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数字领域的自然延伸,同传统主权一样表现为国家在数字领域的对内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独立自主权。数字主权大体包括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两个方面。就网络主权而言,应当坚持网络空间的“和平”和“日常”属性,强调一国基于国家主权所享有的管辖权、管理权和规制权;就数据主权而言,应当探索平衡、适度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路径和方法,在维护数据主权与发展数字经济之间求得最优解,有望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正向发展,对其的异化和滥用则可能诱发监管过度扩张、加速西方国家对华“数字脱钩”。作为因应,中国在国内层面应当坚持数字主权的国家属性和“防御”属性,探索更加平衡、适度的监管方法和路径;在双边层面应当对“等效监管”要求作出更加灵活有效的应对,包括考虑主动进行“逆向”充分性认定;在多边层面应当探索确立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全球数字治理模式,并充分利用有关区域性机制。

对ESG的认知分歧与偏离是引发现实中企业ESG实践出现异化和错位的重要原因,推动ESG健康发展亟须深化对ESG的认识。本文深度透视了单一主体视角的评价观、双重主体视角的评价观、单一主体视角的行为观、双重主体视角的行为观等四类ESG定义,从双向影响管理角度和内嵌动力、内容、方式三位一体的构成角度对ESG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ESG是以新的方式开展组织运营,是组织意愿、行为和绩效的综合体,是各元素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下的整体。超越既有的等同论、替代论和协同论观点,从纵向演化和横向比较视角将ESG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重新定位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高级形态或者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高阶范式,认为其在前置理念、核心目标、本质要求和管理内容上较既有企业社会责任形态实现了实质性突破和超越,属于共益均衡型企业社会责任范式,即CSR4.0。在此基础上,从内容边界和行为边界双重视角对ESG范围边界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环境维度、社会维度和治理维度的内容边界界定思路,构建了由底线边界、理想边界、挖潜边界、释能边界和权衡边界构成的ESG行为边界模型。

文章基于1995—2018年世界价值观的中国调查数据,利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以18—35岁青年为研究对象,分解出青年受教育程度对其国家自豪感影响在时期和队列变迁中的演变趋势。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来看,中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最强,高等学历青年次之,初等学历青年最弱。随着时期推移,我国青年总体上的国家自豪感呈“U形”变迁趋势,其中,1995—2012年的先降后升趋势主要与初等学历和中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变化有关,而2018年达到最高点则主要与高等学历青年国家自豪感的加速提升有关。随着队列年轻化,青年国家自豪感呈现出“三个高峰”的趋势,并依次由初等学历、中等学历、高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变化所引起。由此来看,在时期和队列变迁中,较低学历青年的规范性国家自豪感会随个人地位及其生活体验进行重构,而高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则主要来自于对国家客观成就的理性判断。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同属大陆法系,二者的法律术语中存在着大量同形词,如“逮捕”等。这些同形词为中国人学习、翻译日本法律以及日本人学习、翻译中国法律带来莫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学习者和翻译者设置了各种“陷阱”。研究中日两国词汇的成果较多,但研究中日两国法律术语的成果相对较少。许多中日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和翻译的法律文本将“逮捕”当作同形同义词处理。通过查阅中译日和日译中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法律文本翻译件、法学著作中的对应译词,以及比较中日两国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顺序与特征,基于认知语义学、对照语言学的理论,采用例证的研究方法,仔细辨析中日法律术语“逮捕”的释义,经过比较分析后发现,中日法律术语“逮捕”并非同形同义词,而是同形异义词。中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日文法律术语“勾留”,日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中文法律术语“拘留”。

