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行为一方面深受数字鸿沟和数字红利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又日趋分化,并呈现典型的偏态分布。为破解目前消费结构分化问题,扩大内需,以消费升级牵引供给创新,本文考虑到各地区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程度,揭示数字鸿沟影响下居民消费结构特征、分化规律以及数字红利对负面冲击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居民消费的显著负面冲击会随着个体消费水平由低至高呈现“U型”趋势,数字红利对这种消费制约的弥合作用则呈现“倒U型”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主要抑制了中部地区和升级型消费行为的提振。促进数字红利均衡释放、缩小数字鸿沟对优化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市场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时代,数字媒介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渗透日益加深,智能手机成为人类与世界连接的中介,激发了人们对数字化生存样态的反思,催生了数字极简主义。数字极简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压抑自我意识和异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拒斥,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同一指向。数字极简主义具有马克思无产阶级意识的某些特征,两者的实践目标一致、路径方法接近。两者都认识到了资本在现实社会和数字社会发展中的不可忽视性及其对社会公众的剥削。但是,数字极简主义选择在可能被资本支配的数字生活中寻找“主体性”,同时受限于现实生活,只能尽量回避“异化”的资本统治,选择“离线”,通过断裂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物质关联,形成对改造现实世界的基本关注,回避智能化造物对人类劳动的“篡夺”,潜在地回避了资本主义的技术圈套。可见,数字极简主义既未形成对数字世界的统一生活样态,又未构成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抗争。同时,其对数字资本的抵抗行为并未表现出彻底性的特征,而是在逃避与接受之间徘徊。为此,应以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祛除数字极简主义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逃避,以无产阶级意识的实践升华数字极简主义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打通数字极简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的联结沟通路径。

“网红”旅游城市凭借新媒体的传播效应和消费升级趋势迅速崛起。尽管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已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网红”旅游热度如何激发城市创新的研究仍较为匮乏。本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系统检验了网络旅游热度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表明,“网红”旅游热度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创新产出,这一促进作用对于非发明专利创新的推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网红”旅游热度主要通过市场需求响应和创新要素供给激励创新;而其对发明专利创新的作用相对有限,原因在于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相对不足。拓展性分析发现,随着城市营商环境优化与宜居性提升,“网红”旅游热度在推动发明专利创新产出方面的作用将逐渐显现。为此,应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政策设计中的前瞻性规划,通过整合多元资源,将短期网络旅游热度转化为城市持续且高质量的创新动力,从而助力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研究国际媒体的涉华叙事提供了关键语符与核心脉络。从叙事文本到叙事行动分析国际媒体对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报道情况,有助于展演国际媒体的叙事图景与认知挑战。当前,在区别化叙事者、动态性叙事情境以及互异性叙事行为的影响下,国际媒体在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构建的国际关系与现实意义上形成了差异显著的叙事图景,认知层面存在较为突出的互斥对立挑战。运用“从文本到行动”的分析方法,未来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国际叙事的研究应确立叙事文本和行动在研究中的独立地位,并在从文本向行动的渐次深入分析中,增强“真实感”以促进同现实的对话。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频发,对经济的创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构成障碍。数字经济呈现出数据要素化、平台生态化、算法智能化等新型特征,给反不正当竞争法带来了现实的挑战。为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进行相应的制度规则完善,主要包括加强商业数据权益保护、明确数字平台公平竞争义务、认定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适用中应处理好与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协调问题。

财政透明度作为政府政务公开的核心内容，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指标。以2015 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这一重大制度变革为契机，构建准自然实验研究框架，系统考察财政透明度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验证了"更好的信息会带来更高的合规性"的理论预期。(2)机制分析表明，财政透明度通过提升政府行为合规性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促进企业税收遵从，但政府效率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反映出短期内透明度提升可能暴露原有低效问题。(3)异质性分析显示，财政透明度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融资约束较低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对隶属地税征管的企业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的避税行为具有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些发现为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1)进一步强化财政信息公开，通过数字化手段(如政务 App)提升信息可及性。(2)优化预算监督与问责机制，以合规性建设和公信力提升增强企业纳税意愿。(3)针对企业异质性实施差异化政策，例如对中小企业加强税收宣传，对欠发达地区优化财政支出透明度。

