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行为一方面深受数字鸿沟和数字红利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又日趋分化,并呈现典型的偏态分布。为破解目前消费结构分化问题,扩大内需,以消费升级牵引供给创新,本文考虑到各地区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程度,揭示数字鸿沟影响下居民消费结构特征、分化规律以及数字红利对负面冲击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居民消费的显著负面冲击会随着个体消费水平由低至高呈现“U型”趋势,数字红利对这种消费制约的弥合作用则呈现“倒U型”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主要抑制了中部地区和升级型消费行为的提振。促进数字红利均衡释放、缩小数字鸿沟对优化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市场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充分挖掘 CGSS 和 CHIP两大数据库，采用跨时空双样本构建方法，显著增加有效数据量并从视角和度量两个主要维度综合考察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变迁。研究发现:(1)从全局性流动指标看，代际收入相对流动性呈现“60后较强、70后最强、80 后最弱"的特征，而代际收入绝对流动性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从局部性流动指标看，虽然中国代际收入相对流动性到“80后"达到最弱，但底层群体向中层流动的机会依然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结合我国流动性水平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分析得出，在确保相对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的前提下，继续努力促进绝对流动性的提升，是目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积极迈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两大核心法律途径,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行政救济体系的主体框架。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后“大复议、中诉讼、小信访”格局的逐步形成以及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大量应用,司法实践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理论层面,应重新界定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对审查内容和审查程序进行再定位、再考量。实践层面,应确立层次化的审查思路,妥善把握行政诉讼的谦抑性与终局性,注重比例原则的适用,妥善解释“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确立“较小改动”规则,推动复议与诉讼受案标准的全面衔接,并构建行政复议事实认定的司法确认机制,探索构建系统化的“一揽子”纠纷解决程序。同时,积极运用穿透式审查方式,深化调解和解制度,多措并举推动源头治理,构建长效解决机制,从而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回应当事人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全球北方发达国家重视自己的数字主权，努力捍卫并扩张其在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主权在数字空间的覆盖。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还没有树立起全面的数字主权观念，但已经初步意识到: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全面直观地呈现一国的数字主权独立自主水平，笔者设计了数字主权指数(DSI)这一度量指标体系，并期望围绕这一度量体系促进全球南方各国在数字主权问题上的对话与协作。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频发,对经济的创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构成障碍。数字经济呈现出数据要素化、平台生态化、算法智能化等新型特征,给反不正当竞争法带来了现实的挑战。为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进行相应的制度规则完善,主要包括加强商业数据权益保护、明确数字平台公平竞争义务、认定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适用中应处理好与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协调问题。

财政透明度作为政府政务公开的核心内容，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指标。以2015 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这一重大制度变革为契机，构建准自然实验研究框架，系统考察财政透明度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验证了"更好的信息会带来更高的合规性"的理论预期。(2)机制分析表明，财政透明度通过提升政府行为合规性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促进企业税收遵从，但政府效率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反映出短期内透明度提升可能暴露原有低效问题。(3)异质性分析显示，财政透明度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融资约束较低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对隶属地税征管的企业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的避税行为具有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些发现为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1)进一步强化财政信息公开，通过数字化手段(如政务 App)提升信息可及性。(2)优化预算监督与问责机制，以合规性建设和公信力提升增强企业纳税意愿。(3)针对企业异质性实施差异化政策，例如对中小企业加强税收宣传，对欠发达地区优化财政支出透明度。

龚自珍被学术界公认为“近代文学的开山祖”,这一文学史地位的确立经历了百余年的演变历程。其先决条件是龚自珍在当时及稍后得到亲友圈层内外的普遍认可,获得了较高的早期评价,但同时存在着文、词评价较高而诗歌评价较低的文体“错位”现象。到近代晚期,随着宋诗派、诗界革命派和南社对龚诗的持续推扬,龚自珍的文学声名随之得到大幅提升。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最先将龚自珍确立为近代文学的启蒙人物,这一认识超越了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类似著述。然而,真正确立“近代文学的开山祖”这一历史定位,则要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研究范式的成熟密切相关。

