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第47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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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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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国防教育之训研究

  黄欢，赵家烨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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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加强港澳学生国防教育是铸牢港澳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是跨政治、教育、文化、军事领域的交叉问题。本文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出发，结合文献与实地调研，探索内地高校开展港澳学生军事技能训练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发现内地高校对港澳学生军训存在三种不同的态度和情形，分别是军训列入港澳生必修课全训、港澳生自愿申请经学校同意后军训、港澳生不军训（国情类课程替代）；并从国家层面、学校层面、学生层面、军训内容层面分析其原因，进而探讨内地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有效促进港澳学生军事技能训练的实施路径，一是依据2020年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修订港澳生军训法规：二是将军训纳入港澳生培养方案，形成军训＋国情教育课程体系；三是强化宣传引导，发动港澳生积极军训；四是在共通融合中军训，增进内、外招生之间的广泛交往、交流与交融；五是在国防教育中讲好内地与港澳共同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共情故事。
中国文学原理及其特质·通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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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部法”视野下戏曲书归类的分歧及其逻辑涵蕴一以明清公私综合书目、书志为中心的考察

  陈志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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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戏曲已成为社会各个阶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方和私人皆藏有丰富的戏曲类书籍。各家藏书目是否著录戏曲，或在经史子集之内，还是之外另立新目著录戏曲，映照出知识精英对戏曲文体特征和书籍性质的认知与判断。在“四部分类法”视野下，目录学家依据“因近附类”和“向内识类”两种理路完成戏曲的定位与归类。戏曲在公私书目中从“四部”皆可入到基本固定在“集部·词曲类”的归类变化，是目录学和官学双重知识体系下戏曲文体观念作用的结果，体现出戏曲与图书分类、戏曲与知识管理之间的互动关系。
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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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广州瑞典商馆:1732—1856

  汤开建，李嘉昌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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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商馆是广州十三行街夷馆区中是较早设立的外国商馆之一，为瑞典东印度公司商人来广州经营贸易时所租居的行馆，位于广州夷馆区中段，中文馆名为修和行，又被称为喘行、瑞行。自1805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停止直航广州的贸易后，除留有几名瑞典领事居住外，瑞典商馆主要归美国商人使用，直至1856年广州夷馆区被大火烧毁。瑞典商馆经过多次改造和修建，早期的瑞典商馆是一座完全的中式建筑，经过1768年的重修，廊柱和门窗明显都呈西式风格，成为了一座完全西式的建筑物。在1822年大火后，瑞典商馆进行了重建，商馆的装饰更加精致。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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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同一性”能否通向自由个性?——论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的哲学救赎

  柯 萌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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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多尔诺认为，同一性思维把现代社会塑造为充斥“肯定性”与“合理性”，压制“否定性”与自由个性的极权社会，从而提出了以“非同一性”为原则的“否定辩证法”。他深刻揭露了同一性思维借助大众文化对现代人进行的隐性统治，并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概念拜物教”和海德格尔本体论哲学进行了“非同一性”批判，表达了解放自由个性的诉求。但这种强调“绝对否定”的“非同一性”思维能否将自由个性从同一性专制中解放出来，是值得学界深入探究的问题。事实上，阿多尔诺的精英主义倾向使其忽视了对民众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否定辩证法”的“主体 －客体”批判框架和“否定主义”倾向将使其演变为不平等、非辩证、脱离现实的封闭理论体系；对资本逻辑同一性统治的批判力度不足使该理论缺乏实践价值。因此，“否定辩证法”最终只能构建一个“否定的乌托邦”，难以达成解放自由个性的目标。
数字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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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行为痕迹的法律定位与权益保障研究

  商希雪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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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数字行为痕迹与个人信息在形态特征、身份标识性上存在区别，以个人控制为核心的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模式难以应对。针对数字行为痕迹与个人信息、公民隐私、数据要素的交织关联，需要廓清以下两个问题：一方面，在个人信息以识别性作为核心定义的规范与实践背景下，数字行为痕迹的主体相关性承载着数据保护与隐私保护的必要；另一方面，在数据要素开发视野下，低身份识别性不影响数字行为痕迹的商业利用价值，仅识别至网络特定身份即可，需要对识别性进行理念的更新，进而协同与衔接某些个人信息自决规范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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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投资法框架下数据资产保护的可能与路径

