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对ESG的认知分歧与偏离是引发现实中企业ESG实践出现异化和错位的重要原因,推动ESG健康发展亟须深化对ESG的认识。本文深度透视了单一主体视角的评价观、双重主体视角的评价观、单一主体视角的行为观、双重主体视角的行为观等四类ESG定义,从双向影响管理角度和内嵌动力、内容、方式三位一体的构成角度对ESG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ESG是以新的方式开展组织运营,是组织意愿、行为和绩效的综合体,是各元素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下的整体。超越既有的等同论、替代论和协同论观点,从纵向演化和横向比较视角将ESG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重新定位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高级形态或者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高阶范式,认为其在前置理念、核心目标、本质要求和管理内容上较既有企业社会责任形态实现了实质性突破和超越,属于共益均衡型企业社会责任范式,即CSR4.0。在此基础上,从内容边界和行为边界双重视角对ESG范围边界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环境维度、社会维度和治理维度的内容边界界定思路,构建了由底线边界、理想边界、挖潜边界、释能边界和权衡边界构成的ESG行为边界模型。

保险条款通俗化是降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如果将保险条款通俗化作为一项强制性要求来进行监管,那么,就需要明确其标准。从美国的经验和汉语特点来看,采取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的方式比较适宜。由于我国目前关于汉语文本易读性测试标准的研究尚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条款通俗化的规制。如果某一保险条款未达到保险监管机构制定的保险条款通俗化的要求,保险监管机构可以拒绝批准、责令更改或进行行政处罚,但是,保险合同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不受影响。

文章基于1995—2018年世界价值观的中国调查数据,利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以18—35岁青年为研究对象,分解出青年受教育程度对其国家自豪感影响在时期和队列变迁中的演变趋势。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来看,中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最强,高等学历青年次之,初等学历青年最弱。随着时期推移,我国青年总体上的国家自豪感呈“U形”变迁趋势,其中,1995—2012年的先降后升趋势主要与初等学历和中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变化有关,而2018年达到最高点则主要与高等学历青年国家自豪感的加速提升有关。随着队列年轻化,青年国家自豪感呈现出“三个高峰”的趋势,并依次由初等学历、中等学历、高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变化所引起。由此来看,在时期和队列变迁中,较低学历青年的规范性国家自豪感会随个人地位及其生活体验进行重构,而高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则主要来自于对国家客观成就的理性判断。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是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采取技术转型升级策略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发现,党组织嵌入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技术转型升级战略。进一步检验揭示,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环境规制压力以及创新意识在上述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此外,党组织嵌入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行动的作用强度受到地区营商环境和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从制度视角深化了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理解。在实践层面,为强化党组织引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数字领域的自然延伸,同传统主权一样表现为国家在数字领域的对内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独立自主权。数字主权大体包括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两个方面。就网络主权而言,应当坚持网络空间的“和平”和“日常”属性,强调一国基于国家主权所享有的管辖权、管理权和规制权;就数据主权而言,应当探索平衡、适度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路径和方法,在维护数据主权与发展数字经济之间求得最优解,有望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正向发展,对其的异化和滥用则可能诱发监管过度扩张、加速西方国家对华“数字脱钩”。作为因应,中国在国内层面应当坚持数字主权的国家属性和“防御”属性,探索更加平衡、适度的监管方法和路径;在双边层面应当对“等效监管”要求作出更加灵活有效的应对,包括考虑主动进行“逆向”充分性认定;在多边层面应当探索确立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全球数字治理模式,并充分利用有关区域性机制。