近年来,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数字劳动方式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成为带货主播。既有关于带货主播的研究已经展示了该群体的劳动过程及情感实践,但是未曾论及全民带货趋势的成因。为此,本文基于道德经济学的理论视角,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两种研究方法,试图深入剖析大众选择直播带货的深层因由。为了厘清带货主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依据阶层维度和收入维度提出了一个带货主播的类型学框架,将现有的带货主播分为精英复制、草根逆袭、中产迷茫及底层边缘四种类型。继而从社会情境、外在环境和内在要求三个方面分析了大众为什么能以及为什么都要去直播带货。研究发现,道德经济渗透于直播带货的商品价值和社会互动中。同时在流量经济下,道德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不同类型的带货主播面临着道德资本增值和道德反噬两种结果。直播带货是理解当下数字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直观的切面和窗口之一,以道德经济学为视角,加大对理论和现实的反思,才能更好地寻求直播行业长远发展的方法与路径。

通过对10位短视频博主、5位MCN机构运营管理人员和18位短视频平台用户进行深度访谈,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运用NVivo12软件对访谈记录进行三级编码,从平台、MCN、博主、用户四个角度入手,以多主体视角分析短视频博主人设塑造动力机制。人设起源于博主的自我意识,但会受到粉丝、游客、MCN机构和平台的凝视,博主在元认知的促使以及追逐流量的生态下将自我意识与他者凝视进行融合,不断进行自我评估、目标设定和规划调整,对人设进行动态组构。多方的目标在商业诉求之下达成一致性,致使自我意识与他者凝视的组构具有阶段性稳定的特征,互联网技术可供性提供了互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将大数据作为具体动态人设运行工具,从而形成人设的一定阶段稳定性与动态性的关系。动态机制的观念有可能解释人设形成机制,同时重构人设的标签化、符号化商业与社会价值。

通过充分挖掘 CGSS 和 CHIP两大数据库，采用跨时空双样本构建方法，显著增加有效数据量并从视角和度量两个主要维度综合考察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变迁。研究发现:(1)从全局性流动指标看，代际收入相对流动性呈现“60后较强、70后最强、80 后最弱"的特征，而代际收入绝对流动性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从局部性流动指标看，虽然中国代际收入相对流动性到“80后"达到最弱，但底层群体向中层流动的机会依然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结合我国流动性水平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分析得出，在确保相对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的前提下，继续努力促进绝对流动性的提升，是目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积极迈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56条第1款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之诉的规定属于新设制度,对其研究应由立法论转向解释论。确认成员身份案件虽然不直接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但是成员身份和能否享有一系列的民事权益具有直接相关性,在程序上应将其归为确认之诉而不是非讼案件,其实质是引入国家强制力解决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内部治理问题。立法未采取“先政府处理,后行政诉讼”的路径,成员身份确认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当事人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成员身份确认纠纷实行非协议仲裁、可裁可审、裁后可审制度,仲裁并非诉讼的前置条件。法院应当受理单纯请求确认成员身份的案件,《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应在二级案由“所有权纠纷”项下新增三级案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纠纷”,列在“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由之前。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加快培育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对于优化企业的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提升运营管理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优化劳动力资源结构,从而提高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表明,较弱的劳动议价水平与充足的劳动要素供给将会增强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投资效率的积极作用。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衰退期企业与数字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构建了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研究框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及企业推进人工智能战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萧统作为梁朝皇室代表主持《文选》编纂,令选文不仅富于文学美感,也包含一定政治意味。以素来被视为治国首务的“选贤任能”为例,萧统透过文章选录,从多方面展现其人才观。如《文选》笔类以汉武帝求贤《诏》领首,牵涉众多强调人才重要性的篇翰,揭示出君主求贤政策与驭人之术之间的诸多问题。选文对汉代张良、南齐王俭不吝赞誉,彰显此书以“帝师”为仕宦的理想鹄的。面对士人的仕途失意,《文选》选录了数量可观的怨愤、自宽之作,并认可隐逸文学。于意蕴深邃的选文尺度中,传达出萧统对文学与政治的深刻感悟。

