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数字领域的自然延伸,同传统主权一样表现为国家在数字领域的对内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独立自主权。数字主权大体包括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两个方面。就网络主权而言,应当坚持网络空间的“和平”和“日常”属性,强调一国基于国家主权所享有的管辖权、管理权和规制权;就数据主权而言,应当探索平衡、适度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路径和方法,在维护数据主权与发展数字经济之间求得最优解,有望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正向发展,对其的异化和滥用则可能诱发监管过度扩张、加速西方国家对华“数字脱钩”。作为因应,中国在国内层面应当坚持数字主权的国家属性和“防御”属性,探索更加平衡、适度的监管方法和路径;在双边层面应当对“等效监管”要求作出更加灵活有效的应对,包括考虑主动进行“逆向”充分性认定;在多边层面应当探索确立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全球数字治理模式,并充分利用有关区域性机制。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同属大陆法系,二者的法律术语中存在着大量同形词,如“逮捕”等。这些同形词为中国人学习、翻译日本法律以及日本人学习、翻译中国法律带来莫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学习者和翻译者设置了各种“陷阱”。研究中日两国词汇的成果较多,但研究中日两国法律术语的成果相对较少。许多中日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和翻译的法律文本将“逮捕”当作同形同义词处理。通过查阅中译日和日译中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法律文本翻译件、法学著作中的对应译词,以及比较中日两国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顺序与特征,基于认知语义学、对照语言学的理论,采用例证的研究方法,仔细辨析中日法律术语“逮捕”的释义,经过比较分析后发现,中日法律术语“逮捕”并非同形同义词,而是同形异义词。中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日文法律术语“勾留”,日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中文法律术语“拘留”。

自上而下为调动基层公务员积极性,做了很多正向激励的努力,如职级并行、考核奖励、“制造流动”等等,但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基层公务员存在激励困境,本文旨在探讨该困境生成的内在机理。基于中部A省某区直单位为期6年的观察发现,首先,体制内激励基层公务员的办法通常有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以及晋升激励。这三种奖励办法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以晋升为奖励手段的内核激励,以及以物质和精神奖励为手段的边缘奖励。其次,由于奖励资源的稀缺性,实施奖励就必须具有程序上的公平依据,因此,考核是实施激励的重要补充。但吊诡的是,现实中考核往往并不是激励的依据,而是相反。再次,实施内核激励的真实依据是由基层公务员在体制内外关系资源的强弱建构的隐性晋升秩序,而边缘奖励则对该秩序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作为一种平衡。因此基层普遍存在年度优秀公务员和晋升者不一致,以及晋升者的领导评价和同事风评不一致的现象。最后,隐形晋升秩序让内核激励和边缘激励效果出现了双降,本文将其总结为“关系消解激励”,并且当前的分配型体制正在强化县域的关系属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越来越多的经典文学作品在与当代科技、生活相适应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公共性,并且在当代审美视域下,激发出新的活力与社会文化价值。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以《西游记》为背景设定,不仅在国内掀起热潮,在海外也掀起了“悟空热”,展现出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深厚魅力。从《西游记》经典文学原著到现代流行的影视改编、动画制作、游戏开发等衍生作品,皆体现了中华经典文学作品的现代化呈现与国际化传播之道,使得语境转换成为传统文艺作品现代化新前提,叙述跨层成为文艺作品现代化呈现的主要手段,内容创新成为传统文艺作品再创经典的关键,技术赋能为现代化呈现与国际化传播提供可能,主体沉浸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指明方向。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迈向高端化的重要支撑与主攻方向。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规模优势突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城市产业分工和协作对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2011年、2016年和2021年三个时间点的结构趋同程度、产业竞争和合作网络、行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以及主导产业特征及其演变研究的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制造业结构趋同,其中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总体表现出合意的趋同,主要是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协作城市产业内和产业链分工协作所致。(2)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的产业竞争表现为能级接近城市之间的横向竞争,这种横向竞争无论是否在相同城市圈都存在。产业合作则表现为核心城市与协作城市的纵向合作,主要存在于都市圈内部,且横向竞争在减弱,纵向合作得到加强。(3)核心城市部分行业专业化、集聚现象得到强化,外围城市正经历差异化、专业化发展阶段,这是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产业在区域范围再次分工、协作的结果。(4)都市圈联系网络的加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地理邻近性、港澳地区的积极作用等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结构趋同和产业趋向分工合作的主要原因。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AI大模型)持续深入地嵌入社会治理体系中,推动了政府组织嬗变与治理模式革新,但也难免衍生出一些问题。本研究基于技术—社会、技术—组织互构理论对AI大模型嵌入社会治理的赋能场景、风险样态、规制路径展开分析。其中,AI大模型嵌入社会治理后使官僚决策从情感决策转向理性决策; 部门关系从碎片分割转向协同联动; 服务提供从刚性分配转向需求计算;治理模式从人工治理转向智慧治理。但与此同时,AI大模型治理模式也带来了道德/责任判定障碍,威胁公共伦理责任;带来了科学技术异化风险,威胁人类主体地位;带来了社会刻板偏见风险,威胁公平正义理念;带来了公民权利受损风险,威胁民主自由价值。由此,未来AI大模型治理体系应融入科技向善导向、 人本主义理念、公共价值目标、协同治理模式等。