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否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对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以2013-2021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以及给这些上市公司信贷的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上市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发挥“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影响主要由银行的战略数字化和管理数字化转型驱动。特别地，在外部金融科技发达而自身数字化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其风险承担具有更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其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及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滴灌通投融资模式是滴灌通公司创设的一种基于每日营业收入分成的新兴投融资模式,兼具股权与债权的双重特征,在实践中面临法律适用、资金跨境监管协调、投资者风险防范等难题。对于法律适用,每日收入分成合同属于类债权合同,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的规定并参照适用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投融资模式整体属于以资产证券化产品为投资对象的私募基金业务,适用澳门法有关规定。对于资金跨境监管,应以风险预警为主,今后可由我国证监会与澳门金融管理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建立跨区域资金流动协同监管机制。对于投资者风险,澳门金融管理局要加强对滴灌通澳门交易所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反洗钱义务的履行监管。

当前,调解已成为我国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和基础程序。行政复议调解在复议机关的主导下,通过协商平衡各方利益达成合意解决纠纷,是行政复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方式。行政复议调解书是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的书面确认书,其并不完全等同于行政复议决定书。从行政复议调解书的作出、内容和实施来看,其具有“作为合意结案方式”“作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结果”和“作为执行依据”的三重规范属性。行政复议调解书的作出规则、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方式需要在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规定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和细化,以更好实现行政复议调解结案的制度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安全重要论述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和人本技术观中国化的新成果，主要包括统筹数据发展与数据安全、构建多元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国际数据安全合作、打造多层次和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队伍等重要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安全重要论述拓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与外延，使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和人本技术观在数智化时代焕发出新的理论生命力，为我国统筹数据发展与数据安全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和清晰的行动路径。这些论述超越了西方数据商业化应用优先的功利导向，突破了西方数据安全观霸权思维的狭隘与偏私，戳穿了“中国数据威胁论”的荒谬逻辑，为促进全球数据资源安全有序地开发利用，推动国际社会形成以数据主权平等、自主发展与自主管理为核心的数据安全治理共识，提供了中国智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维护产业链安全和提升产业链韧性指明了方向。对双循环影响产业链韧性的理论机理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了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果、异质性表现、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国内大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特征,国内国际双循环能够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在“卡脖子”行业中,国内大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还未产生显著效应,国内国际双循环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特征;在其他行业中,国内大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呈现“U形”特征,国内国际双循环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水平提升。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沿海地区双循环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水平提升;在非沿海地区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国内大市场和技术创新是国内大循环影响产业链韧性的重要路径;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韧性水平。

北宋时期,韩孟诗派“夺造化”诗学理念的传播对画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催生出一种新的诗画同源观念。这一观念认为,绘画与诗歌一样,均具备重塑现实秩序、扭转自然、创造新世界的力量,进而以“昌黎公诗中有画”的判断丰富了传统“摩诘诗中有画”的诗画一律观的内涵。“昌黎公诗中有画” 对传统诗意画所追求的“清篇秀句”的雅致美感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入了奇险生新的崭新审美取向,给予欣赏者感官震撼而非感官愉悦,从而为诗意画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宽广的路径。

日本江户时期的《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和《通俗台湾军谈》,是创作自由度很高的读本,放在通俗军谈之列模糊了其属性,《绘本国姓爷忠义传》是这两部读本拼合而成。读本的底本除前人所考的《定鼎奇闻》《靖台实录》外,还有时事、笔记小说《辽海丹忠录》《明季北略》等。通过对中国史料“七实三虚”的剪裁翻改,达到“三实七虚”的叙事效果。读本将熊廷弼、李成栋等人事迹嫁接到郑氏父子身上,形塑郑氏父子忠臣、军神、海上霸主等形象。通过推进明、清、倭、国姓爷、大员等构成的两条文本隐性叙事进程,和图像互文阐释,影响了上层到平民的历史教育。这些读本在明治时期多次再版并被引用,对中国晚清的郑成功叙事产生了影响。

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等,都无法实现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全面智能化的情况下,沃尔泽的社会善品意义论语境主义正义为分配正义算法化提供了思路。以作为社会善品之一的面包为例进行论证,在面包处于不直接危及人的生命的社会语境中、直接危及个体生命的社会语境中、多主体生命竞争的社会语境中,人工智能算法都可以根据面包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所拥有的不同的社会意义——比如商品、供品、奖品,急救品,敬老品、爱幼品、生命等价品等——所决定的不同的分配正义原则,包括等价交换原则、随缘供给原则、归于应得原则,满足需要原则,敬老式原则、爱幼式原则、随机式原则等,对面包进行正义的分配。从社会善品意义论语境主义正义来指导人工智能算法编程,以期实现分配正义算法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目前我国所采取的分领域、分要素立法模式，无法为排污许可制度的一证式综合许可改革提供体系性的规范依据，需要借助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契机，实现对既有排污许可规范的体系化。排污许可制度是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的核心，这一定位决定了法典的体例结构安排中，应当在污染防治编的通则之中通过专章或专节对排污许可制度予以集中规定，编排顺序上排污许可制度应当上接预防性制度、下联事后应对性制度。排污许可的制度规范包括内部规范和外部规范两个方面，内部规范重在统一排污许可设定条款、合理设定排污许可条件、准确界定排污许可义务的内涵、正确理解排污许可证后监管措施的法律效力；外部规范重在对排污许可与环评、三同时、总量控制制度等制度的衔接规则予以规定。

