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包括DeepSeek式人工智能危险性的根源,不在其能否具有类人或超人的能力,而在其能否具有人类认知意识。当代人工智能意识研究大多默认讨论主观体验意义上的意识,并因此陷入困境。依循黑格尔在认知意义上讨论意识能够摆脱之,继而切实回答人工智能意识的限度、人类意识的本质以及人工智能意识能否成为人类意识等问题。在认知意义上,人工智能具有意识,其可能性主要由人工知觉能力与机器学习范式保障,但也因此存在知觉认识基础与数学认识过程的有限性,包括直接肯定性、形式普遍性与抽象同一性等。然而,人类认知意识的本质是思维,思维的特征是无限的思辨性,即特定的否定性与具体的统一性。显然,人工智能认知意识不擅此道,无可能成为人类认知意识,亦因此不若人工智能威胁论主张般危险。

“双减”政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义务教育变革发展的战略性政策,对减轻学生负担、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回应型政府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双减”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深入探究“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认为:“双减”政策在革除教育功利短视行为、扭转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教育倒挂、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情绪、匡正“影子教育”过度市场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出现了执行行为机械生硬、制造出新教育不公平、引发学校教育秩序混乱、协同减负功能丧失等问题。“双减”政策这些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从回应型政府建设的角度构建政策机制,导致政府政策对社会实践关切不够。为此,本研究提出:从塑理念、建机制、强供给、促参与来打造回应型政府,以促进“双减”政策不断切实回应社会公众需求,这对强化政府的主动性和责任性,提升政府双减政策效果,满足社会公众对教育“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人介入他人缔约致损且具有归责基础时,通常可配置侵权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5条主旨为“合同订立中的第三人责任”,颇具中国特色。其目的是确定第三人欺诈和胁迫时的责任承担,其性质均为侵害人身自由的侵权责任。该条并未纳入因第三人过错促成合同成立的行为,尤其是第三人过失提供不当信息的行为。我国法有必要建构完整的第三人介入合同行为的责任规则,还应规定第三人因过失促成合同订立导致缔约一方受损时的责任承担。这主要见于第三人赋予缔约方特别的、高度的、可期待的信赖之情形,包括信赖第三人的品行、经济实力、专业和经验等。第三人因过失提供不实信息促成合同成立的,在符合严格的责任成立要件时,应承担相应责任。我国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应做两方面的理论革新。一是着眼于受害人的意思形成自由而非其经济损失,第三人不当介入他人缔约的行为均剥夺或干扰了绝对权,理论上可用侵权责任统一缔约中的第三人责任。二是改变既有的基于责任的结果思维,而着眼于行为导向,第三人缔约过失行为同时发生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上的效力,应兼用侵权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

通过分析侨批文化特质,阐释侨批文化赋能侨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探讨基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侨批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为路径。以侨批为纽带的信息传递方式实现了海外华人同故土的跨界联结,这一过程塑造了侨批文化具有鲜明的基层特质、地域特质、情感特质和实践特质,这些特质作为侨乡的内生动力得以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赋能侨乡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通过多维度挖掘侨批文化,推动侨批文化全方位融入侨乡高质量发展,以期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慧和经验。

当前国际传播领域中,中国的内容供给呈现出较强的传统文化偏向,对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的呈现则明显不足。这种供给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多维性与复杂性,也难以满足国际受众对中国真实面貌的关注需求。本文基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框架,结合马克思的生产有机统一体理论,构建了国际传播内容供给的四环节分析框架,包括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通过基于文本挖掘的量化分析与案例研究,揭示当前国际传播内容供给的当代性不足及其表现形式,进而提出从全链条优化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协作、未来价值导向、区域化分配策略与“平和传播”理念是优化当代内容供给的关键。文章强调,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改革,不仅能提升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和情感共鸣,也有助于塑造更加真实、多元的国家形象,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文化认同、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

本文基于人类机会指数(Human Opportunity Index),以我国低收入片区为例分析了我国区域性学前教育的机会不平等情况,讨论了区域内和区域间机会不平等的来源,并对教育质量的机会不平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区域性学前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体现在低收入地区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相对不足,不同环境背景儿童间的机会分布存在明显差距;对区域内机会不平等贡献最大的环境因素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其次是户籍因素和民族因素;低收入地区在总体和弱势群体机会覆盖率以及人口分布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三者共同导致了区域间的差距。此外,学前教育的质量同样存在机会不平等情况,低收入地区学前教育尚未起到提高儿童人力资本的作用。

