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第35卷, 第04期 刊出日期:2013-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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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人风采
  • journal6. 2013, 35(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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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计算知识产权研究专题
  • 寿步
    journal6. 2013, 35(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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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晓燕
    journal6. 2013, 35(0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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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集成性、系统性、对标准及互联网的依赖性等性质令人们对云计算专利保护的必要性以及保护程度产生更多的争议,必须寻求云计算专利客体范围的合理界限,平衡发明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以现有专利法律规则衡量,运用云计算实施的商业方法、IaaS及PaaS商业模式具有专利适格性;云计算算法不可专利;对SaaS商业模式下软件的专利适格性,中美两国呈现不同的标准。云计算发明申请审查中,不确定是否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时,可以搁置专利适格性问题,先进行专利三性的审查。
  • 鲍征烨
    journal6. 2013, 35(04):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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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以计算机软件为对象的网络传播行为往往是软件被上传至服务器,用户下载软件后使用。SaaS模式是随着云计算的发展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软件商用模式,用户无需下载软件即可使用运营商提供的软件服务。由于计算机软件“作品”和“工具”的双重属性,现行著作权制度中限制网络传播行为的专有权利在规制SaaS服务模式时具有局限性。SaaS模式提供软件服务具有“临时使用”的特点,其延伸内涵为再次租赁之可能性,与传统出租行为要件相符,适用出租权进行规制可以更好地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
  • 周铭川
    journal6. 2013, 35(04):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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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将商业秘密上传或者储存于“云”中,通常并不会导致商业秘密失去秘密性和保密性,但是,由于云计算软硬件和网络技术的缺陷以及商业道德风险,用户的商业秘密仍存在被窃取、篡改或者破坏等安全问题。因此,用户需要从加强保密意识、增强保密技术、签订保密合同、谨慎选择云服务商等入手,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 岭南方言研究———粤方言专题
  • 甘于恩
    journal6. 2013, 35(0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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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忠司
    journal6. 2013, 35(04):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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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40年代香坂顺一所撰《广东语的研究》是台湾第一部粤语研究专书。作者善于别择,颇能立说。书中呈现出素朴的语言接触和科学的语言学素养,提出了形成方言(或语言)的“两因说”(“民族的迁移”和“异族的杂居”两因素),广东方言的“五系说”,方言比较论,方言“类似度”概念,广东语“变入声”
    说,并创立了《广东语发音表记法私案》等等。通过对该书学说观点进行梳理,以现代学术观点重新审视和观照,发掘该书的优缺点,加以评论,以期对粤语研究、汉语方言研究史、中日方言研究的互动等方面,有所借鉴和促进。
  • 麦耘
    journal6. 2013, 35(04): 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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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粤方言中古梗摄三四等韵字的读音,有学者认为,白读来自客家方言,文读是粤方言原有读法。从粤方言大量的调查材料、以及相关文史资料等多方面证据来看,白读应为粤方言本有、文读层来自通语的影响,因此,客方言来源说并不正确。此外,在粤方言的边远地区,梗、曾摄合流比中心地区更快,也是有其社会原因的。
  • 陶原珂
    journal6. 2013, 35(04):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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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词作为外来的词类范畴概念,通常包含指地点时间和指人两种。以往有关广州话指示词语的研究多探讨单个词语的语义及用法,未及整体表意分布的研究,缺乏范畴语义表达的整体观照。从表意分布的角度来考察,广州话的指示范畴表意以指示词为依托,其指示表意分为近指、远指、不定指和疑指范畴,涉及人、事物、时空、数量、方式和程度等等,所用基本指示词素“嗰、呢、啲、边、点、乜”等,在各语义类别中的分布广窄不一,而存在一定的相互联系和互补性,在与普通话指示词语的比较中,可见出广州话指示范畴表意分布的特点。
  • 国际法研究
  • 黄亚英
    journal6. 2013, 35(04): 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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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办案实务角度揭示仲裁自身特性,有利于加大仲裁推广力度和仲裁去诉讼化的步伐。仲裁管辖及其地点由当事人协议商定;仲裁适用于包括合同和侵权在内的所有财产权益纠纷;仲裁代理十分灵活;仲裁费用及其承担方式更有利于胜诉方和律师;仲裁文书通知和送达不应照搬司法送达;仲裁实体法律适用不应列入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对象,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有过错误规定。仲裁裁决国际执行机制的建立是当今商事仲裁制度最重要的成就和优势。
