革国民之政治心理——切实改造民心,促使其心理弃旧更新,及大力养成与提升国民的人文素质水平这项基础工程做起。为此,其针对并依据中国特有的国情民性,就如何致力于搞好这一国家基础更新的时代性课题,发表过不少真知灼见,并力图在施政过程中认真地将之付诸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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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孙中山普及教育思想的演进

  颜海波, 陶季邑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4): 1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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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教育思想是孙中山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辛亥革命前、民国建立后最初几年和五四后这三个阶段,孙中山的普及教育思想一直在演进,后一阶段均是对前一阶段普及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从中看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逐渐变化,孙中山普及教育思想中的空想成分不断减少,而合理因素与可行性成分则日益增加。孙中山晚年之所以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非偶然,孙中山普及教育思想不断地演进这一因素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孙中山的普及教育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为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思考新中国教育问题和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材料,甚至迄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中依然具有某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