全球北方发达国家重视自己的数字主权，努力捍卫并扩张其在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主权在数字空间的覆盖。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还没有树立起全面的数字主权观念，但已经初步意识到: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全面直观地呈现一国的数字主权独立自主水平，笔者设计了数字主权指数(DSI)这一度量指标体系，并期望围绕这一度量体系促进全球南方各国在数字主权问题上的对话与协作。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两大核心法律途径,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行政救济体系的主体框架。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后“大复议、中诉讼、小信访”格局的逐步形成以及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大量应用,司法实践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理论层面,应重新界定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对审查内容和审查程序进行再定位、再考量。实践层面,应确立层次化的审查思路,妥善把握行政诉讼的谦抑性与终局性,注重比例原则的适用,妥善解释“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确立“较小改动”规则,推动复议与诉讼受案标准的全面衔接,并构建行政复议事实认定的司法确认机制,探索构建系统化的“一揽子”纠纷解决程序。同时,积极运用穿透式审查方式,深化调解和解制度,多措并举推动源头治理,构建长效解决机制,从而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回应当事人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审美追求和精神特质,是旅游产业创新的重要精神力量,本文利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专利数据,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旅游产业创新的影响,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了旅游产业创新,该结论在将河流密度作为工具变量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企业样本和文化多样性较高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通过增加地区吸引力和提升旅游市场潜力促进旅游产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旅游产业创新进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中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文化类型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促进了旅游产业创新。研究结论为利用传统文化推动旅游产业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实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借助公私协作方式实现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目标,是实现公共数据治理的创新之举。但该制度兼具维护公益的行政主导和主张自由协商的私法自治的内容,在公私分立的理论传统影响下,学界对其法律属性存在诸多分歧观点,直接影响着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制度展开和功能发挥。为从整体上把握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法律属性,急需破除非公即私的理论藩篱。遵循公私协作的价值理念,以德国双阶理论为分析工具,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分解为公法属性的第一阶段和混合属性的第二阶段的双阶法律构造,从整体上把握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法律属性。按照不同阶段体现的公、私属性,构建对应的权力(权利)配置、监督以及救济制度,以激发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公私协作动力,增强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效果。

梦境插图与明清世情小说有着密切的关联,不仅梦境插图集中在世情小说当中,而且图像表达也呈现出独特的“世情化”特征。梦境插图以世情小说文本为依据进行构图和绘刻,表现婚恋情感、人生命运和善恶道德等世情内涵。梦境插图又具有图像阐释的能动性,聚焦于世情人物和世情场景的绘刻和再创作,通过“梦里”与“梦外”的双重图像形态来再现、深化和拓展小说中的世情主题。梦境插图作为世情小说的副文本,还对小说文本的阅读和传播具有突出的辅助作用,进一步凸显和强化了世情叙事和世情主题。梦境插图的这种“世情化”现象的形成,是梦文化意识的民族累积、梦境图像绘制的繁荣与明清尚情文化思潮合力作用的结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经营管理集体财产,也可以选择以集体财产投资于其他市场主体而非直接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投资设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非公司法人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等市场主体,只不过不得对被投资主体承担无限责任。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其代行所有权的集体财产投资于其他市场主体,还须满足相应主体法和登记法关于出资形式和财产权转移规则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应由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定,未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代表人没有投资代表权。如相对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投资合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发生效力。

本文以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投入协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投入的协同作用对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更明显;数字化转型和利用式技术投入的协同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更明显;将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结合起来发现,数字化转型和探索式创新投入以及利用式技术创新投入的协同作用均对实质性技术创新产出更明显;在数字化转型较低和技术创新投入较高时,协同作用最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协同作用主要通过为企业带来新的生产条件、使企业成功利用创新网络中的资源和机会并使得技术创新投入和数字化转型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技术产出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企业对未来有更多的计划。本文所探讨的协同作用和机理可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经验证据。

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机制具有契约法和组织法双重属性。对其进行法律规范时不能仅从契约法视角出发,还应关注其所蕴含的组织法逻辑与问题。组织法视角下,业绩承诺的核心问题在于作为公司管理层的承诺方和作为公司股东的受诺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围绕这一冲突,其组织法逻辑在于公司权力的配置与规范,以及制度利益的衡量与协调。对于前者,应当明确承诺方经营权和受诺方股东权的取得、行使与保护边界;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在契约法的自由价值和组织法的秩序价值间进行权衡,实现合同法规则、公司法规则、证券监管规则的协调统一,构建综合性的业绩承诺法律规范体系。