数据训练是影响人工智能最终功能与效果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亦是引发众多著作权纠纷的主要原因。被告时常以著作权合理使用为侵权抗辩理由,学界业界对此莫衷一是。通过对人工智能情境下数据训练著作权侵权规制路径主要模式的归纳与辨析后得出,著作权合理使用为数据训练著作权侵权规制路径的最优解。目前,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法律规则与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的使用情形尚不能适配。美国“转换性使用”标准作为扩大合理使用情形的一般判断规则,因存在理论与实践瑕疵,不适宜将其直接移植入我国法律中来。人工智能数据训练的合法化符合我国社会政策发展需要,有助于提升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并可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国内外公平发展。以上可为我国设置具体的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合理使用法律条款释疑及证成。

《全球数字契约》(GDC)标志着网络治理全球机制的历史性突破,改写全球机制长期缺失的历史难题,堪称是网络治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同时,GDC也标志着联合国正式回归网络治理主战场的里程碑。尽管面临地缘政治急剧上升和全球数字秩序日益分裂的巨大挑战,GDC为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安身立命注入了全新的力量,必将深刻改变全球网络治理的基本格局和范式转变。贯穿始终的数字鸿沟主线,以及全球数字公域、智能鸿沟等全新理念的提出,昭示着GDC坚持互联网初心,胸怀全球的视野。一向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的中国也迎来了全新机会。通过积极参与GDC进程,进一步塑造和提升多边和多方模式多管齐下的创新治理机制,多层次推动全球各方合作,有力促进全球网络治理变革的到来,也为国内网络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思想和新动能。

现代社会被标签为“风险社会”,一方面体现在风险类型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体现在风险类型之间的转化和扩散。其风险的形塑链条遵循“类型拓展”与“由实向虚”两种途径。在形塑过程中,体现了风险三种状态的嫁接和重叠:类型转化、扩散放大和实虚相张。遵循风险的形塑链条和形态嫁接,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应对、技术治理和扎根情景。系统认识现代社会风险形态及其形塑逻辑有利于践行党的二十大对国家安全和重大风险防范的指示。

近几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并在多领域广泛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除了具备传统人工智能在分析、判断和决策方面的能力,还在模型结构、数据依赖性、应用场景和可解释性方面更具优势,能发挥其创造性特质,推动人工智能行业从决策型、分析型向生成型跨越发展。金融行业因其涉及大量文本数据,需要迅速决策,天然对大语言模型具有较高的需求,而大语言模型对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也将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大模型如何通过改变金融业的业务模式,助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本文深入探讨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同时分析其为金融业所带来的机遇、挑战以及应对策略。最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规划展望。