清代“平定告成太学碑”是一类以平定边疆叛乱为主题、以孔庙为勒立空间的政治传播媒介。此类碑刻突破了此前纪功碑仅勒石于战地边疆地区的局限,是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勒石纪功、孔庙祭祀两类政治文化传统的发展与创新。从媒介学视角看,将平定告成碑勒立于孔庙,促成了一种具体可感、生动有效的媒介化政治传播,使得士人乃至天下人能够及时了解当朝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所作的努力,从而形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知。同时,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庙的广泛拓印与复刻,孔庙平定告成碑在建构国家认同、诠释“大一统”传播实践与政治合法性方面,发挥着政治象征、政治宣传、政治说服的传播功能。作为历史记忆,它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有着重要意义与价值。

方言异形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后者指不同方言中具有同一义位和语音对应规律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方言同源词是指不同方言中语音存在对应关系、可证明具有共同的源义素的词语。汉语史角度的个案考察中，方言异形词与方言同源词容易混淆，可从把握内涵与外延、形成原因的差异，观察书写形式及有无共同义位等方面有效区分。区分二者的学术价值在于为个案实践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方法论，促进汉语词源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助力汉语词汇学研究走向纵深等。

香港舞剧《生死萧红》及其附属演出《经验萧红》，是萧红题材突破传统文字文本局限，首次出现在多媒体舞蹈剧场并实现开放性对话。该舞剧以独舞形式为核心，解构萧红与他者的关系感，剥离传统文学视角对萧红与他者互动研究的依赖，转而聚焦其内在的情绪经验，以再现人文关怀的情感策略。以此，从生命状态的表现与创造中，以“本体回归”实现萧红形象的纯粹化与凝集化，呈现独特的艺术质感。同时，糅合舞蹈的实践方式与剧场的审美叙事，建立起“色彩隐喻”与“空间转换”两大关键艺术手法：红白二色的视觉效应，分别象征生命的热烈与疾病的悲剧，辅之以红布、病床等道具，映射萧红的蓬勃创作、追寻自由、母体经验与病体早逝等多种境遇；舞台空间的虚实转换则构建了物理与心理的双重场域，既呈现萧红外在流徙的轨迹，又指涉其精神世界的孤绝与坚韧。在割舍了“独与群”的映衬之外，仍留存了“动与静”的交涉。该舞剧客观上形成了南与北的地域碰撞，呈现东北原乡与香港终焉之地的互文关系，揭示萧红作为战时知识分子，如何在从北至南的离散经验中寻找身份认同与重构文化记忆。以不拘泥于地域差异的辩证态度，从回溯与在地的交织中探索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实现东北作家的南方形塑与想象。

加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研究对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理性行动视角,构建了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行为的分析框架,并运用A中学撤并案例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面临社会风险治理任务繁重与财政资源不足的结构化困境,该困境使得基层政府不得不以最低的经济成本来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风险;与此同时,具体的社会治理情境中公众因政策认同度与行动能力不同会形成包括合作型、对抗型、抱怨型以及服从型在内的差异化目标群体,并会给政府风险治理带来不同影响;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基层政府会结合环境约束与目标群体情境,针对性地选择积极吸纳、依法惩治、恩威并施以及拉拢赋能的策略,从而更好地引导社会力量来化解社会风险。这种选择性激励是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体现,这种精细化复合治理模式在促进社会参与、降低治理成本方面优势显著,对当前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列为立法宗旨之一,标志着行政复议制度功能定位的时代变迁。通过受案范围规范解释,辅以信访导入机制和法院释明机制,能够在入口处形成能收尽收的受案范围;通过前置情形列举规定规范解释,辅以司法引流和特别法规定的设置,能够在分道处实现能置尽置的案件分流;行政复议调解原则具有无范围限制、全流程适用和刚性约束力的特质,通过分类调解、中止情形和平台资源的灵活适用,能够在办理时营造能调尽调的程序空间;变更决定在行政复议决定体系中具有优先适用的中心地位,通过各类具体情形的精准适用和司法审查的充分尊重,能够在出口处形成能改尽改的复议决定。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支撑性机制的解释适用,将是行政复议制度发展中的一项长期性、根本性任务。