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否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对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以2013-2021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以及给这些上市公司信贷的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上市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发挥“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影响主要由银行的战略数字化和管理数字化转型驱动。特别地，在外部金融科技发达而自身数字化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其风险承担具有更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其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及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龚自珍被学术界公认为“近代文学的开山祖”,这一文学史地位的确立经历了百余年的演变历程。其先决条件是龚自珍在当时及稍后得到亲友圈层内外的普遍认可,获得了较高的早期评价,但同时存在着文、词评价较高而诗歌评价较低的文体“错位”现象。到近代晚期,随着宋诗派、诗界革命派和南社对龚诗的持续推扬,龚自珍的文学声名随之得到大幅提升。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最先将龚自珍确立为近代文学的启蒙人物,这一认识超越了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类似著述。然而,真正确立“近代文学的开山祖”这一历史定位,则要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研究范式的成熟密切相关。

在近代文学理论中,文集或集部被当作文学的指称,论者甚至以集部或文集的创立为文学独立的标志。但古代典籍异常繁杂,往往一书兼具多体。《四库全书总目》部次群书时便不得不予以辨体:或对此类杂体书作规范性批评,或据所辨“书体”进行分类。在对集部进行辨体时,《四库全书总目》往往将义理、史事、名物等内容元素列举为文集的对立面,凸显文集的文本形式。由于内容与形式在现象界无法截然二分,因此文集与集部的确立是文本形式价值的显题化,相对而言经史子则是内容价值显题化。相应地,“文学”与“学术”的分际也只是从抽象概念层面分别对形式与内容的凸显,在具体书写品中它们仍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可见,“文学”独立于“学术”的论断并不符合古代中国的文化实情。

高等教育布局的空间结构对教育强国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反映省域层面高等教育布局的空间结构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考察了省域高等教育布局的空间结构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可能关系。研究发现:第一,省域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形特征,多中心程度的提高最终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第二,城市创新是该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路径机制。第三,省域高等教育的多中心布局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次级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基于上述结果,适度推进高等教育在区域空间上的多中心布局,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头部效应,突出次级城市基于区域禀赋的比较优势,是提高城市创新绩效,促进城市经济合理增长的有效路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64条下,未设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代为行使的定位不明确,由此导致了代行主体、代行性质、代行内容、代行责任等方面出现不同的适用路径。事实上,从“政经合一”到“政经分立”,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已从混同状态演变为相互分离、相互配合的状态。如此,村民委员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具备相应的规范基础、权利基础和适用基础。其规范基础在于村民委员会并不具备经济职能,而是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行使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权利基础为依据集体所有权并作为集体所有权代表主体代为行使;适用基础则是界分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内容,以此构建内部融洽的乡村治理结构。相应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64条的参照适用可解读为基于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定位特殊性、组织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组织责任的特殊性对集体经济组织法规范予以修正适用,并结合村民委员会的特殊性以及民法的一般规则确定代行产生的法律后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仅靠工资集体协商是不够的,但要推行工资集体谈判,就必须解决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谈不拢怎么办”。对此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赋予劳动者集体行动权,通过博弈的方式迫使用人单位妥协,但这显然不太现实,而且祸福难料,这种观点完全是“劳动三权”逻辑下的思维定式所致。域外很多国家为解决公共部门员工要涨薪但不能采取集体行动的困局创设了利益争议强制仲裁制度,尤其是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为解决薪资争议创设了最终报价仲裁制度,该制度既能解决“谈不拢怎么办”的问题,又可避免集体行动的危害,还比较容易操作,非常值得借鉴。

集团内公司间的控制权是国家出资公司集团发挥组织功能的关键,但现行法律未对此提供积极性调整规则。制度上,国家出资公司集团遵循着强调单体公司意志独立的私法规范,实践中“人财物产供销”统一控制却常超越了单体公司独立法人界限,并涉入公法属性的行政权,部分国家出资公司集团为实现公共利益,也必须对从属公司进行统一控制。对于制度与实践的背离,集团控制权需从契约关系转为法定权力,并以“实体透明”原则构建义务与责任规则,以分类分层方式鉴别公司公法属性的作用场域。具体规则上,“决策控制”为集团控制权客体,控制公司股东会对商业类重要从属公司的重大决策可通过“表决权穿越”来参与;控制公司董事会、经理层对商业类从属公司决策事项,及控制公司对公益类从属公司决策事项,可采用指令式的统一控制权。同时以“财产独立”作为维护从属公司法人人格的核心,使控制公司承担补偿义务及替代责任。

