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开展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和搬迁群众就业帮扶行动,关键是要创新产业培育模式和治理机制。易地搬迁产业培育是一个涵盖空间、要素、主体、机制的系统性、复杂性实践过程。易地搬迁产业培育模式和治理机制创新实质是构建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及可持续生计制度保障。借鉴可持续生计理论范式,从培育导向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构建易地搬迁产业培育的理论分析框架,类型化阐释能力、权利不同培育导向与市场、行政不同治理机制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能力导向产业培育模式聚焦可持续生计能力,包括市场化要素配置及其治理机制主导的创业型产业培育模式和行政治理机制及其公共政策供给主导的公益岗位兜底型产业培育模式。权利导向产业培育模式瞄准可持续生计权利体系及其制度保障,以多元化产业主体为培育对象,一方面以专业化要素集聚模式和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助推县域经济开放融合、包容共享式发展,另一方面以产业培育的“人、地、钱、业”等现实问题为导向完善用地保障政策,健全人才保障和财政投入机制。因此,易地搬迁产业培育和治理机制创新应当以多元产业主体和多样要素禀赋及其差异化治理机制为纽带,健全创业带动型、公益岗位兜底型、股权契约型、股份分红型等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及其产业培育模式,完善搬迁户深度参与并有效嵌入产业链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魏晋六朝时期,史官与文人身份的重叠,引发了文集编纂的变化。文集编纂的体例由“集览”衍生出了“故事”的形式,体现了编者对于文集实用功能的重视。文学评论中的人物品鉴模式也有所发展,评论对象从“时人”变为“前人”;具有权威性的“史臣言”逐渐被移植为“编者的声音”,以此建立价值指引,形塑共同的文学观念。文集编纂受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法的影响,使文集超越了“存录”性质,在勾勒文学发展脉络的同时,将文学的源头归于“经典”,最终构建了文集的“秩序”。文集体例、文学评论、文学发展三个维度共同指向了魏晋六朝文集编纂的功能性。

基于《肃雝集》及相关选本和评论所构成的文本空间,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观察,发现从晚宋到元末,由于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化,女性从事创作逐渐为社会观念接纳,通过拥有诗集,郑允端获得“诗人”身份。《肃雝集》在明代中期付梓,并持续被选入女性诗文总集刊行,郑允端在其时开始建构的女性诗史中获得地位。关于郑诗的既有评价存在偏差,缘于性别因素遮蔽了这样的事实:《肃雝集》的风貌与一般元诗潮流相吻合;独立于主流写作传统的女性写作传统及其批评体系至少在当时尚未建构形成;《肃雝集》编纂刊行、传播批评的过程,反映了宋元以来近世诗歌世俗化、通俗化趋向;折射出明清时期主流文学观念、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凸显了印刷出版因素的重要性。

《杜陆千选》是朝鲜正祖李祘亲自组织编定、刊行的重要官方选本。此选既是朝鲜王朝独尊杜甫传统的延续,又将陆游纳入了以杜甫为坐标的诗学体系中。海东阅读陆诗长期局限于部分选本之少量作品,其影响远逊于杜诗。朱熹对陆游的推崇,引发了朝鲜半岛对陆游的关注。汲古阁本陆游全集在朝鲜传播,摆脱了以往诗歌选本对其形象的片面塑造,为重新认识陆游提供了可能。而李祘既看重陆诗与杜诗一脉相承的忠君爱国倾向,也发现了陆诗契合朝鲜“小中华”自我定位的“尊王攘夷”特质。《杜陆千选》的编选,建立在《杜律分韵》《陆律分韵》的基础上,有赖于《二家全律》这一便利底本,亦受到清代诗歌选本及其序跋的影响。但《杜陆千选》所选陆诗与以往选本的重合度并不高,极具自身特色。因诗体特征、时代背景与官方立场,李祘选入陆游闲适诗远多于其爱国诗,实际选目与其标榜宗旨存在较大错位。编选刊行《杜陆千选》是李祘推行“文体反正”的具体举措,藉此反拨当时朝鲜文坛的流行文风。《杜陆千选》促成了陆游在海东诗坛的地位升格,又开辟了“由陆入杜”的诗学路径,为黄玹等人学陆奠定了基础。19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主义兴起,陆游逐渐成为东亚各国共同的诗学典范。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为实现对宣传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改中央宣传委员会为宣传会议,将党报系统、通讯社系统、出版发行系统统一于宣传部系统,上级宣传部亦对下级政治部确立了业务指导关系,强化了一切宣传“统一于党的宣传部”之架构。同时以请示报告制度为核心,构建起一系列的宣传工作制度,使宣传工作得以体系化运作。其间,通讯社系统因契合离散分割的组织形态和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得到较大发展,促使新闻事业从宣传工作中孕育壮大,为政府新闻管理机构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保险条款通俗化是降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如果将保险条款通俗化作为一项强制性要求来进行监管,那么,就需要明确其标准。从美国的经验和汉语特点来看,采取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的方式比较适宜。由于我国目前关于汉语文本易读性测试标准的研究尚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条款通俗化的规制。如果某一保险条款未达到保险监管机构制定的保险条款通俗化的要求,保险监管机构可以拒绝批准、责令更改或进行行政处罚,但是,保险合同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不受影响。

