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祖国前,港英政府实行无国家、无民族的教育,利用教材叙事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以消弭港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压制民族主义思潮以防反帝运动爆发,疏离港人民族情感以淡漠其国家认同,推销西式民主以冲淡回归前的国民教育。在进入“爱国者治港”、由治及兴的新时期,香港基础教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和教材,以中国语文、历史、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为抓手,致力于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政治认同“三位一体”的整体重塑。香港基础教育改革有利于构筑香港青少年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家园,有利于香港抵御各种风险挑战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利于促进香港教育界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越来越多的经典文学作品在与当代科技、生活相适应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公共性,并且在当代审美视域下,激发出新的活力与社会文化价值。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以《西游记》为背景设定,不仅在国内掀起热潮,在海外也掀起了“悟空热”,展现出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深厚魅力。从《西游记》经典文学原著到现代流行的影视改编、动画制作、游戏开发等衍生作品,皆体现了中华经典文学作品的现代化呈现与国际化传播之道,使得语境转换成为传统文艺作品现代化新前提,叙述跨层成为文艺作品现代化呈现的主要手段,内容创新成为传统文艺作品再创经典的关键,技术赋能为现代化呈现与国际化传播提供可能,主体沉浸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指明方向。

人工智能,包括DeepSeek式人工智能危险性的根源,不在其能否具有类人或超人的能力,而在其能否具有人类认知意识。当代人工智能意识研究大多默认讨论主观体验意义上的意识,并因此陷入困境。依循黑格尔在认知意义上讨论意识能够摆脱之,继而切实回答人工智能意识的限度、人类意识的本质以及人工智能意识能否成为人类意识等问题。在认知意义上,人工智能具有意识,其可能性主要由人工知觉能力与机器学习范式保障,但也因此存在知觉认识基础与数学认识过程的有限性,包括直接肯定性、形式普遍性与抽象同一性等。然而,人类认知意识的本质是思维,思维的特征是无限的思辨性,即特定的否定性与具体的统一性。显然,人工智能认知意识不擅此道,无可能成为人类认知意识,亦因此不若人工智能威胁论主张般危险。

“双减”政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义务教育变革发展的战略性政策,对减轻学生负担、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回应型政府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双减”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深入探究“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认为:“双减”政策在革除教育功利短视行为、扭转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教育倒挂、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情绪、匡正“影子教育”过度市场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出现了执行行为机械生硬、制造出新教育不公平、引发学校教育秩序混乱、协同减负功能丧失等问题。“双减”政策这些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从回应型政府建设的角度构建政策机制,导致政府政策对社会实践关切不够。为此,本研究提出:从塑理念、建机制、强供给、促参与来打造回应型政府,以促进“双减”政策不断切实回应社会公众需求,这对强化政府的主动性和责任性,提升政府双减政策效果,满足社会公众对教育“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AI大模型)持续深入地嵌入社会治理体系中,推动了政府组织嬗变与治理模式革新,但也难免衍生出一些问题。本研究基于技术—社会、技术—组织互构理论对AI大模型嵌入社会治理的赋能场景、风险样态、规制路径展开分析。其中,AI大模型嵌入社会治理后使官僚决策从情感决策转向理性决策; 部门关系从碎片分割转向协同联动; 服务提供从刚性分配转向需求计算;治理模式从人工治理转向智慧治理。但与此同时,AI大模型治理模式也带来了道德/责任判定障碍,威胁公共伦理责任;带来了科学技术异化风险,威胁人类主体地位;带来了社会刻板偏见风险,威胁公平正义理念;带来了公民权利受损风险,威胁民主自由价值。由此,未来AI大模型治理体系应融入科技向善导向、 人本主义理念、公共价值目标、协同治理模式等。