日本江户时期的《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和《通俗台湾军谈》,是创作自由度很高的读本,放在通俗军谈之列模糊了其属性,《绘本国姓爷忠义传》是这两部读本拼合而成。读本的底本除前人所考的《定鼎奇闻》《靖台实录》外,还有时事、笔记小说《辽海丹忠录》《明季北略》等。通过对中国史料“七实三虚”的剪裁翻改,达到“三实七虚”的叙事效果。读本将熊廷弼、李成栋等人事迹嫁接到郑氏父子身上,形塑郑氏父子忠臣、军神、海上霸主等形象。通过推进明、清、倭、国姓爷、大员等构成的两条文本隐性叙事进程,和图像互文阐释,影响了上层到平民的历史教育。这些读本在明治时期多次再版并被引用,对中国晚清的郑成功叙事产生了影响。

北宋时期,韩孟诗派“夺造化”诗学理念的传播对画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催生出一种新的诗画同源观念。这一观念认为,绘画与诗歌一样,均具备重塑现实秩序、扭转自然、创造新世界的力量,进而以“昌黎公诗中有画”的判断丰富了传统“摩诘诗中有画”的诗画一律观的内涵。“昌黎公诗中有画” 对传统诗意画所追求的“清篇秀句”的雅致美感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入了奇险生新的崭新审美取向,给予欣赏者感官震撼而非感官愉悦,从而为诗意画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宽广的路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维护产业链安全和提升产业链韧性指明了方向。对双循环影响产业链韧性的理论机理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了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果、异质性表现、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国内大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特征,国内国际双循环能够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在“卡脖子”行业中,国内大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还未产生显著效应,国内国际双循环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特征;在其他行业中,国内大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呈现“U形”特征,国内国际双循环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水平提升。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沿海地区双循环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水平提升;在非沿海地区双循环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国内大市场和技术创新是国内大循环影响产业链韧性的重要路径;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韧性水平。

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等,都无法实现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全面智能化的情况下,沃尔泽的社会善品意义论语境主义正义为分配正义算法化提供了思路。以作为社会善品之一的面包为例进行论证,在面包处于不直接危及人的生命的社会语境中、直接危及个体生命的社会语境中、多主体生命竞争的社会语境中,人工智能算法都可以根据面包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所拥有的不同的社会意义——比如商品、供品、奖品,急救品,敬老品、爱幼品、生命等价品等——所决定的不同的分配正义原则,包括等价交换原则、随缘供给原则、归于应得原则,满足需要原则,敬老式原则、爱幼式原则、随机式原则等,对面包进行正义的分配。从社会善品意义论语境主义正义来指导人工智能算法编程,以期实现分配正义算法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当前,调解已成为我国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和基础程序。行政复议调解在复议机关的主导下,通过协商平衡各方利益达成合意解决纠纷,是行政复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方式。行政复议调解书是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的书面确认书,其并不完全等同于行政复议决定书。从行政复议调解书的作出、内容和实施来看,其具有“作为合意结案方式”“作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结果”和“作为执行依据”的三重规范属性。行政复议调解书的作出规则、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方式需要在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规定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和细化,以更好实现行政复议调解结案的制度效能。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面临重大战略选择时,往往会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历史惯性推动。历史、文化因素触及战略选择偏好的深层次逻辑,弥补了战略研究理性主义的视野范围。本文从战略文化的视角,揭示了美国人工智能战略背后的动因,为理解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提供了文化层面的分析框架。研究运用历史文化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以“霸权护持”“边疆文化”“美国例外论”“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四个文化维度为切口,阐释战略文化如何内化为美国国家安全意识的组成部分和战略决策的内在动因,进而引导并形塑其科技竞争战略。基于上述维度,本文推演了美国当前人工智能战略的三大动向,即以“疆域开拓与隐患遏制”为方向,沿“泛安全化与体系垄断”路径推进,辅以“选择性结盟与责任规避”手段。进而,文化局限性也对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发展施加了潜在的负面影响,包括削弱其在全球人工智能联盟的核心地位、侵蚀盟友间的信任基础,以及加剧军备竞赛和国际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风险。最后,研究提出了智库交流平台建设、消解美式霸权叙事、打造文明多样性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强化军事安全对话等举措,为构建文明多样性与多极化共生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生态提供参考。