话语建构本质上体现为一场意义实践,唯有从符号学视角切入,进入话语运作的符号系统,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话语生成的意义机制及其符号法则。任何话语形式的生成,都包含话语思想、话语要素、话语表征和话语策略四个认识维度,分别对应于符号概念、符号资源、符号叙事和符号修辞,因此,可以从这四个符号维度来把握话语运作的符号系统。就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而言,话语思想所对应的符号概念体系,主要包括以身份意识、价值观念和利益追求为核心意涵的概念体系;话语要素所对应的符号资源体系,主要体现为承载相应符号概念的故事资源,具体包括团结故事、文化故事和进步故事;话语表征对应的符号叙事体系,主要体现为共情叙事和对立叙事;话语策略所对应的符号修辞体系,主要沿着隐喻和接合两个方面展开。

敦煌经历了由西夏至元早期的荒败到元后期繁荣的突进式发展,分界点大致以1276年蒙古豳王家族的入居为标志。学术界过去多关注到敦煌在西夏及元早期的衰落,却未能关照到1276年以后,尤其是14世纪上半叶之后,敦煌成为西宁王、瓜州成为肃王的驻地,致使敦煌地区的政治地位高企,甚至凌驾于甘肃行省之上,军事上统辖今甘宁青新非常广袤的区域,振衰起敝,经济发展迅速,加上来自中原及西亚、中亚多民族的入居,民族多元相互交融,共同促进了元后期敦煌文化的繁荣。蒙古豳王家族注意发展当地交通,整饬驿道,对运输事务加强管理,使敦煌的交通状况在元朝后期大为改善,可以四通八达。从敦煌出土的文献看,敦煌与元大都、杭州、福建、吐鲁番、肃州、亦集乃路等地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气温变化因素对企业选址决策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微观企业数据的分析进行有益的学术补充。为此,本文分别采用季度均温、日度均温和极端温度天数等三种方式衡量气温变化,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气象数据,首次分析了企业选址决策是否会受到气温变化的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夏季、秋季均温的升高和春季、冬季均温的降低会使当地新建企业数显著减少,极端温度(包括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天数的增加也会对当地企业进入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的企业以及经济发达程度和气温变化幅度不同地区的企业存在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气温变化主要通过降低地区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以及增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两个机制对企业选址决策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气温治理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地区引进企业和吸引人才提供了决策参考。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是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采取技术转型升级策略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发现,党组织嵌入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技术转型升级战略。进一步检验揭示,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环境规制压力以及创新意识在上述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此外,党组织嵌入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行动的作用强度受到地区营商环境和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从制度视角深化了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理解。在实践层面,为强化党组织引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从公共事物的性质出发,探讨了公共事物性质如何作用到业主集体行动当中,并最终影响治理绩效,由此建立起公共事物性质与公共治理绩效的关联。利用小区公共事物的可维护性与业主集体行动的门槛效应,建构了衡量小区兴衰的小区荣枯线,以及衡量小区瘫痪或者运转的小区基本运转线。研究发现,在需求弹性、涉及范围等公共事物性质影响下,公共事物结构类型出现分化,业主集体行动能力在不同事物类型中的表现也不同,在小区治理绩效存在着比较大的断裂带,由此形成了小区治理陷阱。