  • 雷筱璐
    journal6. 2013, 35(04):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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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决海洋划界争端中,谈判与国际司法裁判和仲裁起主要作用。通常,谈判是首选,因政治意愿主导而适用灵活;国际司法裁判和仲裁是补充,因法律规则主导而有相对确定性。在解决海洋划界争端中,二者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补充。调解和调停等其他争端解决方法也可用于海洋划界争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注重缔约各国选择争端解决方法的自由,并为此创立了由相互竞争的各种方法组成的一种横向争端解决机制。这些和平争端解决方法,为我国和平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提供了工具箱。
  • 郭高峰
    journal6. 2013, 35(04): 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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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食品两大阵营的代表欧盟和美国在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上存在严重分歧。该分歧的价值核心是,消费者知情权能否作为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合法理由。欧美这两种不同的标识制度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相遇时,冲突在所难免。然而,在现行的倾向于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贸易规则内,消费者知情权很难通过WTO的合法性审查。这种局面不仅不利于转基因食品的发展而且使WTO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也面临挑战。对此,WTO应当进行根本性的扩展或者通过多边协议来解决像消费者知情权这样重要的非经济议题。
  • 民商法研究
  • 李晓春
    journal6. 2013, 35(04): 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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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持股是指公司之间相互持有对方的股份,继而相互成为对方股东的情形。它是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一种重要方式,容易形成终极所有者控制或经营者控制公司的结构。交叉持股公司可通过相互持有的股份之表决权的行使来控制公司的股东大会、排除公司的监督机制而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使得公司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市场监督机制均处于失灵的状态;交叉持股还会导致虚增公司资本、滋生内幕交易、妨碍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等弊端,造成公司终极控制者或经营者与中小股东以及公司外部债权人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为应对交叉持股下公司治理的困境,我们应该合理限制公司交叉持有的股份之表决权,避免股东大会的形骸化;应加强信息披露,促进交叉持股的透明化;应强化董事责任,提升公司内部监控机制;并改变外部审计师的聘任机制,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
  • 周文英
    journal6. 2013, 35(04): 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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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设立创业板,到2012年,全球创业板市场数目达到80多家,各国创业板发展情况各异。1995年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在AIM① 首创并实施证券发行上市监管的终身保荐人制度(Nomads),该制度在2007年得到进一步完善。Nomads制度使伦敦证券交易所对保荐人进行全方位监管,维护了AIM的稳定、完整与繁荣,提升了AIM的国际知名度与竞争力。作为实施保荐人制度的国家,我国证监会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借鉴英国AIM终身保荐人的监管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保荐人制度,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姚新勇
    journal6. 2013, 35(04):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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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主体性的建构”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总体性特征,但进入90年代以后,且不说那些曾经被建构的各种主体大都消散无形,就连有意义的“人”似乎也难以寻觅。致使一些曾经的80年代文化的批评者,也不时地感怀那个过去的启蒙时代,有人甚至还将感怀的目光,投向更为遥远的70年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80年代主体建构的认识还存在重大缺陷,而且那个时代主体建构冲动的历史效应,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并影响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重新解读80年代主体建构的历史,并彰显一种正在展开但还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的独特身份位置的中国认同的主体性实践,或许是有建设性意义的。
  • 杨经建
    journal6. 2013, 35(04): 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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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纯诗”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的共同创作取向。而音乐与艺术的关系则是存在主义诗学不可或缺的主题话语,一方面在存在主义话语体系中音乐(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和创造的原动力,另一方面“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因而最逼近象征诗歌的艺术特质。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和中国早期象征诗派都在存在主义诗学的价值层面进行自觉的实践和理论的建构,将“音乐性”或“音乐精神”视为“纯诗”的艺术内核和美学本质,亦即,“纯诗”中的“音乐”境界不仅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也是象征主义诗艺的至高理念。与此同时,不同的文化语境和艺术背景又使得两者的象征诗作呈现出某些创作差异。
