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
在儒学教育中,“乐教”的传承最不明晰,《乐经》之有无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战国初年,孔子弟子子夏在魏国从事儒学教育,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魏文侯作为子夏弟子,不仅服膺儒学,向子夏请教“乐”学问题,而且撰写《孝经传》宣传儒学思想,在其国内推行儒学教育。他的乐工窦公保存有《大司乐》文本,应该和当时魏国所推行的礼乐教化有关。因此,《大司乐》应该是儒学“乐教”文献,而《乐记》则极有可能是子夏、窦公等人对《大司乐》的具体解说。事实证明,子夏在魏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乐教”理论和实践。通过现存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推断,《大司乐》是孔子晚年确定的儒学“乐教”教材,涵盖了儒学“乐教”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孔子逝后,子夏将其带到魏国加以传播,魏国乐工窦公保管了这份文献并由其后人献给了汉文帝。《大司乐》后来被整合进《周礼》中,长期作为儒家“礼学”文献,掩盖了它实际上是古《乐经》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