自上而下为调动基层公务员积极性,做了很多正向激励的努力,如职级并行、考核奖励、“制造流动”等等,但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基层公务员存在激励困境,本文旨在探讨该困境生成的内在机理。基于中部A省某区直单位为期6年的观察发现,首先,体制内激励基层公务员的办法通常有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以及晋升激励。这三种奖励办法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以晋升为奖励手段的内核激励,以及以物质和精神奖励为手段的边缘奖励。其次,由于奖励资源的稀缺性,实施奖励就必须具有程序上的公平依据,因此,考核是实施激励的重要补充。但吊诡的是,现实中考核往往并不是激励的依据,而是相反。再次,实施内核激励的真实依据是由基层公务员在体制内外关系资源的强弱建构的隐性晋升秩序,而边缘奖励则对该秩序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作为一种平衡。因此基层普遍存在年度优秀公务员和晋升者不一致,以及晋升者的领导评价和同事风评不一致的现象。最后,隐形晋升秩序让内核激励和边缘激励效果出现了双降,本文将其总结为“关系消解激励”,并且当前的分配型体制正在强化县域的关系属性。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渗透全产业链条,重塑国际贸易分工格局,为兼顾价值链效率与安全提供了可能性。在定义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基础上,文章系统考察了数字产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作用效果和微观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在考虑相关稳健性因素后,其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机理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发展通过推动国内产业链整合和提高国内中间品种类来稳固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这种韧性提升效应在不同数字产业发展特征、行业和企业间呈现异质性,数字产业在高产业占比和高集聚水平的发展特征下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促进效果更强,数字产业发展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集中度行业以及民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实现贸易方式转换、中间品进口替代和信息成本缩减对数字产业发挥韧性提升效果有明显正向调节作用。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制内嵌于金融规制的范畴,包括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和规则实践。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涵盖国际层面的“软法”规则、区域层面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规则、国内层面的立法规范以及自律性机构发布的特定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自律性规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则实践则体现为国际标准制定机构“软法”规则的指导价值、欧盟法律规范在成员国直接适用或转化实施的协调统一、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为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立法规范出台的具体监管规则以及各国国内自律性规范的具象价值。站在宏观审慎监管和强化风险防范的视角,我们需要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和规则实践进行统筹布局。统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制,一方面要建构统一协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范体系,另一方面要探索张弛有度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则实践。

当前部分北极沿岸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冰封区域条款”,在“冰上丝绸之路”制定特殊航行管制措施,限制他国船舶行使航行权。这些特殊航行管制措施超越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范围,违反了适当顾及义务。《国际极地水域营运船舶规则》是“冰封区域条款”的重要补充,是我国在“冰上丝绸之路”行使航行权的法律依据之一。为保障在“冰上丝绸之路”的航行权,我国可以在三个层面加以应对:首先,在联合国体系下积极参与国际航行规则的制定;其次,通过北极理事会等区域平台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最后,加强与北极沿岸国的合作与对话,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越来越多的经典文学作品在与当代科技、生活相适应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公共性,并且在当代审美视域下,激发出新的活力与社会文化价值。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以《西游记》为背景设定,不仅在国内掀起热潮,在海外也掀起了“悟空热”,展现出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深厚魅力。从《西游记》经典文学原著到现代流行的影视改编、动画制作、游戏开发等衍生作品,皆体现了中华经典文学作品的现代化呈现与国际化传播之道,使得语境转换成为传统文艺作品现代化新前提,叙述跨层成为文艺作品现代化呈现的主要手段,内容创新成为传统文艺作品再创经典的关键,技术赋能为现代化呈现与国际化传播提供可能,主体沉浸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指明方向。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迈向高端化的重要支撑与主攻方向。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规模优势突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城市产业分工和协作对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2011年、2016年和2021年三个时间点的结构趋同程度、产业竞争和合作网络、行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以及主导产业特征及其演变研究的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制造业结构趋同,其中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总体表现出合意的趋同,主要是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协作城市产业内和产业链分工协作所致。(2)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的产业竞争表现为能级接近城市之间的横向竞争,这种横向竞争无论是否在相同城市圈都存在。产业合作则表现为核心城市与协作城市的纵向合作,主要存在于都市圈内部,且横向竞争在减弱,纵向合作得到加强。(3)核心城市部分行业专业化、集聚现象得到强化,外围城市正经历差异化、专业化发展阶段,这是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产业在区域范围再次分工、协作的结果。(4)都市圈联系网络的加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地理邻近性、港澳地区的积极作用等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结构趋同和产业趋向分工合作的主要原因。