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倡导多元主体通过集体行动来制定正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程序,更好地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治理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侨华人自组织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通过对华侨华人自组织的跨国治理行为特征、治理机制、动力因素与挑战等问题的探讨,诠释了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自治—协同”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微观主体的现实考察,丰富了全球卫生治理研究的内涵,对有效理解与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世界人民追求包容互鉴的稳定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自上而下为调动基层公务员积极性,做了很多正向激励的努力,如职级并行、考核奖励、“制造流动”等等,但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基层公务员存在激励困境,本文旨在探讨该困境生成的内在机理。基于中部A省某区直单位为期6年的观察发现,首先,体制内激励基层公务员的办法通常有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以及晋升激励。这三种奖励办法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以晋升为奖励手段的内核激励,以及以物质和精神奖励为手段的边缘奖励。其次,由于奖励资源的稀缺性,实施奖励就必须具有程序上的公平依据,因此,考核是实施激励的重要补充。但吊诡的是,现实中考核往往并不是激励的依据,而是相反。再次,实施内核激励的真实依据是由基层公务员在体制内外关系资源的强弱建构的隐性晋升秩序,而边缘奖励则对该秩序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作为一种平衡。因此基层普遍存在年度优秀公务员和晋升者不一致,以及晋升者的领导评价和同事风评不一致的现象。最后,隐形晋升秩序让内核激励和边缘激励效果出现了双降,本文将其总结为“关系消解激励”,并且当前的分配型体制正在强化县域的关系属性。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是非常特殊的私人惩罚制度,《民法典》规定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革新了传统的补偿性赔偿,具有惩罚、威慑、预防等多重功能。在法系融合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既符合国际趋势,又贴近现实,解决知识产权难题,有助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以受害人、过去为面向的补偿性赔偿相比,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以加害人及他人、未来为面向,重在对加害人故意和情节严重的行为进行否定性法律评价。在具体计算时,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可并用,具有独立性、优先性,在补偿性赔偿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数额中秉持惩罚与克制的平衡。

在张翎小说的创作轨迹中,早期的《寻》为张翎“时空交错”叙事诗学的开启,《余震》则意味着其叙事诗学的深化。这一深化具体呈示在小说人物沃尔佛的结构性存在以及王小灯与李元妮的母女共生关系的形塑之中。从《余震》开始,张翎将“时空交错”叙事诗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演绎出故土之源与新居反哺的双向性跨文化表征路径,使这种“双向交互”突破了情节性的束缚,且随着张翎“在故土之外”回归故土的情感和美学探索,逐渐形成一种隐性的、“在故事之外”的结构性叙事特征。

网络安全损失险作为网络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市场”工具,能够有效填补立法规制与技术预防等既有治理路径的不足。然而,面对因果关系复杂的各类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损失险能够填补的网络安全损失范围始终存有争议。从损失类型来看,事实层面的网络安全经济损失并不当然均属于保险法中损失填补的基本范畴,按照“实际损失”和“合理费用”的基本划分,网络安全损失险所遵循的损失填补逻辑实际上是以“有限补偿”为主:对于营业中断损失而言,保险责任仅以被保险人无法有效处置的网络安全故障为限;对于网络勒索赎金这类损失而言,保险责任则以“支付赎金行为属于避免损失扩大的最佳方式”为前提。网络安全损失险本质上是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等制度工具难以全面回应网络安全态势的补充,故而其“补偿”的理想效果是填补网络安全事件发生前后的营业能力差异及其经济利润差额。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同属大陆法系,二者的法律术语中存在着大量同形词,如“逮捕”等。这些同形词为中国人学习、翻译日本法律以及日本人学习、翻译中国法律带来莫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学习者和翻译者设置了各种“陷阱”。研究中日两国词汇的成果较多,但研究中日两国法律术语的成果相对较少。许多中日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和翻译的法律文本将“逮捕”当作同形同义词处理。通过查阅中译日和日译中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法律文本翻译件、法学著作中的对应译词,以及比较中日两国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顺序与特征,基于认知语义学、对照语言学的理论,采用例证的研究方法,仔细辨析中日法律术语“逮捕”的释义,经过比较分析后发现,中日法律术语“逮捕”并非同形同义词,而是同形异义词。中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日文法律术语“勾留”,日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中文法律术语“拘留”。