现有关于平台差异化定价的讨论过于关注数据、算法要素,忽视了作为双边市场的平台在不同交易类型下定价权配置的差异性以及收费类型的多样性。对平台差异化定价的分析应当在平台信息聚合、在线广告、撮合交易、中介自营和其他五种业务的基础上,以具体交易和对应的收费类型为起点,对平台订阅/会员费差异化定价、广告费差异化定价、佣金比例差异化定价、商品/服务费差异化定价展开类型化讨论。针对不同的定价类型,应分别讨论该定价行为在反垄断法上所涉及的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掠夺性定价等多种垄断行为。现有对平台差异化定价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商品、服务的价格,忽视了对广告费、佣金比例、会员费等不同类型定价行为的讨论。实践中还需要重点关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实施的以下行为:一是,通过补贴或红包抢占相邻市场且后期提价导致的潜在掠夺性定价问题;二是,过高的佣金比例导致的潜在不公平高价问题。鉴于平台差异化定价的复杂性,个案中竞争损害的判断应当以经济分析为前提,结合特定平台不同的收入结构,分析多个关联业务对成本、价格及消费者福利的综合影响,避免损害推断,且应细化和完善正当理由部分的规定,防止过度威慑。

第三人介入他人缔约致损且具有归责基础时,通常可配置侵权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5条主旨为“合同订立中的第三人责任”,颇具中国特色。其目的是确定第三人欺诈和胁迫时的责任承担,其性质均为侵害人身自由的侵权责任。该条并未纳入因第三人过错促成合同成立的行为,尤其是第三人过失提供不当信息的行为。我国法有必要建构完整的第三人介入合同行为的责任规则,还应规定第三人因过失促成合同订立导致缔约一方受损时的责任承担。这主要见于第三人赋予缔约方特别的、高度的、可期待的信赖之情形,包括信赖第三人的品行、经济实力、专业和经验等。第三人因过失提供不实信息促成合同成立的,在符合严格的责任成立要件时,应承担相应责任。我国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应做两方面的理论革新。一是着眼于受害人的意思形成自由而非其经济损失,第三人不当介入他人缔约的行为均剥夺或干扰了绝对权,理论上可用侵权责任统一缔约中的第三人责任。二是改变既有的基于责任的结果思维,而着眼于行为导向,第三人缔约过失行为同时发生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上的效力,应兼用侵权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

数据训练是影响人工智能最终功能与效果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亦是引发众多著作权纠纷的主要原因。被告时常以著作权合理使用为侵权抗辩理由,学界业界对此莫衷一是。通过对人工智能情境下数据训练著作权侵权规制路径主要模式的归纳与辨析后得出,著作权合理使用为数据训练著作权侵权规制路径的最优解。目前,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法律规则与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的使用情形尚不能适配。美国“转换性使用”标准作为扩大合理使用情形的一般判断规则,因存在理论与实践瑕疵,不适宜将其直接移植入我国法律中来。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的合法化符合我国社会政策发展需要,有助于提升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并可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国内外公平发展。以上可为我国设置具体的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合理使用法律条款释疑及证成。

通过分析侨批文化特质,阐释侨批文化赋能侨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探讨基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侨批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为路径。以侨批为纽带的信息传递方式实现了海外华人同故土的跨界联结,这一过程塑造了侨批文化具有鲜明的基层特质、地域特质、情感特质和实践特质,这些特质作为侨乡的内生动力得以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赋能侨乡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通过多维度挖掘侨批文化,推动侨批文化全方位融入侨乡高质量发展,以期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慧和经验。

当前国际传播领域中,中国的内容供给呈现出较强的传统文化偏向,对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的呈现则明显不足。这种供给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多维性与复杂性,也难以满足国际受众对中国真实面貌的关注需求。本文基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框架,结合马克思的生产有机统一体理论,构建了国际传播内容供给的四环节分析框架,包括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通过基于文本挖掘的量化分析与案例研究,揭示当前国际传播内容供给的当代性不足及其表现形式,进而提出从全链条优化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协作、未来价值导向、区域化分配策略与“平和传播”理念是优化当代内容供给的关键。文章强调,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改革,不仅能提升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和情感共鸣,也有助于塑造更加真实、多元的国家形象,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文化认同、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