基于交易治理的视角,本文实证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整体、证券投资基金和保险基金等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整体交易强度以及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强度与公司研发强度显著负相关,但这种负相关关系只发生在研发投资过度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的公司不存在类似关系,保险基金交易强度与研发强度关系不显著,而且机构投资者整体和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强度还能够显著促进公司创新效率提升。异质性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整体交易强度与研发强度的负相关关系主要局限于经济发达地区上市公司,而且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在影响机理方面,研究发现股票流动性和管理层财富业绩敏感性在机构投资者交易强度和研发强度的关系之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滴灌通投融资模式是滴灌通公司创设的一种基于每日营业收入分成的新兴投融资模式,兼具股权与债权的双重特征,在实践中面临法律适用、资金跨境监管协调、投资者风险防范等难题。对于法律适用,每日收入分成合同属于类债权合同,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的规定并参照适用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投融资模式整体属于以资产证券化产品为投资对象的私募基金业务,适用澳门法有关规定。对于资金跨境监管,应以风险预警为主,今后可由我国证监会与澳门金融管理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建立跨区域资金流动协同监管机制。对于投资者风险,澳门金融管理局要加强对滴灌通澳门交易所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反洗钱义务的履行监管。

清代“平定告成太学碑”是一类以平定边疆叛乱为主题、以孔庙为勒立空间的政治传播媒介。此类碑刻突破了此前纪功碑仅勒石于战地边疆地区的局限,是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勒石纪功、孔庙祭祀两类政治文化传统的发展与创新。从媒介学视角看,将平定告成碑勒立于孔庙,促成了一种具体可感、生动有效的媒介化政治传播,使得士人乃至天下人能够及时了解当朝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所作的努力,从而形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知。同时,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庙的广泛拓印与复刻,孔庙平定告成碑在建构国家认同、诠释“大一统”传播实践与政治合法性方面,发挥着政治象征、政治宣传、政治说服的传播功能。作为历史记忆,它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有着重要意义与价值。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现实问题，严重制约其发展潜力。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金融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有效方式。本文基于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探讨了智慧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现实应用路径。研究发现，智慧金融可以通过智能风险控制、大数据信用评估、区块链溯源等金融科技手段，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提高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然而，智慧金融的应用过程也可能引发数据存储安全、算法决策偏见、隐私数据泄露、法律监管滞后等新的风险与挑战。为此，本文提出建立数据保护机制、优化算法设计、隐私管控、跨部门协同监管与明晰法律责任主体等风险治理策略，旨在推动智慧金融助力中小企业融资的可持续发展。

与多样文化交融是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文化现象，现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更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样文化的影响，理论工作者有意无意地融合本土文化精神，发展出了多样的理论形态。这种交融恰恰是在面向具有时代性价值的共同现实课题时，找到了彼此的结合点。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与多样文化对话时，往往使用的是“肢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其方法、精神与主张等。但这也客观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有与多样文化交融的多重层次。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的“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学说、指导思想、观念文化的多层次深度发展。“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的有机统一，对马克思主义有全面、完整、准确的守正创新，坚持体系化、学理化要求，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总体性质和可以发挥现实价值的"优秀"部分，对理论创新具有方法论的启示价值。

省际行政壁垒正成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如何推进省际合作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所在。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省际合作关系的阶段性演进出发,从“阶段性演进—系统化动力机制—新形势与新机遇”三方面阐释了我国省际合作之路。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活动的省际集聚趋势日益明显,区域发展正由传统的“四大板块”向省际合作转变,以省际合作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日益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三大主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对省际合作产生双重作用力。结合新发展阶段省际合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机遇,应从强化中央统筹权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势,探索省际合作新模式五个方面推动省际合作、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方言异形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后者指不同方言中具有同一义位和语音对应规律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方言同源词是指不同方言中语音存在对应关系、可证明具有共同的源义素的词语。汉语史角度的个案考察中，方言异形词与方言同源词容易混淆，可从把握内涵与外延、形成原因的差异，观察书写形式及有无共同义位等方面有效区分。区分二者的学术价值在于为个案实践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方法论，促进汉语词源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助力汉语词汇学研究走向纵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