当前部分北极沿岸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冰封区域条款”,在“冰上丝绸之路”制定特殊航行管制措施,限制他国船舶行使航行权。这些特殊航行管制措施超越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范围,违反了适当顾及义务。《国际极地水域营运船舶规则》是“冰封区域条款”的重要补充,是我国在“冰上丝绸之路”行使航行权的法律依据之一。为保障在“冰上丝绸之路”的航行权,我国可以在三个层面加以应对:首先,在联合国体系下积极参与国际航行规则的制定;其次,通过北极理事会等区域平台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最后,加强与北极沿岸国的合作与对话,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会对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沪深A股2011—2021年度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问题来抑制内部控制缺陷,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作用尤为显著,但商业模式变革并不会显著抑制内部控制缺陷。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缺陷的抑制作用更强,在女性独立董事较多与市场竞争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缺陷的抑制作用较弱。本文为企业通过实施数字化转型减少内部控制缺陷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监管机构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推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白居易从小就体现出早衰多病的短寿迹象,有很多关于这类题材的诗歌,他的身体书写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体弱而关注己身,产生短寿的忧虑,顺而采取慵懒的人生态度,这是白居易“中隐”思想形成的基本理路。白居易对于“慵”的书写是其身体书写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咏“慵”、咏“懒”在内的诗歌约有120多首,心安体适、身心慵懒既是“中隐”生活对他身心的滋养与改善,也是“中隐”思想的一种体现。同时,在“中隐”思想的影响下,白居易不仅积极接受了年老的事实,而且还超越了对于生老病死的忧虑,完成了身体观念的转变与超越。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填补、有效救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法治命题。检视相关规范文本与法治实践不难发现,当前我国业已建立起以政府索赔为主导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但其在运行中却存在法理基础不清、法律定性不明等理论质疑,同时面临政府行权模式分散、索赔权与监管权“重叠”“冲突”、多元主体缺乏必要联动等实践困局。鉴于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共享性及公共性特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理论基础应回归公法框架寻求合理解说,据此可将其定性为“公法性质、私法操作”的公权行使之新样态。就其规范进路而言,我国应结合国家机构改革之发展趋向,以新一轮《海洋环境保护法》之施行为契机,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设置“分散式监管+集中式索赔”的权限运行模式,明确“行政监管优先、索赔诉讼补充”的行权规则,并实现政府部门、检察机关及环保组织等多元索赔主体之间的有效联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宏观大历史的比较视野。作为大国经济,中国发展的主线是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大循环,美国发展的主线是以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当前,中美两国历史上第一次但可能不是最后一次,都站在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历史关口,都对国际大循环产生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世界大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正途。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迈向高端化的重要支撑与主攻方向。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规模优势突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城市产业分工和协作对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2011年、2016年和2021年三个时间点的结构趋同程度、产业竞争和合作网络、行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以及主导产业特征及其演变研究的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制造业结构趋同,其中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总体表现出合意的趋同,主要是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协作城市产业内和产业链分工协作所致。(2)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的产业竞争表现为能级接近城市之间的横向竞争,这种横向竞争无论是否在相同城市圈都存在。产业合作则表现为核心城市与协作城市的纵向合作,主要存在于都市圈内部,且横向竞争在减弱,纵向合作得到加强。(3)核心城市部分行业专业化、集聚现象得到强化,外围城市正经历差异化、专业化发展阶段,这是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产业在区域范围再次分工、协作的结果。(4)都市圈联系网络的加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地理邻近性、港澳地区的积极作用等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结构趋同和产业趋向分工合作的主要原因。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制内嵌于金融规制的范畴,包括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和规则实践。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涵盖国际层面的“软法”规则、区域层面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规则、国内层面的立法规范以及自律性机构发布的特定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自律性规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则实践则体现为国际标准制定机构“软法”规则的指导价值、欧盟法律规范在成员国直接适用或转化实施的协调统一、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为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立法规范出台的具体监管规则以及各国国内自律性规范的具象价值。站在宏观审慎监管和强化风险防范的视角,我们需要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和规则实践进行统筹布局。统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制,一方面要建构统一协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范体系,另一方面要探索张弛有度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则实践。

近几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并在多领域广泛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除了具备传统人工智能在分析、判断和决策方面的能力,还在模型结构、数据依赖性、应用场景和可解释性方面更具优势,能发挥其创造性特质,推动人工智能行业从决策型、分析型向生成型跨越发展。金融行业因其涉及大量文本数据,需要迅速决策,天然对大语言模型具有较高的需求,而大语言模型对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也将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大模型如何通过改变金融业的业务模式,助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本文深入探讨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同时分析其为金融业所带来的机遇、挑战以及应对策略。最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规划展望。

由于龙榆生“彊村传人”的身份,此前学界更关注他在词学研究中“传统”的一面,并将《研究词学之商榷》中的“八科”分类视为现代词学形成的标志。但1928年龙榆生赴暨南大学任教后,与胡适产生交往,他早期的《唐宋诗学概论》《中国韵文史》等著作多有引用胡适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诸篇论文中,龙榆生始终以胡适为潜在的对话对象,并试图超越。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借助“整理国故”运动主张的体系化、科学化、社会历史分析等思路,顺应主流文学研究的趋势,构建了完整的研究体系:从词体内部声律出发的声调之学,从外部文史考证出发的批评之学,以及具有综合性质的目录之学。《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的现代性体现在对“整理国故”所提倡方法的摄取,以及建构声调、批评、目录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