以“势”化言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亦是当代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要求。“话语势能”是话语在社会结构中积蓄影响力并生成现实效应的潜在能力，它源于话语内容的思想力量、话语主体的组织能力与话语平台的传播能力在具体语境中的交互激发。本文从“势”的哲学范畴出发，探赜“话语势能”的内涵结构与生成逻辑，提出“内容—主体—平台”三位一体的建构框架，分析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塑造中的运行机制。聚焦内容抽象、权威分散、平台割裂等现实挑战，提出具象可感的表达体系、多元协同的主体关系、融合共享的平台格局等擢升策略，以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一种兼具哲学深度与现实导向的实践方案。

作为我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否带来绿色效应,特别是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目前尚缺乏研究支持。基于我国2006—2022年266个地级市层面的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将创新型城市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其对城市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从多个视角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显著带来了绿色效应,即提升了城市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水平,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人才效应、技术效应以及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促进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城市以及绿色金融水平程度更高和数字基建水平能力更强的城市中,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在气候变化议题的社会属性越发突出的背景下，文化价值观成为了探索通过叙事进行公众气候参与动员的关键。在中国这一重要且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可能存在哪些与公众气候参与具有关联的文化价值观？何种叙事策略有助于公众基于文化价值观进行气候与？这些关键问题仍缺乏关注。本文采用焦点小组、深度访谈与叙事工作坊进行材料收集，利用扎根理论展开分析以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与西方既有研究强调应单一面向传统文化价值观或现代文化价值观进行气候叙事不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过往导向、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与人为善这四种偏向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未来导向、民族认同、拼搏奋进这三种偏向现代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形成合力，对我国的公众气候参与产生影响。与中国传统连接、强调未来的视角能兼顾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等多维度的叙事策略，并且更好地激活上述文化价值观体系，并发挥气候参与的动员效果。研究揭示了气候议题与中国社会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维度均发生着复杂关联，也为基于中国文化价值观展开有效的气候叙事实践提供了策略层面的指引。

与多样文化交融是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文化现象，现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更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样文化的影响，理论工作者有意无意地融合本土文化精神，发展出了多样的理论形态。这种交融恰恰是在面向具有时代性价值的共同现实课题时，找到了彼此的结合点。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与多样文化对话时，往往使用的是“肢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其方法、精神与主张等。但这也客观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有与多样文化交融的多重层次。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的“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学说、指导思想、观念文化的多层次深度发展。“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的有机统一，对马克思主义有全面、完整、准确的守正创新，坚持体系化、学理化要求，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总体性质和可以发挥现实价值的"优秀"部分，对理论创新具有方法论的启示价值。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面临重大战略选择时,往往会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历史惯性推动。历史、文化因素触及战略选择偏好的深层次逻辑,弥补了战略研究理性主义的视野范围。本文从战略文化的视角,揭示了美国人工智能战略背后的动因,为理解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提供了文化层面的分析框架。研究运用历史文化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以“霸权护持”“边疆文化”“美国例外论”“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四个文化维度为切口,阐释战略文化如何内化为美国国家安全意识的组成部分和战略决策的内在动因,进而引导并形塑其科技竞争战略。基于上述维度,本文推演了美国当前人工智能战略的三大动向,即以“疆域开拓与隐患遏制”为方向,沿“泛安全化与体系垄断”路径推进,辅以“选择性结盟与责任规避”手段。进而,文化局限性也对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发展施加了潜在的负面影响,包括削弱其在全球人工智能联盟的核心地位、侵蚀盟友间的信任基础,以及加剧军备竞赛和国际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风险。最后,研究提出了智库交流平台建设、消解美式霸权叙事、打造文明多样性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强化军事安全对话等举措,为构建文明多样性与多极化共生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生态提供参考。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念指引，如何处理好人民健康与环境健康的关系是法典化立法方式所应当予以回应的关键问题。《环境保护法》第39条首次明确建立环境与健康风险控制制度，但在实践中，该制度并未得到真正的建立与有效的实施。为此，有必要考察其他国家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法律制度，构建以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为“枢纽”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制度、以健康为核心的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健康风险监管制度。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为建立健全这一制度提供了契机，需要认清环境与健康保护取得实效但制度短板亟待补齐，从源头上分析产生环境与健康制度体系化障碍的原因，进而建构符合法典编纂目标的环境与健康制度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与强大动能。其内在逻辑体现为三重维度,文明发展逻辑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促进文明生成与传播交流的普遍规律,文明分异逻辑阐明了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分工深化与文明互鉴的必然逻辑,价值观念逻辑彰显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明交流互鉴的多样平等包容理念的实践导向功能。依托前沿技术集群的创新突破,新质生产力系统性突破了传统文明交流传播范式,构建起以“创新文化生产-增强价值传递-优化交互效能”为核心的文明交流互鉴新体系,有效破解了文化产品吸引力不足、跨文化沟通障碍、交互反馈迟滞等困境,极大拓展了文明交流的广度、深度与效度。在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明交流互鉴的进程中,应着力打造更有实力的中华物质文明、生成更有活力的中华精神文明、推动更为多元的跨文化交流、打造更为丰富的人类文化资源载体、践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构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新格局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从理论层面阐明了供应链与信用链及二者耦合在冲击传染效应中的机制作用，从实证层面构建了2002-2022年行业价格信息溢出指数，分析了供应链与信用链在冲击传染中的重要机制作用。研究发现，供给侧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与商业信用网络向下游行业传染，需求侧冲击则向上游行业传染。其中，生产网络主要发挥下游效应，而商业信用网络的双向传染效应显著。进一步地，金融危机期间，生产网络主要发挥下游效应，同时上游效应有所加强，商业信用网络的传染机制作用不显著。此外，生产网络和商业信用网络耦合会进一步放大行业间的风险传染。