省例是清代国家律例的重要补充形式,上承国家法宗旨,下接地方习俗。同治《福建省例》对乡村绝卖、活卖或典当田宅等契约书写均有固定模式,约束契约书写格式。但民间社会书写契约时并未完全遵从省例,保留有明显的习俗痕迹。闽东文书无论是绝卖缴税的红契还是活卖或典当不缴税的白契,多为单契。闽东乡村女性立契的形式,不仅反映了省例与习俗交织互存的关联,也显示出人们在乡村买卖田房时存有国家在场的意识。

近几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并在多领域广泛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除了具备传统人工智能在分析、判断和决策方面的能力,还在模型结构、数据依赖性、应用场景和可解释性方面更具优势,能发挥其创造性特质,推动人工智能行业从决策型、分析型向生成型跨越发展。金融行业因其涉及大量文本数据,需要迅速决策,天然对大语言模型具有较高的需求,而大语言模型对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也将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大模型如何通过改变金融业的业务模式,助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本文深入探讨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同时分析其为金融业所带来的机遇、挑战以及应对策略。最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规划展望。

由于龙榆生“彊村传人”的身份,此前学界更关注他在词学研究中“传统”的一面,并将《研究词学之商榷》中的“八科”分类视为现代词学形成的标志。但1928年龙榆生赴暨南大学任教后,与胡适产生交往,他早期的《唐宋诗学概论》《中国韵文史》等著作多有引用胡适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诸篇论文中,龙榆生始终以胡适为潜在的对话对象,并试图超越。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借助“整理国故”运动主张的体系化、科学化、社会历史分析等思路,顺应主流文学研究的趋势,构建了完整的研究体系:从词体内部声律出发的声调之学,从外部文史考证出发的批评之学,以及具有综合性质的目录之学。《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的现代性体现在对“整理国故”所提倡方法的摄取,以及建构声调、批评、目录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

现代社会被标签为“风险社会”,一方面体现在风险类型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体现在风险类型之间的转化和扩散。其风险的形塑链条遵循“类型拓展”与“由实向虚”两种途径。在形塑过程中,体现了风险三种状态的嫁接和重叠:类型转化、扩散放大和实虚相张。遵循风险的形塑链条和形态嫁接,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应对、技术治理和扎根情景。系统认识现代社会风险形态及其形塑逻辑有利于践行党的二十大对国家安全和重大风险防范的指示。

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及中国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重背景下,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畅通供需双侧循环,持续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今出口退税对供给及外需侧的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其对内需侧影响的研究却较少。文章利用2004—2021年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及中国地区层面价格与工资等数据,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中国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率上调会通过降低物价水平即降低消费效应和提高工资水平即增加收入效应来提高消费者福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的上调对低收入群体及东部地区福利提升水平更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在其促外贸、扩内需的作用,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全球数字契约》(GDC)标志着网络治理全球机制的历史性突破,改写全球机制长期缺失的历史难题,堪称是网络治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同时,GDC也标志着联合国正式回归网络治理主战场的里程碑。尽管面临地缘政治急剧上升和全球数字秩序日益分裂的巨大挑战,GDC为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安身立命注入了全新的力量,必将深刻改变全球网络治理的基本格局和范式转变。贯穿始终的数字鸿沟主线,以及全球数字公域、智能鸿沟等全新理念的提出,昭示着GDC坚持互联网初心,胸怀全球的视野。一向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的中国也迎来了全新机会。通过积极参与GDC进程,进一步塑造和提升多边和多方模式多管齐下的创新治理机制,多层次推动全球各方合作,有力促进全球网络治理变革的到来,也为国内网络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思想和新动能。