随着美国全球竞争战略重心的东移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两国都将在环亚太区域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展开全面竞争。本文选择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在内的环亚太15个国家作为研究个体,以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效应为理论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5国在2001到2020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面板数据下的空间杜宾(SDM)模型实证估计。结果表明消费、人均净收入、出口和进口是环亚太国家跨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对该地区的跨国影响力显著强于美国,主要体现在中国在以上四个宏观经济变量的跨国影响力都大于美国,特别是中国的进出口对该地区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于不同地理位置,在东北亚地区中国的影响力优于美国,而在东南亚地区美国在经济总量影响上更有优势,中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上更具影响力。对于不同时间段,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美两国在不同方面共同促进着环亚太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在危机爆发后,美国会对环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但中国对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当前中国智能汽车芯片产业存在对外依存度高、国产化率低、高端产能不足以及外部技术封锁等问题,发展面临创新困境。智能汽车芯片产业具有复杂的网络结构,需要依托跨知识、跨网络的研究,改变知识要素的联系、推动跨界网络嵌入以突破核心技术,进而实现“卡脖子”芯片的国产替代和规模量产的突破。但是,在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面临差异化的目标导向和资源约束,需要基于产业发展变化去动态配置知识要素特征和跨界网络嵌入两类创新要素,以实现各阶段的突破式创新。因此,依据“要素—行动—结果”的内在逻辑,资源协奏理论能够揭示智能汽车芯片产业突破式创新的机理和演进,有助于破解创新困境。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智能汽车芯片产业20个企业的深度访谈和编码分析发现:在导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不同阶段分别对应差异化的目标导向和资源约束,通过动态配置知识要素特征和跨界网络嵌入,衍生出“资源建构、资源捆绑、资源撬动”三层递进的创新机理,从而在各阶段更高效实现“研发、产品、价值”的突破式创新。理论上,从资源协奏和产业演进视角,丰富了智能汽车芯片产业突破式创新的机理和演进研究;实践上,为加速“卡脖子”芯片的国产替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芯片产业自主创新提供启示。

现有关于平台差异化定价的讨论过于关注数据、算法要素,忽视了作为双边市场的平台在不同交易类型下定价权配置的差异性以及收费类型的多样性。对平台差异化定价的分析应当在平台信息聚合、在线广告、撮合交易、中介自营和其他五种业务的基础上,以具体交易和对应的收费类型为起点,对平台订阅/会员费差异化定价、广告费差异化定价、佣金比例差异化定价、商品/服务费差异化定价展开类型化讨论。针对不同的定价类型,应分别讨论该定价行为在反垄断法上所涉及的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掠夺性定价等多种垄断行为。现有对平台差异化定价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商品、服务的价格,忽视了对广告费、佣金比例、会员费等不同类型定价行为的讨论。实践中还需要重点关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实施的以下行为:一是,通过补贴或红包抢占相邻市场且后期提价导致的潜在掠夺性定价问题;二是,过高的佣金比例导致的潜在不公平高价问题。鉴于平台差异化定价的复杂性,个案中竞争损害的判断应当以经济分析为前提,结合特定平台不同的收入结构,分析多个关联业务对成本、价格及消费者福利的综合影响,避免损害推断,且应细化和完善正当理由部分的规定,防止过度威慑。

在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基于实践层面形成的关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十大对立统一的内在关系的归纳和阐释,我国可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一步完善各项实施机制以实现体系的构建:宏观上要重点设立一个囊括中央到地方、高效且权威的协调统筹部门,采用“大传播”型管理体制,酝酿制定“文化促进与传播法”等,再从顶层扶持政策、管理服务制度和供给侧改革等方面,整体化、系统化、长效化着眼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机制的完善。微观上则应出台针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配套财政补贴制度和金融扶持制度、文化创新激励措施等,为更好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提供了具体落地机制。