省例是清代国家律例的重要补充形式,上承国家法宗旨,下接地方习俗。同治《福建省例》对乡村绝卖、活卖或典当田宅等契约书写均有固定模式,约束契约书写格式。但民间社会书写契约时并未完全遵从省例,保留有明显的习俗痕迹。闽东文书无论是绝卖缴税的红契还是活卖或典当不缴税的白契,多为单契。闽东乡村女性立契的形式,不仅反映了省例与习俗交织互存的关联,也显示出人们在乡村买卖田房时存有国家在场的意识。

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八卷,是黄景仁诗的第一种专集。从删定到刊行的过程,反映出乾嘉之际诗坛的人事交错和诗学互动。翁方纲的删诗宗旨是通过严格的去取,表现黄景仁的“本怀”;删诗标准是不取放浪枯槁、酒圣诗狂之类的绮语和苦语。由此可剖析若干具体篇目的删削原因。黄诗遗集编刊作为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体现乾嘉之际的诗坛纷争,反映翁方纲、毕沅、王昶等人在学问与性情上的不同诗学取向与观念。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渗透全产业链条,重塑国际贸易分工格局,为兼顾价值链效率与安全提供了可能性。在定义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基础上,文章系统考察了数字产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作用效果和微观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在考虑相关稳健性因素后,其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机理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发展通过推动国内产业链整合和提高国内中间品种类来稳固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这种韧性提升效应在不同数字产业发展特征、行业和企业间呈现异质性,数字产业在高产业占比和高集聚水平的发展特征下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促进效果更强,数字产业发展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集中度行业以及民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实现贸易方式转换、中间品进口替代和信息成本缩减对数字产业发挥韧性提升效果有明显正向调节作用。

传统刑法体系遭遇网络犯罪形态后频现应答疲态,预防性立法由此显身,开启由网络犯罪策动刑法转型的号角,但网络刑法的理论根基尚不稳。网络刑法的演进是网络社会发展与网络犯罪迸发共同作用下真实的渐显;网络空间社会思维是网络刑法的建构基石,衍生丰富的刑法学意义。网络安全秩序价值的相对优位与网络自由的并重、网络安全法益的统领地位与刑法任务变更、预防性理念的内在觉醒与审慎运行,是网络刑法的根基之本,框定网络刑法的发展脉络。刑法知识迁移是渐进的,网络犯罪、网络归责、网络制裁堪当生成网络刑法知识范畴的参照性“母版”,未来可创设网络刑法典以实现知识结构的创造性立法固化。

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及中国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重背景下,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畅通供需双侧循环,持续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今出口退税对供给及外需侧的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其对内需侧影响的研究却较少。文章利用2004—2021年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及中国地区层面价格与工资等数据,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中国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率上调会通过降低物价水平即降低消费效应和提高工资水平即增加收入效应来提高消费者福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的上调对低收入群体及东部地区福利提升水平更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在其促外贸、扩内需的作用,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现代社会被标签为“风险社会”,一方面体现在风险类型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体现在风险类型之间的转化和扩散。其风险的形塑链条遵循“类型拓展”与“由实向虚”两种途径。在形塑过程中,体现了风险三种状态的嫁接和重叠:类型转化、扩散放大和实虚相张。遵循风险的形塑链条和形态嫁接,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应对、技术治理和扎根情景。系统认识现代社会风险形态及其形塑逻辑有利于践行党的二十大对国家安全和重大风险防范的指示。