民族生存环境是族群独享的地域自然，它是造物主的本原性设计，被族群经历漫长自然竞争而成为世代传承的地域疆界和空间结构。民族生存环境在原本上是自生境的，因其无节制消耗突破其本原性限度而滑向死境运动，形成以环境悬崖为标志的后世界风险社会陷阱。突围此陷阱的唯一方式，是意识地回归民族生存环境，恢复其生境位态和自生境能力，这需要认知和行动的双重努力。一是展开回归民族生存环境的认知启蒙，确立民族之地域环境权不可剥夺的社会共识，建立维护其环境权的社会机制。二是探索“可持续生存优先”的存在方式，抑制新技术无限度开发，建立以“大社会”为导向的开源节流的生存式发展机制，重构以慢节奏和俭朴生活为基本导向的大众生活方式。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现实问题，严重制约其发展潜力。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金融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有效方式。本文基于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探讨了智慧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现实应用路径。研究发现，智慧金融可以通过智能风险控制、大数据信用评估、区块链溯源等金融科技手段，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提高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然而，智慧金融的应用过程也可能引发数据存储安全、算法决策偏见、隐私数据泄露、法律监管滞后等新的风险与挑战。为此，本文提出建立数据保护机制、优化算法设计、隐私管控、跨部门协同监管与明晰法律责任主体等风险治理策略，旨在推动智慧金融助力中小企业融资的可持续发展。

鸦片战争的爆发与清廷的战败，使得中英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权力关系发生颠覆性反转，这种转向既缘于西方船坚炮利的裹挟与清政府羸弱不堪的国力，也得益于英国外交部积极组织的中国知识生产、译介与转化。透过英国驻华外交机构对华商业贸易信息、军事外交情报以及语言文化知识的生成、译介与应用，借以实现在华利益的攫取、维护与扩大的历史史实，揭示了英国政府武力入侵与威慑背后，对华语言文化信息知识层面的战略考量，以及借中国知识研习“外衣”，服膺母国“国利”的真实企图。中英双方在此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为当代中国提出国别与区域研究，探索与建构更具针对性、系统化的世界知识图谱与智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他者之镜与现实启发。

“二战”以降,法国的国家技术实践和其“现代性”紧密联系,并与其民族国家身份相互建构,塑造了独特的技术政治体系。本文在“技术－国家认同－政治”的互动分析框架下,聚焦法国在不同时期的两次关键技术选择——对美国核能和中国5G技术的采纳,探索法国技术政治体系的建构及流变过程。通过历史比较研究法,揭示了法国技术政治身份的形成和演变,同时探讨了技术系统与幕后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动态。研究认为,中国在法国及欧洲的5G叙事需融合技术的地缘政治属性,借鉴美国核能的技术政治叙事策略,建构数字思维下的中欧5G地缘政治新叙事及实践。