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议曾一度饱受“为时过早”,有违“国际胸怀”的学科理想和缺乏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的批评。但是,在21世纪初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审时度势对建立“中国学派”的时机进行了全新的判断,不断寻求“国际胸怀”与“民族主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和解,以“变异学”和“强制阐释”理论为代表,为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中国特色的学科发展智慧。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做出更多实绩,在今天重提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学科目标非老调重弹,而是如今新的现实形势下的必要倡议。

本文基于人类机会指数(Human Opportunity Index),以我国低收入片区为例分析了我国区域性学前教育的机会不平等情况,讨论了区域内和区域间机会不平等的来源,并对教育质量的机会不平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区域性学前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体现在低收入地区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相对不足,不同环境背景儿童间的机会分布存在明显差距;对区域内机会不平等贡献最大的环境因素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其次是户籍因素和民族因素;低收入地区在总体和弱势群体机会覆盖率以及人口分布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三者共同导致了区域间的差距。此外,学前教育的质量同样存在机会不平等情况,低收入地区学前教育尚未起到提高儿童人力资本的作用。

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效率是促进新质生产力持续跃升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专精特新上市企业数据,从外部信息不对称和内部代理成本的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专精特新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效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结果均支持这一结论。作用机制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减少专精特新企业外部的信息不对称,还可以降低专精特新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影响在东部地区与省会城市、市场化程度高和市场竞争程度高,以及资产规模与现金持有率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最后,数字化转型对专精特新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在降低企业过度投资的同时,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本文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专精特新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而且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数字极简主义”是近几年备受关注的数字生活方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同时引发广泛社会讨论。数字极简主义强调数字技术应用的适度与合理,注重对个体精神世界的保护,采用数字断舍离、主动制定技术规则等多种方式抵抗数字生活中的精神重负。数字极简主义以生活实践为方法,保障和实现的是个体的消极自由,并强调应对数字时代生活领域内的新型权利予以肯认;数字极简主义更是一种价值探究,体现了人们对何为良善数字生活的伦理反思。

中国居民消费行为一方面深受数字鸿沟和数字红利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又日趋分化,并呈现典型的偏态分布。为破解目前消费结构分化问题,扩大内需,以消费升级牵引供给创新,本文考虑到各地区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程度,揭示数字鸿沟影响下居民消费结构特征、分化规律以及数字红利对负面冲击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居民消费的显著负面冲击会随着个体消费水平由低至高呈现“U型”趋势,数字红利对这种消费制约的弥合作用则呈现“倒U型”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主要抑制了中部地区和升级型消费行为的提振。促进数字红利均衡释放、缩小数字鸿沟对优化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市场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演进总是牵引着社会内部的分化动态。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智能化元过程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化趋势及不平等问题——新的鸿沟正在浮现。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多重响应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探究在智能时代新型文化资本冲击下的新“技术鸿沟”及其生成逻辑。研究发现,新旧鸿沟交叠下的“暮年倒计时”使得银发群体产生了自我放逐于智能时代之外的应对姿态,这与子代为帮助老年群体融入智能时代的“技术代劳”与“善意隔离”一起,消除了智能反哺行为的存在空间。在时间精力资源有限性的限制下,社会精英群体为维护其在传统资本方面的优势而做出的取舍与努力,反而会制约其新型文化资本的发展,这为新精英群体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对智能传播带来的新社会分化趋势与不平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十分迫切。

作为“礼义之邦”暨“礼仪之邦”的传统中国,各级官府在司法中注重通过一定仪式性手续彰显国家的仁义和公平态度。在广义的司法活动中,那些长期“例行公事”地实施的、带有表演性甚至略有滑稽感的“行礼如仪”手续,常常并非查明案件事实、作出或执行判决所必需,仅仅是为了昭示“慎刑”“恤刑”“仁刑”“祥刑”“哀矜折狱”“顺天”“法天”“天人合一”等大义而已。这些手续,是传统中国司法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公堂以外司法活动中的“斋决”“覆奏”“时令司法”“辞决”“放赦”“祭城隍”“祭厉”等多种仪式性程序入手,对传统中国广义司法活动中的礼仪性程序进行简略梳理,试图阐释这些礼仪程序背后蕴含的传统公正、公平、公开、人道追求,阐释其背后体现的华夏民族司法正义观。