中国居民消费行为一方面深受数字鸿沟和数字红利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又日趋分化,并呈现典型的偏态分布。为破解目前消费结构分化问题,扩大内需,以消费升级牵引供给创新,本文考虑到各地区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程度,揭示数字鸿沟影响下居民消费结构特征、分化规律以及数字红利对负面冲击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居民消费的显著负面冲击会随着个体消费水平由低至高呈现“U型”趋势,数字红利对这种消费制约的弥合作用则呈现“倒U型”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主要抑制了中部地区和升级型消费行为的提振。促进数字红利均衡释放、缩小数字鸿沟对优化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市场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典》第1064条可以解决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性质认定问题。除日常家事代理权无法作为判断标准之外,《民法典》第1064条为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性质认定提供了三项判断标准。第一项判断标准是作为共同法律行为的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判断关键在于夫妻双方与被侵权人之间是否就夫妻一方侵权之债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形成合意。第二项判断标准是作为并存的债务承担的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判断关键在于被侵权人能否证明夫妻之间就夫妻一方侵权之债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形成合意。第三项判断标准是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应该采纳用途论定义,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范围因债务类型不同而存在不同。

作为“礼义之邦”暨“礼仪之邦”的传统中国,各级官府在司法中注重通过一定仪式性手续彰显国家的仁义和公平态度。在广义的司法活动中,那些长期“例行公事”地实施的、带有表演性甚至略有滑稽感的“行礼如仪”手续,常常并非查明案件事实、作出或执行判决所必需,仅仅是为了昭示“慎刑”“恤刑”“仁刑”“祥刑”“哀矜折狱”“顺天”“法天”“天人合一”等大义而已。这些手续,是传统中国司法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公堂以外司法活动中的“斋决”“覆奏”“时令司法”“辞决”“放赦”“祭城隍”“祭厉”等多种仪式性程序入手,对传统中国广义司法活动中的礼仪性程序进行简略梳理,试图阐释这些礼仪程序背后蕴含的传统公正、公平、公开、人道追求,阐释其背后体现的华夏民族司法正义观。

生育权既是《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规定的自然人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而享有的民法上的人格权益,又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生育权在实现上需要男女两性协作,因此呈现出冲突性的特点,法律需要关注自然人彼此之间因生育权的实现而存在的利益冲突,也需要关注自然人生育权实现上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对此,在《民法典》以尊重人格尊严作为人格权保护的首要价值的背景下,应以自然人生育权实现上的私人利益与其他利益尤其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保护立场,修正当前存在利益冲突时所采用的畸轻畸重做法,以此助益于低生育率时代自然人生育权实现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当今时代,数字媒介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渗透日益加深,智能手机成为人类与世界连接的中介,激发了人们对数字化生存样态的反思,催生了数字极简主义。数字极简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压抑自我意识和异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拒斥,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同一指向。数字极简主义具有马克思无产阶级意识的某些特征,两者的实践目标一致、路径方法接近。两者都认识到了资本在现实社会和数字社会发展中的不可忽视性及其对社会公众的剥削。但是,数字极简主义选择在可能被资本支配的数字生活中寻找“主体性”,同时受限于现实生活,只能尽量回避“异化”的资本统治,选择“离线”,通过断裂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物质关联,形成对改造现实世界的基本关注,回避智能化造物对人类劳动的“篡夺”,潜在地回避了资本主义的技术圈套。可见,数字极简主义既未形成对数字世界的统一生活样态,又未构成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抗争。同时,其对数字资本的抵抗行为并未表现出彻底性的特征,而是在逃避与接受之间徘徊。为此,应以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祛除数字极简主义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逃避,以无产阶级意识的实践升华数字极简主义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打通数字极简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的联结沟通路径。