网络交易虚假评价行为表现为引诱评价、虚假评价与恶意诋毁三种样态。由于一般条款的不确定性与具体条款的局限性,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规制网络交易虚假评价行为的司法实践中,存在截然不同的三种不同思路:单独适用一般条款、单独适用具体条款以及混合适用两类条款。基于消费者评价权滥用行为规制制度的照应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多重目标的合理位序,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网络交易虚假评价行为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规制面临着行为类型标准逻辑不确定、行为主体及其责任不均衡、消费者权益直接保护机制缺失的困境。破解此困境,首先要实现网络交易虚假评价行为规制的个案规范、类型化尝试与法律转变,明确行为界定逻辑标准;其次,扩大行为责任主体范围;最后,建立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直接保护机制。

将个体“努力”自致因素与“拼爹”先赋因素作为解释我国社会地位代际流动的双驱机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路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个体“努力”对其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既包括直接提升作用,也包括增加上大学、创业、体制内就业等机会的中介路径;相比之下,“努力”的作用还低于父辈地位的影响,但“努力”作用的边际回报更高;进一步将样本分为“60前”、“60后”、“70后”、“80后”四个世代,或上中下三个社会层级,各组间系数变化及其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努力”的作用在趋于上升,父辈地位的作用则在减弱,且“努力”对社会底层家庭的作用更大。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变量、更换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得到了支撑。由此反映我国社会结构提供了努力者向上流动的渠道,折射出社会流动性的上升走势。

《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是一个精心塑造并巧妙运用的符号。作者塑造此形象,汲取了明代传奇的诸多经验,并对原型人物形象进行了多处改造。《桃花扇》运用符号意义的开放性,以她的天真善良为君子小人之辨代言,利用其妓女身份痛骂奸党,并赋予她“情”“欲”的象征意义。剧中张道士斩断侯李因缘,并非阻碍一般的男女情爱,寓意在于断绝士人过分膨胀的“情根欲种”。侯李当场分离与“传奇旧套”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个人与国家、“情”“欲”与“理”之间的深层联系。对李香君形象进行“符号性”分析,是对之前“爱国女杰”说、“性的符号”说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吕立亭的“身份认同”说的修正和发展,并显示出人物形象研究中丰富的文本阐释空间。

在不断变动的新闻业中,数字新闻带来的信息可见性和可供性,对社会情感空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学者们对此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和主题分析法,对新闻学领域中与“情绪”相关的353篇SSCI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详细呈现研究趋势及时空分布,研究提炼出关于新闻“情绪”话语研究的具体面向及热点话题,即内容层面的情绪生产、流通层面的情绪扩散和交往层面的情绪空间。将“情绪”作为数字新闻研究的一个维度,有助于开辟对传统新闻学研究的新角度。本文旨在为新闻“情绪”话语的相关研究提供知识性脉络。

在当下中国私法立法完善过程中,关于商法典立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有争议。反对制定商法典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民法典采纳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制定商法典;二是随着“解法典化”运动的发生,特别商事立法不断增多且发挥重要作用,商法典已经失去其“中心地位”和“应有功能”。从比较法视角加以观察会发现,采纳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国家在考虑将商法“再商法化”,以解决统一民法典在规范商事关系层面的不足和缺陷;采纳民商分立立法体例的国家则已将商法“再法典化”,通过重构商法典梳理商法规范,使得商法体系能够充分回应商事实践需要。当然,立法机构已经更新法典化理念,认为不应将所有商法规范纳入到商法典中,商法典立法的根本任务在于重构商法体系、确立原则规范、更新制度构成,商法典与商事特别立法之间并不冲突,两者共同致力于商事关系的全面规范调整。商法“再商法化”和“再法典化”的当代经验考察对于中国商法体系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于比较哲学视野的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题的解释在传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即形而上学论题、知识论论题和元伦理学论题。致良知学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其中道德知识和道德动机的关系是把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的关键。本文把心学工夫论理解为道德意识的自我展开和实现,通过论证良知发用的功能,阐明阳明心学中包含着近似于内在主义道德动机的混合模型,并由此产生奠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情感交互性的美德伦理论述。