数字经济时代以降,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在对数据要素加深认识和更好利用数据要素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过,数据要素参与分配在产生巨大收益和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亟须合理分配的数据风险,并由此引发了不同的分配正义诉求。当前我国数据要素风险分配正义制度方面存在风险分配主体不明确、风险分配程序不合理、风险分配责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需要在理论跃升基础上实现数据要素风险分配的制度跃迁,以期实现数据要素参与分配中风险的分配正义,同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释放数据要素最大价值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基于实践层面形成的关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十大对立统一的内在关系的归纳和阐释,我国可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一步完善各项实施机制以实现体系的构建:宏观上要重点设立一个囊括中央到地方、高效且权威的协调统筹部门,采用“大传播”型管理体制,酝酿制定“文化促进与传播法”等,再从顶层扶持政策、管理服务制度和供给侧改革等方面,整体化、系统化、长效化着眼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机制的完善。微观上则应出台针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配套财政补贴制度和金融扶持制度、文化创新激励措施等,为更好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提供了具体落地机制。

清律小注是“详译明律”最典型的体现,创造出以“译”为主的小注风格。清律新增小注以对律文语言结构诸如实词、虚词和连词、副词、介词、代词,以及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语法结构的补足为主要内容。同时又进一步明晰明律所隐含的法律规范要素,援引其他法律条文提醒法律适用的规则。除此之外,清律小注还将注释范围扩大到律名与例文,充分吸收明代注释律学的精华,注释方式更加灵活,对律典进行全方位的彻底注释。清律小注使得承继自明律的律文确定化程度更高,成为律典小注集大成者。由明律小注之简发展到清律小注之繁,也体现出律典制定繁简交替、因时制宜的要求,对维护律典的稳定传承、法律条文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将产品质量改进引入基于博弈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利用2002—2020年产品层面的数据,从实证层面考察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因素,特别分析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是否会影响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决策。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升了中国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随着从中国进口额占据总进口额的比重增大这种现象而加剧,可见中国制造的崛起遭到了歧视性的贸易壁垒。该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不同占比的样本等条件下依旧稳健。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与中国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系在不同年份、不同国家和不同产品上有差异。为实现中国产品更好走出去的愿景,政策建议如下:一是密切关注主要伙伴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二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处理机制;三是推动建立统一、合理的国际标准体系;四是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不公平、不合理地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行为进行抗争。

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能源体系变革,推动能源科技实现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机遇,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十四五”规划以来,中国能源制度从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为核心,到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能源制度变迁显著推动了中国能源体系绿色转型。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为能源体系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也是中国能源体系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抉择。新质生产力如何为能源体系变革提供持续动力,在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牵引下实现能源体系产业跃迁,对未来能源体系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马克思价值链分工思想,通过梳理中国能源制度的发展变迁和阶段特征,系统分析新质生产力在能源体系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在分析新型能源体系产业链全局供需关系现状的基础上,从体制侧、供给侧、需求侧和技术侧的角度,系统研究光伏、风电和新能源汽车三大支柱产业,在关键原材料和核心技术方面的壁垒、安全隐患和制约因素。研究表明,要落实统筹协调的机制改革,做好新型能源体系的“顶层设计”,激发能源产业的新质生产力。通过建立集约高效的跨区通道,优化能源供需体系,形成能源供给的新质生产力。加快释放冗余产能,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打造能源协同的新质生产力。提升自主可控水平,突破数字能源技术,发展数字能源的新质生产力。

与方言学相比,地理语言学是一门基于语言数据的、凸显空间性质的学科,强调点、线、面等概念。广东地理语言学面临如何拓展广度与深度的历史课题。本文通过对广东地理语言学近四十年来的实践概述,展示广东地理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优秀成果,反思迈向解释性原则的地图解说等研究方法,展望以数字人文推动发展广东地理语言学的未来。