“网红”旅游城市凭借新媒体的传播效应和消费升级趋势迅速崛起。尽管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已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网红”旅游热度如何激发城市创新的研究仍较为匮乏。本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系统检验了网络旅游热度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表明,“网红”旅游热度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创新产出,这一促进作用对于非发明专利创新的推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网红”旅游热度主要通过市场需求响应和创新要素供给激励创新;而其对发明专利创新的作用相对有限,原因在于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相对不足。拓展性分析发现,随着城市营商环境优化与宜居性提升,“网红”旅游热度在推动发明专利创新产出方面的作用将逐渐显现。为此,应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政策设计中的前瞻性规划,通过整合多元资源,将短期网络旅游热度转化为城市持续且高质量的创新动力,从而助力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动外贸质升量稳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发展战略。面对当前外需冲击和统筹扩大内需的新形势,探究需求格局变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将本土需求和外需冲击纳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一个局部均衡模型来阐释本土需求和外需冲击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利用2000—2013年中国企业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本土需求增加和正向的外需冲击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正向外需冲击的提升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本土需求变动和外需冲击通过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两种途径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此外,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联动能够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需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区分企业规模发现,本土需求扩张和正向外需冲击可以促进大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区分企业贸易方式发现,本土需求增加和正向外需冲击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因此,要加快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赋能实现贸易强国的战略目标。

民国学界富于批评精神,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界也表现明显。他们既工诃古人,更工诃今人。他们批评“喜谤前辈”的“今之少年”,批评以西方文艺之眼光与见解检讨国学,批评“衡文及乎异域”的时代现象,批评今之称赞《文心雕龙》的人为庸人,批评今人不能深知韩愈的真精神,批评反传统的“覆古派”。总之,他们既在整体上对现代以来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进行批评,又对王国维、章太炎、范文澜、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陈延杰等具体的古典文论研究者和他们的著作进行批评。无论其批评是对是错,与此前批评界大多温柔敦厚的态度相比,都批评得一针见血,坦率认真。

通过对10位短视频博主、5位MCN机构运营管理人员和18位短视频平台用户进行深度访谈,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运用NVivo12软件对访谈记录进行三级编码,从平台、MCN、博主、用户四个角度入手,以多主体视角分析短视频博主人设塑造动力机制。人设起源于博主的自我意识,但会受到粉丝、游客、MCN机构和平台的凝视,博主在元认知的促使以及追逐流量的生态下将自我意识与他者凝视进行融合,不断进行自我评估、目标设定和规划调整,对人设进行动态组构。多方的目标在商业诉求之下达成一致性,致使自我意识与他者凝视的组构具有阶段性稳定的特征,互联网技术可供性提供了互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将大数据作为具体动态人设运行工具,从而形成人设的一定阶段稳定性与动态性的关系。动态机制的观念有可能解释人设形成机制,同时重构人设的标签化、符号化商业与社会价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56条第1款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之诉的规定属于新设制度,对其研究应由立法论转向解释论。确认成员身份案件虽然不直接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但是成员身份和能否享有一系列的民事权益具有直接相关性,在程序上应将其归为确认之诉而不是非讼案件,其实质是引入国家强制力解决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内部治理问题。立法未采取“先政府处理,后行政诉讼”的路径,成员身份确认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当事人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成员身份确认纠纷实行非协议仲裁、可裁可审、裁后可审制度,仲裁并非诉讼的前置条件。法院应当受理单纯请求确认成员身份的案件,《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应在二级案由“所有权纠纷”项下新增三级案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纠纷”,列在“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由之前。

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研究国际媒体的涉华叙事提供了关键语符与核心脉络。从叙事文本到叙事行动分析国际媒体对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报道情况,有助于展演国际媒体的叙事图景与认知挑战。当前,在区别化叙事者、动态性叙事情境以及互异性叙事行为的影响下,国际媒体在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构建的国际关系与现实意义上形成了差异显著的叙事图景,认知层面存在较为突出的互斥对立挑战。运用“从文本到行动”的分析方法,未来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国际叙事的研究应确立叙事文本和行动在研究中的独立地位,并在从文本向行动的渐次深入分析中,增强“真实感”以促进同现实的对话。

近年来,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数字劳动方式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成为带货主播。既有关于带货主播的研究已经展示了该群体的劳动过程及情感实践,但是未曾论及全民带货趋势的成因。为此,本文基于道德经济学的理论视角,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两种研究方法,试图深入剖析大众选择直播带货的深层因由。为了厘清带货主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依据阶层维度和收入维度提出了一个带货主播的类型学框架,将现有的带货主播分为精英复制、草根逆袭、中产迷茫及底层边缘四种类型。继而从社会情境、外在环境和内在要求三个方面分析了大众为什么能以及为什么都要去直播带货。研究发现,道德经济渗透于直播带货的商品价值和社会互动中。同时在流量经济下,道德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不同类型的带货主播面临着道德资本增值和道德反噬两种结果。直播带货是理解当下数字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直观的切面和窗口之一,以道德经济学为视角,加大对理论和现实的反思,才能更好地寻求直播行业长远发展的方法与路径。