生育权既是《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规定的自然人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而享有的民法上的人格权益,又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生育权在实现上需要男女两性协作,因此呈现出冲突性的特点,法律需要关注自然人彼此之间因生育权的实现而存在的利益冲突,也需要关注自然人生育权实现上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对此,在《民法典》以尊重人格尊严作为人格权保护的首要价值的背景下,应以自然人生育权实现上的私人利益与其他利益尤其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保护立场,修正当前存在利益冲突时所采用的畸轻畸重做法,以此助益于低生育率时代自然人生育权实现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作为晚近词坛的经典性名目,“晚清四大家”经由“二家”“三家”至“四家”层累而成,是传统词学内部调整而生成的产物,并与常州词派“形塑”而成的“四家”意识及四人的经典化历程相关。况周颐前期的“缺席”与后期的“登台”,与其创作旨趣与学术重心的转移有着紧密联系,并得益于词坛领袖朱祖谋的揄扬。在词论家不同的阐释路径下,该名目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内涵,但以派别论四家、将郑文焯置于“重拙大”理论序列,以及放大“重拙大”在况周颐乃至王鹏运词学观念中的位置,无疑会强化“共性”掩盖“个性”,甚至遮蔽词史真实。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化,其技术体系正深刻塑造着社会运行方式。从语言到思维的模仿目标,不仅推动了人工智能的拟人化,也奠定了其“黑箱化”的宿命。从技术模型到数据训练,再到生成结果,每一环节的复杂性和隐蔽性都强化了人类难以洞察的技术壁垒。这种“黑箱”性质不仅引发了技术风险的担忧,也重塑了社会对技术透明性的期待。尽管可解释人工智能的研发正试图缓解这一挑战,但距离真正的可解释似乎仍旧非常遥远,“可解释—类人”的逻辑悖论进一步放大了技术与伦理的张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社会的过程中,“新黑箱社会”逐渐成形,既带来技术赋能的可能,也引发对社会治理和人类思维能力的深刻挑战。这一进程正在重构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技术透明性与社会信任的边界。

德国媒介学家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通过“媒体思维的谱系”项目和“谱系学”方法,提出了重新理解媒介的诸多创见。齐林斯基强调对媒介思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探析,强调媒介在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联系中运作,提出媒介谱系阐释中“过去考古”“即时考古”“未来考古”的多重面向;齐林斯基的媒介学自觉地批判媒介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鼓励超越时空、超越学科和超越地域的媒介想象力,极大地拓展了媒介学的研究领域与理论视野。

《民法典》第1064条可以解决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性质认定问题。除日常家事代理权无法作为判断标准之外,《民法典》第1064条为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性质认定提供了三项判断标准。第一项判断标准是作为共同法律行为的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判断关键在于夫妻双方与被侵权人之间是否就夫妻一方侵权之债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形成合意。第二项判断标准是作为并存的债务承担的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判断关键在于被侵权人能否证明夫妻之间就夫妻一方侵权之债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形成合意。第三项判断标准是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应该采纳用途论定义,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范围因债务类型不同而存在不同。

现有法律规则逻辑结构理论能有效描述法律规则的构成要素,但对立法建构法律规则的基本逻辑及正当性问题关注不足。随着法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提炼解释法律规则立法逻辑的简约理论提供了条件。从构成要素入手,解析立法建构法律规则的基本逻辑、辨析其正当性,以及考察其“相变”会发现,“帕累托效率”标准是立法建构法律规则的真实逻辑,即将预防事故发生的负担分配给群体中预防成本较低的主体,从长远看利益受损者因为机会均等能获得充分的预先补偿,从而使变革获得一致同意、具备分配正义品格、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伴随着历史变迁,法律规则构成要素不断发生“相变”,但决定要素得以构成——确立与连接——的立法逻辑,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支配着人类制度文明的追寻历程。由此,我国法律规则理论将实现从“描述”层次向“解释”层次的推进。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导致《数据安全法》内生一定程度的语义模糊性,尽管这是弥补立法有限理性,提升数据安全主管部门行政能动性的必然结果,但国家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及数据发展的推进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对《数据安全法》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治理,并不是要消除不确定法律概念,而是要在承认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可能出现的任性、恣意进行规范。对此,需要构建一套综合性治理方案。通过制定裁量基准,对不确定法律概念所涉及的法律情节和法律效果进行细化。引入行政复议以及有限度的司法审查,确保数据安全主管部门的裁量判断在法定目的和范围内运行。