当前中国智能汽车芯片产业存在对外依存度高、国产化率低、高端产能不足以及外部技术封锁等问题,发展面临创新困境。智能汽车芯片产业具有复杂的网络结构,需要依托跨知识、跨网络的研究,改变知识要素的联系、推动跨界网络嵌入以突破核心技术,进而实现“卡脖子”芯片的国产替代和规模量产的突破。但是,在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面临差异化的目标导向和资源约束,需要基于产业发展变化去动态配置知识要素特征和跨界网络嵌入两类创新要素,以实现各阶段的突破式创新。因此,依据“要素—行动—结果”的内在逻辑,资源协奏理论能够揭示智能汽车芯片产业突破式创新的机理和演进,有助于破解创新困境。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智能汽车芯片产业20个企业的深度访谈和编码分析发现:在导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不同阶段分别对应差异化的目标导向和资源约束,通过动态配置知识要素特征和跨界网络嵌入,衍生出“资源建构、资源捆绑、资源撬动”三层递进的创新机理,从而在各阶段更高效实现“研发、产品、价值”的突破式创新。理论上,从资源协奏和产业演进视角,丰富了智能汽车芯片产业突破式创新的机理和演进研究;实践上,为加速“卡脖子”芯片的国产替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芯片产业自主创新提供启示。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数字化必将导致金融的数字化和数字金融的平台化,通过创新金融模式、金融服务和市场结构,带来金融生态的巨变,同时也带来许多新型金融风险。数字化带来的金融生态的风险变化,不仅颠覆了传统金融制度的预设,而且使传统金融规制目标受挫与规制措施失灵。在金融数字化、平台化勃兴的当下,其风险治理应实行确保金融规制基本目标实现、自反迭代规制、重视功能与穿透性监管等基于原则的规制思路。在方略上,应实行动态灵活规制,采取窗口指导和试点项目等做法。在措施上,应实行针对性规制,与时俱进地开发出新型规制措施,并以数字技术赋能金融规制和监管。

数据训练是影响人工智能最终功能与效果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亦是引发众多著作权纠纷的主要原因。被告时常以著作权合理使用为侵权抗辩理由,学界业界对此莫衷一是。通过对人工智能情境下数据训练著作权侵权规制路径主要模式的归纳与辨析后得出,著作权合理使用为数据训练著作权侵权规制路径的最优解。目前,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法律规则与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的使用情形尚不能适配。美国“转换性使用”标准作为扩大合理使用情形的一般判断规则,因存在理论与实践瑕疵,不适宜将其直接移植入我国法律中来。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的合法化符合我国社会政策发展需要,有助于提升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并可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国内外公平发展。以上可为我国设置具体的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合理使用法律条款释疑及证成。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AI大模型)持续深入地嵌入社会治理体系中,推动了政府组织嬗变与治理模式革新,但也难免衍生出一些问题。本研究基于技术—社会、技术—组织互构理论对AI大模型嵌入社会治理的赋能场景、风险样态、规制路径展开分析。其中,AI大模型嵌入社会治理后使官僚决策从情感决策转向理性决策; 部门关系从碎片分割转向协同联动; 服务提供从刚性分配转向需求计算;治理模式从人工治理转向智慧治理。但与此同时,AI大模型治理模式也带来了道德/责任判定障碍,威胁公共伦理责任;带来了科学技术异化风险,威胁人类主体地位;带来了社会刻板偏见风险,威胁公平正义理念;带来了公民权利受损风险,威胁民主自由价值。由此,未来AI大模型治理体系应融入科技向善导向、 人本主义理念、公共价值目标、协同治理模式等。