萧统作为梁朝皇室代表主持《文选》编纂,令选文不仅富于文学美感,也包含一定政治意味。以素来被视为治国首务的“选贤任能”为例,萧统透过文章选录,从多方面展现其人才观。如《文选》笔类以汉武帝求贤《诏》领首,牵涉众多强调人才重要性的篇翰,揭示出君主求贤政策与驭人之术之间的诸多问题。选文对汉代张良、南齐王俭不吝赞誉,彰显此书以“帝师”为仕宦的理想鹄的。面对士人的仕途失意,《文选》选录了数量可观的怨愤、自宽之作,并认可隐逸文学。于意蕴深邃的选文尺度中,传达出萧统对文学与政治的深刻感悟。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加快培育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对于优化企业的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提升运营管理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优化劳动力资源结构,从而提高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表明,较弱的劳动议价水平与充足的劳动要素供给将会增强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投资效率的积极作用。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衰退期企业与数字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构建了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研究框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及企业推进人工智能战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梦境插图与明清世情小说有着密切的关联,不仅梦境插图集中在世情小说当中,而且图像表达也呈现出独特的“世情化”特征。梦境插图以世情小说文本为依据进行构图和绘刻,表现婚恋情感、人生命运和善恶道德等世情内涵。梦境插图又具有图像阐释的能动性,聚焦于世情人物和世情场景的绘刻和再创作,通过“梦里”与“梦外”的双重图像形态来再现、深化和拓展小说中的世情主题。梦境插图作为世情小说的副文本,还对小说文本的阅读和传播具有突出的辅助作用,进一步凸显和强化了世情叙事和世情主题。梦境插图的这种“世情化”现象的形成,是梦文化意识的民族累积、梦境图像绘制的繁荣与明清尚情文化思潮合力作用的结果。

行业发展,标准先行。新时代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标准建设工作。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标准存量数据,探讨了标准建设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标准建设有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且该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成本、市场势力与国内中间品使用强度在标准建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出口贸易方式的转换以及市场资源再配置效应是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重要原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经营管理集体财产,也可以选择以集体财产投资于其他市场主体而非直接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投资设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非公司法人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等市场主体,只不过不得对被投资主体承担无限责任。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其代行所有权的集体财产投资于其他市场主体,还须满足相应主体法和登记法关于出资形式和财产权转移规则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应由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定,未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代表人没有投资代表权。如相对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投资合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发生效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审美追求和精神特质,是旅游产业创新的重要精神力量,本文利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专利数据,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旅游产业创新的影响,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了旅游产业创新,该结论在将河流密度作为工具变量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企业样本和文化多样性较高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通过增加地区吸引力和提升旅游市场潜力促进旅游产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旅游产业创新进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中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文化类型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促进了旅游产业创新。研究结论为利用传统文化推动旅游产业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实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本文以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投入协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投入的协同作用对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更明显;数字化转型和利用式技术投入的协同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更明显;将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结合起来发现,数字化转型和探索式创新投入以及利用式技术创新投入的协同作用均对实质性技术创新产出更明显;在数字化转型较低和技术创新投入较高时,协同作用最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协同作用主要通过为企业带来新的生产条件、使企业成功利用创新网络中的资源和机会并使得技术创新投入和数字化转型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技术产出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企业对未来有更多的计划。本文所探讨的协同作用和机理可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经验证据。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借助公私协作方式实现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目标,是实现公共数据治理的创新之举。但该制度兼具维护公益的行政主导和主张自由协商的私法自治的内容,在公私分立的理论传统影响下,学界对其法律属性存在诸多分歧观点,直接影响着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制度展开和功能发挥。为从整体上把握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法律属性,急需破除非公即私的理论藩篱。遵循公私协作的价值理念,以德国双阶理论为分析工具,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分解为公法属性的第一阶段和混合属性的第二阶段的双阶法律构造,从整体上把握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法律属性。按照不同阶段体现的公、私属性,构建对应的权力(权利)配置、监督以及救济制度,以激发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公私协作动力,增强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效果。