清律小注是“详译明律”最典型的体现,创造出以“译”为主的小注风格。清律新增小注以对律文语言结构诸如实词、虚词和连词、副词、介词、代词,以及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语法结构的补足为主要内容。同时又进一步明晰明律所隐含的法律规范要素,援引其他法律条文提醒法律适用的规则。除此之外,清律小注还将注释范围扩大到律名与例文,充分吸收明代注释律学的精华,注释方式更加灵活,对律典进行全方位的彻底注释。清律小注使得承继自明律的律文确定化程度更高,成为律典小注集大成者。由明律小注之简发展到清律小注之繁,也体现出律典制定繁简交替、因时制宜的要求,对维护律典的稳定传承、法律条文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以降,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在对数据要素加深认识和更好利用数据要素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过,数据要素参与分配在产生巨大收益和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亟须合理分配的数据风险,并由此引发了不同的分配正义诉求。当前我国数据要素风险分配正义制度方面存在风险分配主体不明确、风险分配程序不合理、风险分配责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需要在理论跃升基础上实现数据要素风险分配的制度跃迁,以期实现数据要素参与分配中风险的分配正义,同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释放数据要素最大价值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与方言学相比,地理语言学是一门基于语言数据的、凸显空间性质的学科,强调点、线、面等概念。广东地理语言学面临如何拓展广度与深度的历史课题。本文通过对广东地理语言学近四十年来的实践概述,展示广东地理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优秀成果,反思迈向解释性原则的地图解说等研究方法,展望以数字人文推动发展广东地理语言学的未来。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数字化必将导致金融的数字化和数字金融的平台化,通过创新金融模式、金融服务和市场结构,带来金融生态的巨变,同时也带来许多新型金融风险。数字化带来的金融生态的风险变化,不仅颠覆了传统金融制度的预设,而且使传统金融规制目标受挫与规制措施失灵。在金融数字化、平台化勃兴的当下,其风险治理应实行确保金融规制基本目标实现、自反迭代规制、重视功能与穿透性监管等基于原则的规制思路。在方略上,应实行动态灵活规制,采取窗口指导和试点项目等做法。在措施上,应实行针对性规制,与时俱进地开发出新型规制措施,并以数字技术赋能金融规制和监管。

利用2010—2021年2609家上市公司微观层面的数据,并构建中国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标,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质量。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呈现“倒U形”的关系。改变估计模型、替换核心回归变量以及解决变量内生性等问题后,估计系数依旧保持稳健性显著。在“倒U形”的作用机制中,数字经济会先缩小后增加企业与行业中前沿技术的差距;另外数字经济逐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水平,而达到拐点后会加剧市场的垄断程度。这为“中国创造”的目标实现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与启示。

人工智能,包括DeepSeek式人工智能危险性的根源,不在其能否具有类人或超人的能力,而在其能否具有人类认知意识。当代人工智能意识研究大多默认讨论主观体验意义上的意识,并因此陷入困境。依循黑格尔在认知意义上讨论意识能够摆脱之,继而切实回答人工智能意识的限度、人类意识的本质以及人工智能意识能否成为人类意识等问题。在认知意义上,人工智能具有意识,其可能性主要由人工知觉能力与机器学习范式保障,但也因此存在知觉认识基础与数学认识过程的有限性,包括直接肯定性、形式普遍性与抽象同一性等。然而,人类认知意识的本质是思维,思维的特征是无限的思辨性,即特定的否定性与具体的统一性。显然,人工智能认知意识不擅此道,无可能成为人类认知意识,亦因此不若人工智能威胁论主张般危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了文化建设中的理论智慧与实践经验,坚守中华文化的人民立场,高度凝练具备新时代鲜明特征的思想理论,为应对时代之变和发展之需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导。这一重要论述出场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新的发展阶段,是新时代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发展的结果。这一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包括:从信仰维度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从政党维度看,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巩固人民性的价值旨向;从国际维度看,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强化国际话语权建设等。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党的领导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守了文艺发展的根本遵循,贡献了国际话语权建设的中国智慧。

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议曾一度饱受“为时过早”,有违“国际胸怀”的学科理想和缺乏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的批评。但是,在21世纪初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审时度势对建立“中国学派”的时机进行了全新的判断,不断寻求“国际胸怀”与“民族主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和解,以“变异学”和“强制阐释”理论为代表,为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中国特色的学科发展智慧。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做出更多实绩,在今天重提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学科目标非老调重弹,而是如今新的现实形势下的必要倡议。

如何发展数字经济以期实现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发生、提升劳动报酬份额、优化要素分配结构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阐释了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和提升劳动技能结构两个渠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其次,本文利用税收调查数据对企业数字资本规模进行测度,并汇总到省级层面,得到了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并利用随机系数模型计算了各省劳动对产出的时变贡献份额,进而对数字经济和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资本规模提升1%,劳动报酬份额大约提升0.032%。而造成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整体下滑、阶段性由降转升的深层原因在于数字经济不仅会强化资本对简单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也会促进资本和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以及数字经济对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最终,在劳动力规模效应和技能的结构效应共同作用下,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香港回归祖国前,港英政府实行无国家、无民族的教育,利用教材叙事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以消弭港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压制民族主义思潮以防反帝运动爆发,疏离港人民族情感以淡漠其国家认同,推销西式民主以冲淡回归前的国民教育。在进入“爱国者治港”、由治及兴的新时期,香港基础教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和教材,以中国语文、历史、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为抓手,致力于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政治认同“三位一体”的整体重塑。香港基础教育改革有利于构筑香港青少年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家园,有利于香港抵御各种风险挑战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利于促进香港教育界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