利用2010—2021年2609家上市公司微观层面的数据,并构建中国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标,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质量。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呈现“倒U形”的关系。改变估计模型、替换核心回归变量以及解决变量内生性等问题后,估计系数依旧保持稳健性显著。在“倒U形”的作用机制中,数字经济会先缩小后增加企业与行业中前沿技术的差距;另外数字经济逐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水平,而达到拐点后会加剧市场的垄断程度。这为“中国创造”的目标实现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国家在乡村设置了多重治理目标,由此型构出基层的多中心工作格局。面对多中心工作压力,工作指标全面量化不仅是上级考核下级的重要制度工具,而且已经越来越成为乡镇政府实现乡镇内部工作人员高强度动员的重要手段。工作指标的全面量化主要表现为完成结果可量化工作指标的结果量化和过程量化,以及完成结果不可量化工作指标的过程量化。乡镇借助量化工作指标所内含的工作任务的可计算性、可分解性以及可比较性,充分启动责任到人、结账督办以及面子激励等机制来实现对乡镇工作人员的高强度动员,提升工作任务的执行效率。然而,此种依靠工作任务指标量化的动员方式同样引发了乡镇的过度动员与超负荷运转,以及形式主义滋生和基层政权悬浮等困境。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多中心工作格局,保持基层治理的简约状态,减轻基层负担,同时赋予基层政府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增强基层政府的社会回应性。

作为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埃尔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做了如下分析与建构:(1)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为马克思主义奠定微观基础并增强其解释力。(2)资本主义存在异化、剥削和低效三个严重缺陷,这三个缺陷构成了消灭资本主义的道德应然和历史必然。(3)基于资源禀赋的行为是划分阶级的标准,要形成阶级行动就必须消除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4)资产阶级与统治者之间存在博弈,国家政权因而既具阶级性又有一定公共性。(5)共产主义蕴含两个层级的价值诉求:一是分配正义,二是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6)社会益品和负担的分配适用局部正义原则,按照单一规范进行分配不具现实可行性。

诉讼进程的“妥速”包括了快速审判和必要迟延两个方面,然而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快速审判给予了高度关注,却忽视了必要迟延的价值。必要迟延来源于公正审判,并可进一步细分为权力推进型、权利保障型、合意型三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必要迟延存在着权力主导型迟延必要性不足、缺乏迟延的权利保障意识、合意型迟延的价值未被充分挖掘等问题。相应地,应从规制、确权、扩容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完善,包括修改完善非必要迟延条文、规定明确的迟延条件和迟延时间、赋予当事人申请复议复核的救济权利,重建正当事由型迟延制度、明确规定最短诉讼期间、建立必要迟延权利实现的保障制度,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增加暂缓判决制度。

香港回归祖国前,港英政府实行无国家、无民族的教育,利用教材叙事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以消弭港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压制民族主义思潮以防反帝运动爆发,疏离港人民族情感以淡漠其国家认同,推销西式民主以冲淡回归前的国民教育。在进入“爱国者治港”、由治及兴的新时期,香港基础教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和教材,以中国语文、历史、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为抓手,致力于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政治认同“三位一体”的整体重塑。香港基础教育改革有利于构筑香港青少年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家园,有利于香港抵御各种风险挑战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利于促进香港教育界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

从史料学的意识觉醒,到史料学的倡导、建设与发展,中间似乎都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从个体的自觉,到学科的自觉;从理论的探讨,到全面的建设。海外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发展,也大致如此。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史料学,是学科建设与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发展的刚性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了文化建设中的理论智慧与实践经验,坚守中华文化的人民立场,高度凝练具备新时代鲜明特征的思想理论,为应对时代之变和发展之需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导。这一重要论述出场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新的发展阶段,是新时代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发展的结果。这一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包括:从信仰维度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从政党维度看,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巩固人民性的价值旨向;从国际维度看,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强化国际话语权建设等。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党的领导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守了文艺发展的根本遵循,贡献了国际话语权建设的中国智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采纳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限,但金融数字化对这一新生制度形成严重冲击。数字技术、数字科技企业、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构成数字时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型和主要来源,并能够将损害扩展到金融之外的整个市场和社会。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对宏观审慎监测制度、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宏观审慎处置制度以及宏观审慎监管体制形成了全方位的挑战。既有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唯有进行变革才能完成自身救赎。为此,宏观审慎监管制度需要将进入金融业的传统金融机构之外的新型机构纳入约束范围,同时开发出跟踪、监测金融数字化条件下的宏观审慎监测制度,变革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及其实施制度,改革宏观审慎处置制度及宏观审慎监管体制,使之与金融数字化相适应。