省际行政壁垒正成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如何推进省际合作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所在。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省际合作关系的阶段性演进出发,从“阶段性演进—系统化动力机制—新形势与新机遇”三方面阐释了我国省际合作之路。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活动的省际集聚趋势日益明显,区域发展正由传统的“四大板块”向省际合作转变,以省际合作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日益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三大主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对省际合作产生双重作用力。结合新发展阶段省际合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机遇,应从强化中央统筹权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势,探索省际合作新模式五个方面推动省际合作、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竞争法律关系表象上类似于契约关系或侵权关系,但本质上因涉及不特定主体而构成社会性连带关系。企业规模的扩大既改变了企业经营活动的方式和社会的利益格局,也改变了已有法律与社会主体之间的约束关系。竞争法不是从内部着眼于对关系主体的保护,而是立足于考察外部主体影响的竞争过程本身、立足于竞争的秩序和效能。当保护竞争目的从竞争参与者转向竞争秩序时,竞争关系的私人性就为公共性所覆盖,由此社会性连带关系就成为认定行为性质的主导因素,即所谓竞争性损害。竞争法规制的是经济力量滥用或竞争优势的滥用(或被滥用),规制的方法是评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基于复合关系中的社会公共利益优位地位,可以成就中国语境下的社会连带理论。该理论有利于进一步厘清竞争法的性质,并指导立法和法律实践。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念指引，如何处理好人民健康与环境健康的关系是法典化立法方式所应当予以回应的关键问题。《环境保护法》第39条首次明确建立环境与健康风险控制制度，但在实践中，该制度并未得到真正的建立与有效的实施。为此，有必要考察其他国家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法律制度，构建以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为“枢纽”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制度、以健康为核心的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健康风险监管制度。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为建立健全这一制度提供了契机，需要认清环境与健康保护取得实效但制度短板亟待补齐，从源头上分析产生环境与健康制度体系化障碍的原因，进而建构符合法典编纂目标的环境与健康制度体系。

“代码"与“法律”是数字法治时代的一对双生主题。“代码"在数字空间的规制属性越来越接近“法律”。于是,“代码即法律"成为一种高影响力观点，它表达了代码在数字空间的一种强大规制能力。虽然代码具有自我校正、理性、精密、高效等各种优势功能，其技术化后的公权执行系统、私权防护系统能够弥补立法在运行过程中缺陷。但是“代码即法律"这种表达目前还停留在一种文学类比阶段，我们不能仅从字面含义去理解这句话。从法理视角来看，代码尚未满足成为法律的各项条件，也不具备法律的品格。代码自身也存在:公开度受限、稳定性较弱、缺乏国家意志和民主意识、可信度易被质疑等局限。我们既要发挥代码的优势，发现代码的端，同时更要探索代码与法律的沟通与融合路径，并为中国式现代化下的数字法治秩序保驾护航。

在法治化改革深化进程中,破产制度的完善深刻影响着企业经营行为。数字化转型作为提升企业效率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其进程备受关注。通过手工收集破产法庭成立数据,实证分析破产审判专业化对不同规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破产法庭成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影响不显著,但分组回归结果揭示,其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抑制作用,而对大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这一发现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支持了熊彼特假说。机制分析指出,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是破产法庭成立产生异质性影响的主要渠道。在非国有企业和执法效率高的地区,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同时,地区数字金融和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能有效减轻破产法庭成立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这些结论揭示了破产制度优化的溢出效应。

我国改革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随着信用理念的发展，社会信用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涵盖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体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失信惩戒制度是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制度，对社会主体权利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实践中以“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为特征的失信联合惩戒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有逐步滥用之势，使失信主体承担了额外负担。因此，既要充分发挥联合惩戒的制度优势，又要合理控制“惩戒失度"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信用立法来确立联合惩戒的正当法律程序，彰显“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在联合惩戒中的重要地位，并以现代法治理念构建良好的多元救济机制，以此有效化解因联合惩戒而产生的冲突、体现联合惩戒与个人权利保护的适度平衡。

受制于地形,西部地区开展交通行业的成本较高。因此,交通一直是西部地区的短板。近年来,国家注重物流业的发展,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基于2003—2021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研究交通质量效率对沿线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西部陆海新通道交通质量效率对沿线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这一结论在替换变量、更改研究样本容量、内生性检验等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交通质量效率对沿线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第三,交通质量效率主要通过提高金融效率、推动城镇化进程两条机制改善沿线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第四,交通质量效率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