技术演进总是牵引着社会内部的分化动态。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智能化元过程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化趋势及不平等问题——新的鸿沟正在浮现。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多重响应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探究在智能时代新型文化资本冲击下的新“技术鸿沟”及其生成逻辑。研究发现,新旧鸿沟交叠下的“暮年倒计时”使得银发群体产生了自我放逐于智能时代之外的应对姿态,这与子代为帮助老年群体融入智能时代的“技术代劳”与“善意隔离”一起,消除了智能反哺行为的存在空间。在时间精力资源有限性的限制下,社会精英群体为维护其在传统资本方面的优势而做出的取舍与努力,反而会制约其新型文化资本的发展,这为新精英群体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对智能传播带来的新社会分化趋势与不平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十分迫切。

近年来,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国家在乡村设置了多重治理目标,由此型构出基层的多中心工作格局。面对多中心工作压力,工作指标全面量化不仅是上级考核下级的重要制度工具,而且已经越来越成为乡镇政府实现乡镇内部工作人员高强度动员的重要手段。工作指标的全面量化主要表现为完成结果可量化工作指标的结果量化和过程量化,以及完成结果不可量化工作指标的过程量化。乡镇借助量化工作指标所内含的工作任务的可计算性、可分解性以及可比较性,充分启动责任到人、结账督办以及面子激励等机制来实现对乡镇工作人员的高强度动员,提升工作任务的执行效率。然而,此种依靠工作任务指标量化的动员方式同样引发了乡镇的过度动员与超负荷运转,以及形式主义滋生和基层政权悬浮等困境。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多中心工作格局,保持基层治理的简约状态,减轻基层负担,同时赋予基层政府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增强基层政府的社会回应性。

NFT自其诞生伊始就受到了市场与资本的追捧,但与庞大的市场规模不成正比的是NFT交易的治理路径与规则体系。目前,立法与理论依旧无法就如下两个问题达成共识,即NFT“是什么”以及“怎么管”。现阶段较为科学且现实的路径是承认NFT具备多样化法律定性的可能,即同时具备数字财产、数字身份以及去中心化金融产品三类属性的可能,并且,在已有共识的基础上,构建最大化买卖双方权利转移的交易关系。具体到我国,考虑到本土化数字藏品与NFT之间的重叠关系,我们也应在着力发掘技术潜在价值的同时,探讨多样化NFT产品的开发,并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进行交易规则与平台合规预研,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金融、侵权等风险。

从史料学的意识觉醒,到史料学的倡导、建设与发展,中间似乎都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从个体的自觉,到学科的自觉;从理论的探讨,到全面的建设。海外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发展,也大致如此。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史料学,是学科建设与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发展的刚性要求。

神经技术使以认知自由权、精神隐私权、精神完整性权利和心理连续性权利为内容的神经权利得以彰显,作为数字人权的神经权利包含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的双重内容。然而,传统权利均无法充分涵摄神经权利,凸显规范与新兴技术之间的代际鸿沟。对此,应穿透数字社会与物理社会、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壁垒,塑造保护神经权利的领域法。在私法层面,通过合理解释一般人格权和类推适用具体人格权来保护神经权利,未来可以将神经权利纳入民法典中的人格权体系。在公法层面,政府应充分履行保护神经权利的国家义务,督促企业履行合规义务,规范公民合理使用神经技术产品。在刑法层面,串联数据犯罪、信息犯罪和人身犯罪,塑造保护神经权利的罪名体系。