以2007—2020年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空间杜宾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空间效应、区位异质性以及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本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更是能够对邻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直接效应在东、中部显著,西部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仅在东部显著,中、西部不显著;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其影响随数字经济水平、财政分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趋势。

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倡导多元主体通过集体行动来制定正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程序,更好地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治理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侨华人自组织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通过对华侨华人自组织的跨国治理行为特征、治理机制、动力因素与挑战等问题的探讨,诠释了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自治—协同”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微观主体的现实考察,丰富了全球卫生治理研究的内涵,对有效理解与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世界人民追求包容互鉴的稳定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共赢不仅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及现代治理的路径安排。文章以财政收入工具为依托,选取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市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保护税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经济增长目标,显著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科技创新投入增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劳动需求增加是环境保护税推动经济增长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动力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能有效抑制污染物排放,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有机融合。本研究启示在于: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税税法体系的构建、推进绿色技术战略支撑、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和劳动供给的不断优化,对于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为了研究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选取我国1996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数据,在货币政策模型系统构建的基础上采用LSTVAR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在不同宏观杠杆周期状态下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不同经济增长状态下的杠杆效应。结果表明,不同冲击方向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速和通胀的影响非对称性较弱,而在不同宏观杠杆周期状态下非对称性显著,其中高宏观杠杆时期的影响更强。在不同冲击方向、不同经济增长状态下,货币政策的宏观杠杆效应均有非对称性,其中低经济增速时期的宽松型货币政策效应更强。对比三部门,货币政策对企业杠杆周期的影响最强,对家庭杠杆周期的影响最持久,且不同经济增长状态下的非对称性也最显著。对比两类货币政策,还发现数量型相对价格型的效果更强。

环境执法体制是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管理体制三个维度出发,文章认为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历经探索起步时期的三废管理、继承发展时期的环境监理、渐进调适时期的环境监察与创新完善时期的环境执法四个阶段。此中,环境执法体制在改革主线上呈现强化监督与推动综合执法特征,在改革过程上呈现“间断—均衡”演进特征,在改革模式上呈现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结合特征,在改革趋势上呈现专业化、独立化和法治化特征。基于已有理论和改革实践,文章建立了解构制度变迁的“社会情境—参与者网络—制度系统”框架,研究发现社会情境的外部干预、参与者网络的内部博弈以及制度系统的结构性影响共同构成了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演进的多重逻辑。文章有利于加深对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学术理解,同时为环境执法体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家庭法独立于民法是一股历史悠久的世界性思潮和立法实践,体现为这方面的伊斯兰法模式、苏俄模式、拉美模式。主张独立的原因论中有家庭法生活法说、家庭法与国民经济无关说、家庭法公法说、家庭法社会法说,等等。从独立的方法来看,又有家庭法自行独立、与继承法一起独立、与人法的一些制度一起独立、与家事诉讼法一起独立四种类型。我国曾属于苏俄模式的成员。在立法上采家庭法自行独立模式,在教学上采与继承法一起独立模式。2020年,我国《民法典》收编家庭法,表达了对上述家庭法独立理由的不认同,此乃因为家庭法独立说是一个错误。不同的独立理由构成不同的错误。但家庭法的特殊性必须得到承认,它是弱者保护法而非平等主体间的法,在这一领域,以团结原则取代平等原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传统刑法体系遭遇网络犯罪形态后频现应答疲态,预防性立法由此显身,开启由网络犯罪策动刑法转型的号角,但网络刑法的理论根基尚不稳。网络刑法的演进是网络社会发展与网络犯罪迸发共同作用下真实的渐显;网络空间社会思维是网络刑法的建构基石,衍生丰富的刑法学意义。网络安全秩序价值的相对优位与网络自由的并重、网络安全法益的统领地位与刑法任务变更、预防性理念的内在觉醒与审慎运行,是网络刑法的根基之本,框定网络刑法的发展脉络。刑法知识迁移是渐进的,网络犯罪、网络归责、网络制裁堪当生成网络刑法知识范畴的参照性“母版”,未来可创设网络刑法典以实现知识结构的创造性立法固化。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是非常特殊的私人惩罚制度,《民法典》规定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革新了传统的补偿性赔偿,具有惩罚、威慑、预防等多重功能。在法系融合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既符合国际趋势,又贴近现实,解决知识产权难题,有助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以受害人、过去为面向的补偿性赔偿相比,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以加害人及他人、未来为面向,重在对加害人故意和情节严重的行为进行否定性法律评价。在具体计算时,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可并用,具有独立性、优先性,在补偿性赔偿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数额中秉持惩罚与克制的平衡。