近年来,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趋势明显,各地围绕“人口”的竞争愈发激烈。设立国家高新区是地方政府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同时对劳动力迁移有着重要影响。本文手工整理了2004—2018年全国233个地级市的常住人口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设立国家高新区对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结论如下:(1)国家高新区的设立扩大了所在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在人口总量方面可以提高4个百分点。而高新区建设对于常住人口增速存在抑制作用。(2)机制检验证明,设立国家高新区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地区工资水平、改善创新创业环境三个渠道,增强了所在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家高新区的建设时间越长,在吸引人口流入方面的作用越明显,同时国家高新区对人口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和落后地区更为显著。以上结论为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清代“词史”写作的重大进展,与战争带来的世变迫力紧密相关。鸦片战争拉开了晚近剧烈世变的序幕,因其战争性质特殊,又正值清词发生深刻变化之时期,所以鸦片战争前后的“词史”书写,数量极为可观,并展现出多方面的全新向度。鸦片泛滥催生词坛鸦片题咏热潮,令咏物与“词史”两大门类得到天然沟通,构成咏物词史上的新气象;词人面对世变的实录与想象,一方面接续“诗史”传统,将纪实精神发扬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新奇的文本艺术特质;而常州词派“词亦有史”的理论标准,曲笔隐喻的手法主张,也在创作实践中被自觉加以运用,这是长期被忽略的重要词学现象。鸦片战争时期的“词史”书写,下启太平天国,直至清季民初“词史”巅峰,其价值与意义有必要重估,理应获得更准确的评价。

公民行踪轨迹信息类属于个人敏感信息,理应受到特殊保护,但侦查实践中对该信息使用却存在滥用风险。探析公民行踪轨迹信息的侦查应用模式,可以依照信息持有主体划分为侦查机关自持数据,以及收集、提取而来的社会数据。分析问题及其成因,可以得出相关概念仍需厘定、制度定位和实践存在偏差以及侦查机关信息使用缺乏控制机制等。基于成因对技术和制度的层次化法律规制逻辑,行踪轨迹信息概念厘定和体系化标准统一等内容的信息保护制度提出对策,引入检察监督在内的刑事审前主体,从而将行踪轨迹信息纳入证据司法审查体系得以保护公民行踪轨迹信息。

在数字经济领域,平台之间维持着“适度竞争”的市场格局,使得通过创新竞争成为必要,而平台对初创企业的经营者集中既能使平台取得竞争所需创新,又使得初创企业借助平台资源得以存续和发展。该等集中行为对于创新具有两面性作用,既能通过资源整合、组织模式重构等方式提升创新效率,实现对既有创新的持续丰富发展,又有可能通过扼杀式并购或在集中后实施技术封锁等方式限制或排除潜在创新,遏制相关行业及市场的创新思想来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鼓励创新”的立法框架下,应明确创新的“竞争内生模式”定位并将其置于对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整体分析框架内,坚持以合理原则构建经营者集中的创新影响评价机制,通过对申报门槛、审查标准及救济措施制度的合理构建与完善实现促进平台企业创新与激励社会创新的整体价值平衡。