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机制具有契约法和组织法双重属性。对其进行法律规范时不能仅从契约法视角出发,还应关注其所蕴含的组织法逻辑与问题。组织法视角下,业绩承诺的核心问题在于作为公司管理层的承诺方和作为公司股东的受诺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围绕这一冲突,其组织法逻辑在于公司权力的配置与规范,以及制度利益的衡量与协调。对于前者,应当明确承诺方经营权和受诺方股东权的取得、行使与保护边界;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在契约法的自由价值和组织法的秩序价值间进行权衡,实现合同法规则、公司法规则、证券监管规则的协调统一,构建综合性的业绩承诺法律规范体系。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频发,对经济的创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构成障碍。数字经济呈现出数据要素化、平台生态化、算法智能化等新型特征,给反不正当竞争法带来了现实的挑战。为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进行相应的制度规则完善,主要包括加强商业数据权益保护、明确数字平台公平竞争义务、认定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适用中应处理好与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协调问题。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两大核心法律途径,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行政救济体系的主体框架。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后“大复议、中诉讼、小信访”格局的逐步形成以及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大量应用,司法实践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理论层面,应重新界定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对审查内容和审查程序进行再定位、再考量。实践层面,应确立层次化的审查思路,妥善把握行政诉讼的谦抑性与终局性,注重比例原则的适用,妥善解释“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确立“较小改动”规则,推动复议与诉讼受案标准的全面衔接,并构建行政复议事实认定的司法确认机制,探索构建系统化的“一揽子”纠纷解决程序。同时,积极运用穿透式审查方式,深化调解和解制度,多措并举推动源头治理,构建长效解决机制,从而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回应当事人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在近代文学理论中,文集或集部被当作文学的指称,论者甚至以集部或文集的创立为文学独立的标志。但古代典籍异常繁杂,往往一书兼具多体。《四库全书总目》部次群书时便不得不予以辨体:或对此类杂体书作规范性批评,或据所辨“书体”进行分类。在对集部进行辨体时,《四库全书总目》往往将义理、史事、名物等内容元素列举为文集的对立面,凸显文集的文本形式。由于内容与形式在现象界无法截然二分,因此文集与集部的确立是文本形式价值的显题化,相对而言经史子则是内容价值显题化。相应地,“文学”与“学术”的分际也只是从抽象概念层面分别对形式与内容的凸显,在具体书写品中它们仍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可见,“文学”独立于“学术”的论断并不符合古代中国的文化实情。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64条下,未设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代为行使的定位不明确,由此导致了代行主体、代行性质、代行内容、代行责任等方面出现不同的适用路径。事实上,从“政经合一”到“政经分立”,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已从混同状态演变为相互分离、相互配合的状态。如此,村民委员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具备相应的规范基础、权利基础和适用基础。其规范基础在于村民委员会并不具备经济职能,而是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行使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权利基础为依据集体所有权并作为集体所有权代表主体代为行使;适用基础则是界分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内容,以此构建内部融洽的乡村治理结构。相应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64条的参照适用可解读为基于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定位特殊性、组织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组织责任的特殊性对集体经济组织法规范予以修正适用,并结合村民委员会的特殊性以及民法的一般规则确定代行产生的法律后果。

高等教育布局的空间结构对教育强国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反映省域层面高等教育布局的空间结构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考察了省域高等教育布局的空间结构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可能关系。研究发现:第一,省域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形特征,多中心程度的提高最终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第二,城市创新是该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路径机制。第三,省域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次级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基于上述结果,适度推进高等教育在区域空间上的多中心布局,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头部效应,突出次级城市基于区域禀赋的比较优势,是提高城市创新绩效,促进城市经济合理增长的有效路径。

集团内公司间的控制权是国家出资公司集团发挥组织功能的关键,但现行法律未对此提供积极性调整规则。制度上,国家出资公司集团遵循着强调单体公司意志独立的私法规范,实践中“人财物产供销”统一控制却常超越了单体公司独立法人界限,并涉入公法属性的行政权,部分国家出资公司集团为实现公共利益,也必须对从属公司进行统一控制。对于制度与实践的背离,集团控制权需从契约关系转为法定权力,并以“实体透明”原则构建义务与责任规则,以分类分层方式鉴别公司公法属性的作用场域。具体规则上,“决策控制”为集团控制权客体,控制公司股东会对商业类重要从属公司的重大决策可通过“表决权穿越”来参与;控制公司董事会、经理层对商业类从属公司决策事项,及控制公司对公益类从属公司决策事项,可采用指令式的统一控制权。同时以“财产独立”作为维护从属公司法人人格的核心,使控制公司承担补偿义务及替代责任。