对审美经验的主要代表性理论的考察可以表明,美学中存在通过结合注意来说明审美经验的传统。然而,以往各种解释针对注意大多都给以一种“全神贯注”式的常识性理解,并没有对注意本身给以清晰的说明。新近认知科学哲学中“审美注意”研究的复兴试图专门为审美注意的特殊性进行解释和辩护。但通过细致考察,这些新进展面临着概念分析和经验说明的二难困境。关于审美注意问题的这些探讨生动具现了哲学与认知科学互动研究所面临的深描难题。

近年来,涉及传播艾滋病病毒和曾被作为“乙类甲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刑事案件高发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由于具有严重传播风险,需要特殊治疗并予以分类管理,在追究这两类重大传染病患者犯罪的刑事诉讼中,一线办案人员普遍面临较大压力,担心发生感染事故或职业暴露。受“潜在危险论”影响,在贯彻从严惩治方针时,存在“一押到底”“超期非羁押”等非法治化现象;在作出轻缓化处理时,又出现了“一放了之”“纸面服刑”的个案。随着相关疾病传播概率、危害后果的客观变化,在防疫政策修正后,对涉罪患者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应当作出适应性调整,甚至根本性转变。当前,有必要系统整合存在不少冲突之处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从长远看,根据“以预为先”理念,为有效防治今后可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中增设“涉重大传染病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一章。建议遵循流行病学规律,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循证评估重大传染病患者在司法场域中的现实危险。在扩大适用非羁押、非监禁刑时,可以依申请或依职权采取电子监控手段加强监督管理,降低相关风险。

网络“原始数据”反复交换聚合为价值丰富的“大数据”。我国《数据安全法》虽明确规定数据处理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各个环节,但刑法多聚焦于数据的获取与提供,对收集、存储、使用、传输、公开等其他流动环节仍欠缺有力规制。数据犯罪所侵害的法益非常容易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虚拟财产等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产生重叠或者混淆。刑法对数据的保护并不是以数据背后的代码逻辑为依据,而是以数据的具体法益为基础。数据作为载体本身与其反映的信息内容明显不同。数据安全所包含的确保数据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成为数据犯罪保护的法益。建议增设“侵犯数据安全罪”,充分涵盖数据从产生至销毁的全生命周期,以覆盖动态流动全流程,如将非法收集、处理、传输、使用、销毁数据的行为作为“侵犯数据安全罪”的构成要件,从而最大化地对数据安全法益进行保护。建构数据动态流动的公益与私益双重保护,明确数据出罪情形以兼顾数据创新。强化数据跨境流动的刑事治理,以完善数据动态流动的刑事治理体系。

百年来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在儿童观、生态观、文学审美价值层面不断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之后,以丰富的思想价值和文学审美意蕴初步建立起该文类的本体属性。总体而言,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有三重价值:在常识判断中定位儿童自我主体、在移情体验中丰富儿童情感层次、在语言文化中形成儿童审美结构。同时,部分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也存在忽视动物主体性、缺乏想象力、抒情泛滥、语言文字粗糙等弊端。因此,进一步厘清概念意涵,吸收中国哲学内核及中西儿童理论资源,完善评价体系,才能最终使这一文类创作得以繁荣。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通常会引发争议。通过对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判罚罪名、行为类型、刑期认定、案件周期、是否上诉等进行实证考察,发现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隐含了以下伦理问题:一是刑事罪名框定不适当扩张,凸显国家权力干预与个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二是有期徒刑广泛严格适用,凸显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三是刑事处罚的污名化效应,凸显社会利益与个人负担之间的冲突。公共健康伦理契合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所隐含的伦理性,可以为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提供价值指引和设定伦理规范。在公共健康伦理视阈下,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应当以社会正义作为底线价值,同时充分考虑可允许性、相称性和必要性等正当性条件,在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网络社团作为准社会组织,凭借自身属性在参与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作用效果显著,并展现出差异化的参与类型。本文借鉴自发性理论与嵌入式理论,构建“理论基础—类型划分—案例比较—差异转化”的分析逻辑框架,立足于网络社团自发性与嵌入性的核心属性,划分网络社团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不同类型,分别为协同合作型、自发自主型、政府介入型,再通过实践案例的比较分析,总结不同网络社团参与类型之间的差异化特征,并构建参与类型之间的渐进式转化机制—内外双重嵌套循环。在此基础上形成政策建议,政社互动的协同合作模式是网络社团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路径。