  • 苏琴琴
    journal6. 2013, 35(04): 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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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学经典危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并贯穿整个20世纪。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呈现出各自的时代点,另一方面,各阶段的文学经典危机话语又互为交织。“五四”文学革命以启蒙救亡为中心掀起了除旧革新的第一次经典重估;建国后为配合国家政治需要,以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为中心自上而下地进行了第二次经典重估;80年代后期出于对文革“拨乱反正”之文化需求,“重写文学史”拉开了第三次经典重估的序幕;而90年代前期出现的“大师重排座次”等事件则表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众声喧哗”的第四次经典重估。百年中国的四次文学经典危机表明相对频繁的政治和文化变革使中国文学经典历经了数次重估,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一直就缺乏一个稳定而具有广泛认同的经典系统。
  • 费振华
    journal6. 2013, 35(04): 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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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他从刚开始的坚守文学的承诺逐渐走向价值观念的模糊化、平面化,最终走向“无为”与“逍遥”的哲学思辨是有其内在导因的。儒家“实践理性”的深刻影响,养成了王蒙多元共生思维、建设意识及历史主义态度,形成了其以理节情、力求圆通的文化个性;“老庄”思想不仅影响了王蒙的文风,其“无为”与“逍遥”的出世哲学,更成为王蒙在90年代再也无法“驾驭现实”以后采取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文化策略,并力求通过“有所不为”而达到“有所为”的目的。在关于周作人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王氏和周氏的“躲避崇高”和“回到‘自己的园地’”的文化选择的局限性。
  • 宗教与社会
  • 陈声柏
    journal6. 2013, 35(04): 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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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传教士新普送被认为是基督教神召会“在中国最早的拓荒者”。1892到1949年间,新普送先后作为基督教宣道会和神召会的传教士,以汉藏边界的甘南地区为基地在中国传教长达半个世纪。作为20世纪初基督教世界性五旬节运动的一部分,他经历了丰富的五旬节经验,并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传教,对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张丽萍
    journal6. 2013, 35(04): 1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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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书简》是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与中国信徒之间于1911~1914年的通信,它细致地描绘了差会在四川的布道、教育、慈善等事工,从中可以发掘清末民初基督教与四川社会的互动,是近代历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 民国史研究
  • 陈勇
    journal6. 2013, 35(04): 12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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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国学术界,钱穆与顾颉刚无疑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两位学者。两人的治学路径和方法“所同不胜其异”,但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始终如一”的朋友。两人的交往,为20世纪的中国学人树立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典范。
  • 阮春林
    journal6. 2013, 35(04): 13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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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初至1922年“壬戌学制”颁行前仍沿袭前清师范教育独立设置的特性,民初政府欲从保证师范生在校待遇、提高从教薪资、加大政府投入等方面推进师范教育的发展,但因各方面原因成效不大,从而呈现治标不治本、环环未相扣与统筹无兼顾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下推行免费师范生教育进程中亦不同程度存在,因此对其进行探究,以期对现今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
  • 刘家林
    journal6. 2013, 35(04): 14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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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学传入中国已半个多世纪。为了将“Mass Communication”一词,翻译妥贴,中国的早期传播学者煞费苦心,大费周章。先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群众交通机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既而译为“公众传播”、“公共传播”。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正式译为“大众传播”。
  • 星亮
    journal6. 2013, 35(04): 15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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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传播学自1965年创建以来,迄今已近五十年。但时至今日,人们对其理论发展的走向和脉络,并无一个连续而明确的认识。通过对国内外有关营销传播理论演进的相关研究文献的理解与诠释,对营销传播理论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的梳理,可以明晰看出营销传播理论的发展,基本上遵从了一条从营销传播到整合营销传播,再到品牌传播的理论演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