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议曾一度饱受“为时过早”,有违“国际胸怀”的学科理想和缺乏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的批评。但是,在21世纪初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审时度势对建立“中国学派”的时机进行了全新的判断,不断寻求“国际胸怀”与“民族主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和解,以“变异学”和“强制阐释”理论为代表,为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中国特色的学科发展智慧。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做出更多实绩,在今天重提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学科目标非老调重弹,而是如今新的现实形势下的必要倡议。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数量庞大,文字种类繁多,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天文、地理、医药等领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各民族文献文本数据,使之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能有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知识创新性传承,促进知识社会化,是对各民族语言古文献和现代书报刊进行文字识别和文本转换数据构建的基础。国内早期OCR技术虽然解决了几种主要少数民族文字识别的问题,但因字符为非Unicode基本集编码而弃用。当前OCR技术已能较好识别蒙、藏、维、哈、朝等文种文献,但在处理我国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混排图像文本时仍然效果不佳。因此应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献OCR识别技术创新。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现行活态文字有十多种,其中非拉丁字系的文字有11种,OCR技术应重点解决这类少数民族语言字系的抄本、刻版和铅字印刷文本,以及汉文与民族文字混排文本的识别问题,研发开放的多功能工具和平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文本大规模数据构建,以促进我国语言科学研究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创新发展。

对外视听传媒肩负着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使命,数字时代的到来为法国对外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也提供了新的挑战。作为传统的文化输出大国,法国在顺应数字革命、升级对外文化传播方面走在探索的前沿。具体来说,法国对外传媒视听基于该国历史、国际政治和新技术革命背景,从新定位、新机制、新产业、新体系等维度进行了革新。“法国经验”对我国对外视听传媒的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启发我国要利用数字时代传播规律,在发展新时代对外传播事业过程中,发扬数字文化精神、推动文化合作和传媒自主相结合,强化数字协调能力、推动国家引导和市场自发相结合,强化数字发展方向、推动有形传播和无形传播相结合,搭建数字整合平台,推动协作性和一致性相结合。

随着美国全球竞争战略重心的东移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两国都将在环亚太区域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展开全面竞争。本文选择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在内的环亚太15个国家作为研究个体,以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效应为理论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5国在2001到2020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面板数据下的空间杜宾(SDM)模型实证估计。结果表明消费、人均净收入、出口和进口是环亚太国家跨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对该地区的跨国影响力显著强于美国,主要体现在中国在以上四个宏观经济变量的跨国影响力都大于美国,特别是中国的进出口对该地区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于不同地理位置,在东北亚地区中国的影响力优于美国,而在东南亚地区美国在经济总量影响上更有优势,中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上更具影响力。对于不同时间段,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美两国在不同方面共同促进着环亚太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在危机爆发后,美国会对环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但中国对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如何发展数字经济以期实现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发生、提升劳动报酬份额、优化要素分配结构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阐释了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和提升劳动技能结构两个渠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其次,本文利用税收调查数据对企业数字资本规模进行测度,并汇总到省级层面,得到了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并利用随机系数模型计算了各省劳动对产出的时变贡献份额,进而对数字经济和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资本规模提升1%,劳动报酬份额大约提升0.032%。而造成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整体下滑、阶段性由降转升的深层原因在于数字经济不仅会强化资本对简单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也会促进资本和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以及数字经济对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最终,在劳动力规模效应和技能的结构效应共同作用下,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等法律未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那样将个人信息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作为一类独立的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根据。这种规定是科学合理的。一方面,合法利益的范围过于宽泛,并且适用前需要考虑个案情形及各种因素进行利益平衡测试,所以在解释上和适用上具有较大的不可预期性和难度,也不符合我国法律严格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及充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足以保护个人信息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司法实践中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抗辩都可以通过有关规定逐一解决。此外,我国法也对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与个人的权益间位阶有相应的规定。故此,合法利益不应当作为我国法上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