日本江户时期的《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和《通俗台湾军谈》,是创作自由度很高的读本,放在通俗军谈之列模糊了其属性,《绘本国姓爷忠义传》是这两部读本拼合而成。读本的底本除前人所考的《定鼎奇闻》《靖台实录》外,还有时事、笔记小说《辽海丹忠录》《明季北略》等。通过对中国史料“七实三虚”的剪裁翻改,达到“三实七虚”的叙事效果。读本将熊廷弼、李成栋等人事迹嫁接到郑氏父子身上,形塑郑氏父子忠臣、军神、海上霸主等形象。通过推进明、清、倭、国姓爷、大员等构成的两条文本隐性叙事进程,和图像互文阐释,影响了上层到平民的历史教育。这些读本在明治时期多次再版并被引用,对中国晚清的郑成功叙事产生了影响。

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仅靠工资集体协商是不够的,但要推行工资集体谈判,就必须解决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谈不拢怎么办”。对此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赋予劳动者集体行动权,通过博弈的方式迫使用人单位妥协,但这显然不太现实,而且祸福难料,这种观点完全是“劳动三权”逻辑下的思维定式所致。域外很多国家为解决公共部门员工要涨薪但不能采取集体行动的困局创设了利益争议强制仲裁制度,尤其是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为解决薪资争议创设了最终报价仲裁制度,该制度既能解决“谈不拢怎么办”的问题,又可避免集体行动的危害,还比较容易操作,非常值得借鉴。

基于交易治理的视角,本文实证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整体、证券投资基金和保险基金等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整体交易强度以及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强度与公司研发强度显著负相关,但这种负相关关系只发生在研发投资过度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的公司不存在类似关系,保险基金交易强度与研发强度关系不显著,而且机构投资者整体和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强度还能够显著促进公司创新效率提升。异质性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整体交易强度与研发强度的负相关关系主要局限于经济发达地区上市公司,而且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在影响机理方面,研究发现股票流动性和管理层财富业绩敏感性在机构投资者交易强度和研发强度的关系之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龚自珍被学术界公认为“近代文学的开山祖”,这一文学史地位的确立经历了百余年的演变历程。其先决条件是龚自珍在当时及稍后得到亲友圈层内外的普遍认可,获得了较高的早期评价,但同时存在着文、词评价较高而诗歌评价较低的文体“错位”现象。到近代晚期,随着宋诗派、诗界革命派和南社对龚诗的持续推扬,龚自珍的文学声名随之得到大幅提升。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最先将龚自珍确立为近代文学的启蒙人物,这一认识超越了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类似著述。然而,真正确立“近代文学的开山祖”这一历史定位,则要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研究范式的成熟密切相关。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维护产业链安全和提升产业链韧性指明了方向。对双循环影响产业链韧性的理论机理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了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果、异质性表现、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国内大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特征,国内国际双循环能够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在“卡脖子”行业中,国内大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还未产生显著效应,国内国际双循环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特征;在其他行业中,国内大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呈现“U形”特征,国内国际双循环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水平提升。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沿海地区双循环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水平提升;在非沿海地区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国内大市场和技术创新是国内大循环影响产业链韧性的重要路径;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韧性水平。

北宋时期,韩孟诗派“夺造化”诗学理念的传播对画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催生出一种新的诗画同源观念。这一观念认为,绘画与诗歌一样,均具备重塑现实秩序、扭转自然、创造新世界的力量,进而以“昌黎公诗中有画”的判断丰富了传统“摩诘诗中有画”的诗画一律观的内涵。“昌黎公诗中有画” 对传统诗意画所追求的“清篇秀句”的雅致美感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入了奇险生新的崭新审美取向,给予欣赏者感官震撼而非感官愉悦,从而为诗意画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宽广的路径。

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等,都无法实现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全面智能化的情况下,沃尔泽的社会善品意义论语境主义正义为分配正义算法化提供了思路。以作为社会善品之一的面包为例进行论证,在面包处于不直接危及人的生命的社会语境中、直接危及个体生命的社会语境中、多主体生命竞争的社会语境中,人工智能算法都可以根据面包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所拥有的不同的社会意义——比如商品、供品、奖品,急救品,敬老品、爱幼品、生命等价品等——所决定的不同的分配正义原则,包括等价交换原则、随缘供给原则、归于应得原则,满足需要原则,敬老式原则、爱幼式原则、随机式原则等,对面包进行正义的分配。从社会善品意义论语境主义正义来指导人工智能算法编程,以期实现分配正义算法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