  石雨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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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资产是以数据为载体，由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等合法拥有或控制，可进行计量或交易，能直接或间接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数字化资源。国际投资法为数据资产的保护提供了可能。通过分析Einarsson诉加拿大案，可以发现数据作为资产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仲裁第一案中，涉及了数据资产作为受保护投资的适格性、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适用、作为间接征收行为的数据披露、数据资产的估值与赔偿等问题。需要从正视数据所有权对数据资产在国际投资保护中的影响、重视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与东道国数据监管稳定性之间契合性、构建间接征收数据资产行为的认定标准、确立国际投资仲裁中数据资产赔偿的估值标准等方面破解难点，以为数据资产在国际投资法框架下获得保护提供新思路，并促进数据资产的合法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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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数据权益私人保护中技术措施滥用的“技术-法律”协同规制

  袁帅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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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企业数据权益私人保护手段的技术措施，在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会因滥用产生负面效应。过于强调企业数据权益的私权属性、企业数据权益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路径的固有弊端以及网络环境变化引起的技术恶性竞争是企业数据权益私人保护中技术措施滥用产生的诱因。技术措施滥用行为主要包括通过滥用技术措施扩张企业数据权益、排除限制数据竞争、滋生数据垄断等情形，已经对企业数据权益制度构建、数据有序流转以及数据价值释放产生了消极影响。“技术-法律”协同规制契合滥用成因、符合规制需求，是企业数据权益私人保护中技术措施滥用规制的应然路径。通过法律指引技术，可以还原技术措施的法律定位，澄清破坏、绕开技术措施行为的理论与实践误区；通过技术嵌入法律，可以识别技术措施的保护对象，进而实现对破坏、绕开技术措施抓取数据行为的区分评价。
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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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驱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逻辑与路径

  夏杰长，张雅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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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数实融合的重要内涵，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场景是释放数字技术赋能效应的重要载体和基础，实体经济为数字技术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数字技术催生了数字场景等突破物理场景局限的新兴场景。基于场景的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能够有效推动和实现数实融合，场景驱动成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的重要模式。从具体实践看，新型工业化、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与算法算力、产业元宇宙等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应用场景，以数字技术核心技术群为重点的成果转化与创新应用成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领域。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进一步深度融合，需要加速完善要素体系、产业体系、生态体系和治理体系等支撑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底层技术创新突破与深入应用，创新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的应用场景，探索构建数字场景等虚实共生场景，促进相关主体“全面连接”和价值共创，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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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获得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效应——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邓睿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1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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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获得感不仅是检验数字经济发展质量的试金石，也是促进居民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数字化心理动因。基于CGSS数据系统评估了数字获得感对居民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在控制了潜在内生性并经稳健性检验发现，数字获得感的提升对改善个体就业质量、激发个体创业动机具有积极作用，同时能够明显减少社会失业现象。从就业质量维度看，数字获得感的提升可通过强化个体对工作数字化变革的认知进而对就业质量产生促增效应，但其通过强化个体对工作自主程度的认知却不利于就业质量的改善；从创业行为维度看，数字获得感的提升不仅可使个体从积极情绪的强化中形成明显的创业动机，更能够从对网络信息占有优势的认知中实现创业几率的显著增加；从失业概率维度看，数字获得感的提升能够通过强化工作搜寻积极性和网络求职动机进而显著降低个体的失业概率。此外，数字获得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效应存在基于性别、户籍、年龄段区分的异质性特征。
经济管理·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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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企集团高管变更能够抑制控股上市公司金融化吗?

  杨兴全，杨 征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15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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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项特殊的外部监督机制，职务任免是激励约束央企集团及子公司高管以实现集团母子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披露的人事任免公告，手工整理 2009—2019年间央企集团高管职务任免数据库，以央企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简称“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央企集团高管变更对控股公司金融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央企集团高管变更显著降低控股公司金融化程度。机制检验发现，央企集团高管变更主要是通过降低代理冲突与提升主业业绩途径实现控股公司金融资产的主动减持。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非骨干央企集团、高管变更类型为晋升以及变更次数较少的情况下，央企集团高管变更的治理效应对控股公司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优化作用更为明显。经济后果发现，央企集团高管变更在提升控股公司主业业绩的同时，亦能够有效地抑制金融化对控股公司研发活动的挤出效应。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集团母子公司治理和金融化的相关文献，也为检验央企集团经营效率提供新视角，为进一步深化央企集团治理改革、推动央企集团聚焦主责主业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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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所有权与企业慈善捐赠

  朱 滔，黄沁雪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2): 17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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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社会网络理论，基于2009—2021年中国 Ａ股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数据，研究分析了共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共同所有权会显著提升企业慈善捐赠表现，即相较于无共同机构投资者的企业，当上市企业拥有共同机构投资者时，企业慈善捐赠越积极。在提升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同时，共同所有权更倾向于提升企业战略性慈善捐赠。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共同所有权通过监督治理效应和信息协同效应提升企业慈善捐赠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经营地经济发达程度会弱化共同所有权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为共同所有权监督治理效应和信息协同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也对鼓励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