推动外贸质升量稳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发展战略。面对当前外需冲击和统筹扩大内需的新形势,探究需求格局变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将本土需求和外需冲击纳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一个局部均衡模型来阐释本土需求和外需冲击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利用2000—2013年中国企业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本土需求增加和正向的外需冲击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正向外需冲击的提升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本土需求变动和外需冲击通过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两种途径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此外,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联动能够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需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区分企业规模发现,本土需求扩张和正向外需冲击可以促进大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区分企业贸易方式发现,本土需求增加和正向外需冲击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因此,要加快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赋能实现贸易强国的战略目标。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形式日益严峻,社会保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近年来,社会保障领域逐渐引起机构投资者的广泛关注。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机构投资者的偏好和行为不仅映射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与风险管理。本文从投资者偏好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偏好于社会保障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及其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基于2004年至2020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具备医疗、养老及其他社会保障偏好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风险,并且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低、女性高管占比高的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还表明,这种债务风险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完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和提升分析师关注度得以实现。本文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也为优化企业债务管理提供了实践参考。

我国行政性垄断规制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政主体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参与行政性垄断的经营者却极少被追究责任,其非法获利也未能受到妥善处理。究其原因,在于现有规制体系没有规制行政性垄断经营者非法获利的法律依据,亦缺乏具有解释力与支撑力的相应规制理论框架。应当以“恢复原状”理论为基础,短期内应通过强化行政主体履行责令改正的责任以处理经营者的责任问题,长期内应修订法律,并根据经营者在行政性垄断中的主观状态及实际作用,完善行政性垄断经营者的责任形式,明确规定并用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的方式来规制经营者的非法获利。

正确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对于深入理解和准确掌握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础、原创价值、评价体系和培育方向意义重大。本文首先溯源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进一步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础和理论支撑,重点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原创价值、评价体系与培育方向。结果表明:第一,新质生产力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高度凝练,具有创新性、新质态和高质量等特征,是传统生产力的一种“量”到“质”的升级和跃迁。第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等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理论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新质生产力概念在理论、实践和学术上具有重大原创价值。第三,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上升,但也存在阶段性增速差异,培育新劳动者、释放新生产要素动能、运用新发展手段和使用新基础设施是培育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本文针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形成基础、原创价值与评价体系的系统阐释,有利于各界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

利用2003—2020年绿色专利数据,运用知识宽度法测算了中国各省份的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财政压力对其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压力的增大会直接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压力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具有非对称的负面影响,且在东部地区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创新偏好和区域知识宽度是财政压力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中介变量,而区域知识平衡性在上述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刑事诉讼行为瑕疵在实践中呈现对公权力违法作最宽泛解释的处置态度,且处置诉讼行为瑕疵以完成实体认定为目标,存在不当忽略已经存在的诉讼行为瑕疵的放纵瑕疵行动倾向。因此应当从实现法院对国家权力违法冲动的司法控制出发,在瑕疵利益理论基础上构建以法院裁决为核心的诉讼行为瑕疵处置机制。就审查程序而言,应先以目的解释的方法识别诉讼行为瑕疵,其次以“可能性标准”为基础的反面排除规则判断诉讼行为瑕疵与公正审判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视被告人基于“瑕疵利益”作出是否行使瑕疵异议权的程序权利,以决定诉讼行为瑕疵是否应被忽略或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从轻量刑”决定,发挥瑕疵利益理论对诉讼行为瑕疵程序处置的引领作用。

民国学界富于批评精神,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界也表现明显。他们既工诃古人,更工诃今人。他们批评“喜谤前辈”的“今之少年”,批评以西方文艺之眼光与见解检讨国学,批评“衡文及乎异域”的时代现象,批评今之称赞《文心雕龙》的人为庸人,批评今人不能深知韩愈的真精神,批评反传统的“覆古派”。总之,他们既在整体上对现代以来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进行批评,又对王国维、章太炎、范文澜、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陈延杰等具体的古典文论研究者和他们的著作进行批评。无论其批评是对是错,与此前批评界大多温柔敦厚的态度相比,都批评得一针见血,坦率认真。