18个“区域海”的分布确立了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模式。该模式突破了国家治理维度,在近半个世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和渗透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流露出综合性与复杂性。因此,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从理论上来看,新模式以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为溯源,将“条块”治理转向“系统”治理;从规范上来看,它基于《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聚拢了生成条件。在转型时,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是基本逻辑,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为内部结构,多边主义下的规则建构是法律支撑,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为合作秩序。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一方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另一方面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对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国家治理融入全球治理,以实现治理共融。

我国监事会合格履职的最大障碍是履职保障机制,尤其是组织法保障的严重缺失。德国公司法规范已从创设特殊的职责履行人(如监事会主席和各类专门委员会)和完善内部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为监事会履职的组织法保障做出细致规定,监事会组成及任职条件方面的立法经验同样极富启发意义。为了应对飞速变化的公司实践,德国立法者还为公司做出“补充性”和“相异性”规定预留了巨大的自治空间。监事会自主设置的各类专门委员会有助于其更高效地履职。监事会,包括各委员会及监事会主席均有权以公司名义实施合格履职所必需的法律行为。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动力,乡村文化治理是实现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主要从情感建构、关系建构和行动建构展开,实现涵养公共精神、拓展公共空间和明晰公共规则,重塑乡村公共性。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建构以重建关联、扩充载体和规范行为的逻辑,一是营造集体意识,促进村民社会性参与,重建村民社会联结关系;二是拓展村民互动的关系场所,增进村民公共交往,再造村庄新型共同体;三是通过公共文化的规则作用,规范村民日常行为模式。乡村文化治理以公共文化重构乡村治理的内容形式,通过治理共同体的关联重建、治理载体数字空间和治理方式的柔性嵌入,构建乡村公共性治理机制,有效推动乡村治理转型。

夫妻离婚时,父母的出资不应直接决定该出资所购房产的归属。出资的归属与房屋产权的归属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问题,应当分别判断。在出资归属的判断上,需要以意思表示解释和夫妻法定财产制为基础,在当事人约定不明时,该出资行为属于赠与。该赠与在夫妻婚前做出的,为对出资人亲生子女一方的赠与,属于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夫妻婚后做出的,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对于房产归属的判断,则无须考察父母的意思,而仅须考察夫妻双方“谁用什么财产在婚前还是婚后购买了房屋”的问题。夫妻一方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用个人财产全资购房,购得的房屋依旧为个人财产;夫妻一方或双方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用共同财产全资购房,购得房屋为共同财产(共同共有)。夫妻双方在婚后用各自的个人财产为共同生活合力购房,购得的房屋同样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夫妻双方在婚前用各自的个人财产合力购房,则购得房屋由双方按出资比例按份共有。夫妻离婚的情形下,对出资父母可以适用目的性赠与的相关规则处理;立法论层面上,情势变更制度下的酌情返还或为更佳的方案。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实施自律管理时可能为促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平台内各类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有必要对其自律管理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平台经营者的基本管理义务是其基于侵权责任法、合同法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平台经营者通常还会通过平台规则细化、强化其管理措施,故大多数精准化管理活动是其行使合同债权的表现。在依据格式条款相关规定审查平台规则效力时,既要维护平台内经营者在获取数据等方面的主要权利,又要尊重平台经营者的自治空间,允许平台经营者基于公平原则平衡消费者、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网络侵权责任规定、违约金规定、禁止权利滥用规定以及诚信原则是审查平台经营者的具体管理措施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依据。在依据上述规定进行司法审查时,须注重平台内公共利益的维护。基于诚信原则,平台经营者在指定提交证据的合理期限、建立证据采纳的统一标准等方面负有程序性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