清律小注是“详译明律”最典型的体现,创造出以“译”为主的小注风格。清律新增小注以对律文语言结构诸如实词、虚词和连词、副词、介词、代词,以及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语法结构的补足为主要内容。同时又进一步明晰明律所隐含的法律规范要素,援引其他法律条文提醒法律适用的规则。除此之外,清律小注还将注释范围扩大到律名与例文,充分吸收明代注释律学的精华,注释方式更加灵活,对律典进行全方位的彻底注释。清律小注使得承继自明律的律文确定化程度更高,成为律典小注集大成者。由明律小注之简发展到清律小注之繁,也体现出律典制定繁简交替、因时制宜的要求,对维护律典的稳定传承、法律条文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数字化必将导致金融的数字化和数字金融的平台化,通过创新金融模式、金融服务和市场结构,带来金融生态的巨变,同时也带来许多新型金融风险。数字化带来的金融生态的风险变化,不仅颠覆了传统金融制度的预设,而且使传统金融规制目标受挫与规制措施失灵。在金融数字化、平台化勃兴的当下,其风险治理应实行确保金融规制基本目标实现、自反迭代规制、重视功能与穿透性监管等基于原则的规制思路。在方略上,应实行动态灵活规制,采取窗口指导和试点项目等做法。在措施上,应实行针对性规制,与时俱进地开发出新型规制措施,并以数字技术赋能金融规制和监管。

《全球数字契约》(GDC)标志着网络治理全球机制的历史性突破,改写全球机制长期缺失的历史难题,堪称是网络治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同时,GDC也标志着联合国正式回归网络治理主战场的里程碑。尽管面临地缘政治急剧上升和全球数字秩序日益分裂的巨大挑战,GDC为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安身立命注入了全新的力量,必将深刻改变全球网络治理的基本格局和范式转变。贯穿始终的数字鸿沟主线,以及全球数字公域、智能鸿沟等全新理念的提出,昭示着GDC坚持互联网初心,胸怀全球的视野。一向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的中国也迎来了全新机会。通过积极参与GDC进程,进一步塑造和提升多边和多方模式多管齐下的创新治理机制,多层次推动全球各方合作,有力促进全球网络治理变革的到来,也为国内网络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思想和新动能。

将产品质量改进引入基于博弈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利用2002—2020年产品层面的数据,从实证层面考察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因素,特别分析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是否会影响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决策。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升了中国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随着从中国进口额占据总进口额的比重增大这种现象而加剧,可见中国制造的崛起遭到了歧视性的贸易壁垒。该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不同占比的样本等条件下依旧稳健。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与中国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系在不同年份、不同国家和不同产品上有差异。为实现中国产品更好走出去的愿景,政策建议如下:一是密切关注主要伙伴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二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处理机制;三是推动建立统一、合理的国际标准体系;四是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不公平、不合理地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行为进行抗争。

将个体“努力”自致因素与“拼爹”先赋因素作为解释我国社会地位代际流动的双驱机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路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个体“努力”对其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既包括直接提升作用,也包括增加上大学、创业、体制内就业等机会的中介路径;相比之下,“努力”的作用还低于父辈地位的影响,但“努力”作用的边际回报更高;进一步将样本分为“60前”、“60后”、“70后”、“80后”四个世代,或上中下三个社会层级,各组间系数变化及其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努力”的作用在趋于上升,父辈地位的作用则在减弱,且“努力”对社会底层家庭的作用更大。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变量、更换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得到了支撑。由此反映我国社会结构提供了努力者向上流动的渠道,折射出社会流动性的上升走势。

探究传承期家族企业的创新问题,对正面临代际传承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双重挑战的家族企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战略参考点理论,本文提出对于传承期的家族企业而言,产业集群社会资本是驱动其战略参考点转移以及缓解创新约束的关键因素。对产业集群家族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检验结果表明:处于传承期的家族企业以保持家族控制这一内部导向的战略参考点为主导,从而抑制其创新活动;随着产业集群社会资本的提升,传承期家族企业战略参考点会“由内转外”,具有更强的外部导向,因此能够缓解传承期对家族企业创新的抑制。拓展研究发现,产业集群社会资本通过提升传承期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促进其创新行为。无论是以创新投入还是以新产品创新作为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反映,以上结论均得到支持。研究揭示了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对传承期家族企业战略参考点变化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引导和鼓励家族企业提高传承期的创新投入,最终实现“基业长青”。

诉讼进程的“妥速”包括了快速审判和必要迟延两个方面,然而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快速审判给予了高度关注,却忽视了必要迟延的价值。必要迟延来源于公正审判,并可进一步细分为权力推进型、权利保障型、合意型三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必要迟延存在着权力主导型迟延必要性不足、缺乏迟延的权利保障意识、合意型迟延的价值未被充分挖掘等问题。相应地,应从规制、确权、扩容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完善,包括修改完善非必要迟延条文、规定明确的迟延条件和迟延时间、赋予当事人申请复议复核的救济权利,重建正当事由型迟延制度、明确规定最短诉讼期间、建立必要迟延权利实现的保障制度,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增加暂缓判决制度。