何种事项可以授权改革试点,这是授权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授权改革试点事项具有实在法基础和深厚法理支撑的特定性。授权改革试点制度的实质法治观意味着,授权事项特定性具有实质内容的限定,它包含且超越了仅要求符合形式的授权明确性。借由改革试点事项的类型化,可以架构起一套决定授权改革试点特定事项范围的方法体系。授权创制试点特定事项的决定方法包含关键两步:一是经过授权创制试点阻却事由的论证,确定创制试点事项的推定禁止范围和一律禁止范围;二是在前述推定禁止范围的事项内,经过创制试点个案中的利益衡量,最终确定是否作出授权决定。授权改制试点特定事项的决定方法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确定改制试点事项的授权禁区;二是在授权禁区之外,以实质违法的个案式判定为中心确定是否授权改制试点。

基于GARCH模型的动态赋权法合成金融周期指数,使用连续小波变换从时频视角测度经济周期、金融周期、货币政策周期和财政政策周期的周期性特征,实现对各周期进行时序和频谱的二维测度。基于小波相干分析对各周期之间的协同效应进行探讨,并使用动态溢出指数模型来进一步系统地考察各周期之间的风险传导渠道。研究发现:(1)我国当前面临经济和金融双重叠加的下行压力,金融周期长度长于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周期长度长于财政政策周期。(2)金融危机之后,各周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金融周期呈顺周期性,货币财政政策周期呈逆周期性,其中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占主导地位。(3)近年来金融周期波动的溢出影响显著增强,股市、信贷分别是影响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渠道。我国应持续推进货币政策由“稳健”向“宽松”过渡且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延长政策的期限结构,从而提振预期,助推经济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改革试点决定,是在新时代改革形势下在法治轨道上协调具体法律制度与改革紧张关系的创新举措,构成了一项重大的宪法实践创新。虽然《立法法》将这一实践创新确立为法律制度,但仍需从宪法视角来理解其宪法意义及宪制功能,据此为其上升为宪法正式制度提供规范依据。授权改革试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授权类型,在性质、目的及所涉及的宪法权限关系上均不同于其他授权类型。授权改革试点消解了具体法律制度与改革的紧张关系,通过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法律规定为改革试验创造法治空间,既满足了改革主体的改革意愿,调动了地方试点的积极性,又强化了改革的信息反馈机制和效果检验机制,增强了改革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贯彻了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要求。下一步授权改革试点要上升为宪法制度,首先要通过宪法解释来明确其宪法依据,进而构造由法律保留原则、授权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共同构成的原则体系,为其设定合宪性的基本遵循和规范。

人类传播学范式演进的背景下,用户生成内容引发了全民参与的浪潮,产生了严峻的侵权问题。结合反公地悲剧理论,分析整合分散且排他的产权以合法使用他人作品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这激励了海量铤而走险的侵权行为。侵权数量可作为判定资源合法使用不足的重要指标,亦体现了用户的高频使用需求与合法利用可能性。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非职业用户创造冲击了著作权基本法律关系,并与以产业化职业主体为规制对象的许可机制严重错位,有效集体管理的缺位进一步增加了碎片化权利的整合成本。对此,应完善合理使用制度以弱化权利的排他性,活用责任规则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在先作品的高效率合法使用与用户生成内容的创作繁荣,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

近年来,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数字劳动方式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成为带货主播。既有关于带货主播的研究已经展示了该群体的劳动过程及情感实践,但是未曾论及全民带货趋势的成因。为此,本文基于道德经济学的理论视角,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两种研究方法,试图深入剖析大众选择直播带货的深层因由。为了厘清带货主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依据阶层维度和收入维度提出了一个带货主播的类型学框架,将现有的带货主播分为精英复制、草根逆袭、中产迷茫及底层边缘四种类型。继而从社会情境、外在环境和内在要求三个方面分析了大众为什么能以及为什么都要去直播带货。研究发现,道德经济渗透于直播带货的商品价值和社会互动中。同时在流量经济下,道德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不同类型的带货主播面临着道德资本增值和道德反噬两种结果。直播带货是理解当下数字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直观的切面和窗口之一,以道德经济学为视角,加大对理论和现实的反思,才能更好地寻求直播行业长远发展的方法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