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能源体系变革,推动能源科技实现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机遇,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十四五”规划以来,中国能源制度从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为核心,到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能源制度变迁显著推动了中国能源体系绿色转型。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为能源体系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也是中国能源体系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抉择。新质生产力如何为能源体系变革提供持续动力,在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牵引下实现能源体系产业跃迁,对未来能源体系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马克思价值链分工思想,通过梳理中国能源制度的发展变迁和阶段特征,系统分析新质生产力在能源体系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在分析新型能源体系产业链全局供需关系现状的基础上,从体制侧、供给侧、需求侧和技术侧的角度,系统研究光伏、风电和新能源汽车三大支柱产业,在关键原材料和核心技术方面的壁垒、安全隐患和制约因素。研究表明,要落实统筹协调的机制改革,做好新型能源体系的“顶层设计”,激发能源产业的新质生产力。通过建立集约高效的跨区通道,优化能源供需体系,形成能源供给的新质生产力。加快释放冗余产能,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打造能源协同的新质生产力。提升自主可控水平,突破数字能源技术,发展数字能源的新质生产力。

从史料学的意识觉醒,到史料学的倡导、建设与发展,中间似乎都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从个体的自觉,到学科的自觉;从理论的探讨,到全面的建设。海外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发展,也大致如此。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史料学,是学科建设与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发展的刚性要求。

数字经济时代以降,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在对数据要素加深认识和更好利用数据要素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过,数据要素参与分配在产生巨大收益和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亟须合理分配的数据风险,并由此引发了不同的分配正义诉求。当前我国数据要素风险分配正义制度方面存在风险分配主体不明确、风险分配程序不合理、风险分配责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需要在理论跃升基础上实现数据要素风险分配的制度跃迁,以期实现数据要素参与分配中风险的分配正义,同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释放数据要素最大价值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世纪80年代至今,“X一代”亚裔美国诗人一直活跃在美国诗坛,积极进行诗歌形式与风格的创新,丰富了当代英语诗歌的语言表征和美学表达。本文聚焦于“X一代”亚裔美国诗歌中的创新性诗学实践,考察亚裔美国诗歌的语言创新、碎片化叙事,以及“空白”的视觉呈现。这些实践突破了既定的语言规范,革新了诗歌的视觉效果,既再现了亚裔美国人复杂的移民历史和族裔经验,又挑战了美国社会固有的权力关系,为亚裔美国诗歌发展赋予了新的美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采纳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限,但金融数字化对这一新生制度形成严重冲击。数字技术、数字科技企业、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构成数字时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型和主要来源,并能够将损害扩展到金融之外的整个市场和社会。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对宏观审慎监测制度、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宏观审慎处置制度以及宏观审慎监管体制形成了全方位的挑战。既有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唯有进行变革才能完成自身救赎。为此,宏观审慎监管制度需要将进入金融业的传统金融机构之外的新型机构纳入约束范围,同时开发出跟踪、监测金融数字化条件下的宏观审慎监测制度,变革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及其实施制度,改革宏观审慎处置制度及宏观审慎监管体制,使之与金融数字化相适应。

近年来,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国家在乡村设置了多重治理目标,由此型构出基层的多中心工作格局。面对多中心工作压力,工作指标全面量化不仅是上级考核下级的重要制度工具,而且已经越来越成为乡镇政府实现乡镇内部工作人员高强度动员的重要手段。工作指标的全面量化主要表现为完成结果可量化工作指标的结果量化和过程量化,以及完成结果不可量化工作指标的过程量化。乡镇借助量化工作指标所内含的工作任务的可计算性、可分解性以及可比较性,充分启动责任到人、结账督办以及面子激励等机制来实现对乡镇工作人员的高强度动员,提升工作任务的执行效率。然而,此种依靠工作任务指标量化的动员方式同样引发了乡镇的过度动员与超负荷运转,以及形式主义滋生和基层政权悬浮等困境。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多中心工作格局,保持基层治理的简约状态,减轻基层负担,同时赋予基层政府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增强基层政府的社会回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