作为晚近词坛的经典性名目,“晚清四大家”经由“二家”“三家”至“四家”层累而成,是传统词学内部调整而生成的产物,并与常州词派“形塑”而成的“四家”意识及四人的经典化历程相关。况周颐前期的“缺席”与后期的“登台”,与其创作旨趣与学术重心的转移有着紧密联系,并得益于词坛领袖朱祖谋的揄扬。在词论家不同的阐释路径下,该名目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内涵,但以派别论四家、将郑文焯置于“重拙大”理论序列,以及放大“重拙大”在况周颐乃至王鹏运词学观念中的位置,无疑会强化“共性”掩盖“个性”,甚至遮蔽词史真实。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采纳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限,但金融数字化对这一新生制度形成严重冲击。数字技术、数字科技企业、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构成数字时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型和主要来源,并能够将损害扩展到金融之外的整个市场和社会。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对宏观审慎监测制度、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宏观审慎处置制度以及宏观审慎监管体制形成了全方位的挑战。既有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唯有进行变革才能完成自身救赎。为此,宏观审慎监管制度需要将进入金融业的传统金融机构之外的新型机构纳入约束范围,同时开发出跟踪、监测金融数字化条件下的宏观审慎监测制度,变革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及其实施制度,改革宏观审慎处置制度及宏观审慎监管体制,使之与金融数字化相适应。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等法律未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那样将个人信息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作为一类独立的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根据。这种规定是科学合理的。一方面,合法利益的范围过于宽泛,并且适用前需要考虑个案情形及各种因素进行利益平衡测试,所以在解释上和适用上具有较大的不可预期性和难度,也不符合我国法律严格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及充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足以保护个人信息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司法实践中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抗辩都可以通过有关规定逐一解决。此外,我国法也对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与个人的权益间位阶有相应的规定。故此,合法利益不应当作为我国法上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根据。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决策的时效性、科学性乃至执行效率,往往受制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机构建制水平。有必要基于组织规范构造的视角,围绕所涉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配置与职权行使事项,来系统性约束和保障其机构能力。一方面,应针对专有权责与共有权责来设定其权责配置规范,以彰显相应职能部门在该类决策过程中的差异性决策设计与多元化决策考量。另一方面,应针对监测计划设置与监测信息传递来设定其职权行使规范,以厘清相应职能部门在该类决策过程中的内部决策定位与外部决策整合。最终尝试依托复合决策维度中、决策要素驱动下的协同履职,来明晰实现高效决策的可行规范进路。

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效率是促进新质生产力持续跃升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专精特新上市企业数据,从外部信息不对称和内部代理成本的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专精特新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效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结果均支持这一结论。作用机制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减少专精特新企业外部的信息不对称,还可以降低专精特新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影响在东部地区与省会城市、市场化程度高和市场竞争程度高,以及资产规模与现金持有率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最后,数字化转型对专精特新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在降低企业过度投资的同时,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本文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专精特新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而且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当前国际传播领域中,中国的内容供给呈现出较强的传统文化偏向,对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的呈现则明显不足。这种供给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多维性与复杂性,也难以满足国际受众对中国真实面貌的关注需求。本文基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框架,结合马克思的生产有机统一体理论,构建了国际传播内容供给的四环节分析框架,包括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通过基于文本挖掘的量化分析与案例研究,揭示当前国际传播内容供给的当代性不足及其表现形式,进而提出从全链条优化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协作、未来价值导向、区域化分配策略与“平和传播”理念是优化当代内容供给的关键。文章强调,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改革,不仅能提升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和情感共鸣,也有助于塑造更加真实、多元的国家形象,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文化认同、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

德国媒介学家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通过“媒体思维的谱系”项目和“谱系学”方法,提出了重新理解媒介的诸多创见。齐林斯基强调对媒介思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探析,强调媒介在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联系中运作,提出媒介谱系阐释中“过去考古”“即时考古”“未来考古”的多重面向;齐林斯基的媒介学自觉地批判媒介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鼓励超越时空、超越学科和超越地域的媒介想象力,极大地拓展了媒介学的研究领域与理论视野。

现有法律规则逻辑结构理论能有效描述法律规则的构成要素,但对立法建构法律规则的基本逻辑及正当性问题关注不足。随着法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提炼解释法律规则立法逻辑的简约理论提供了条件。从构成要素入手,解析立法建构法律规则的基本逻辑、辨析其正当性,以及考察其“相变”会发现,“帕累托效率”标准是立法建构法律规则的真实逻辑,即将预防事故发生的负担分配给群体中预防成本较低的主体,从长远看利益受损者因为机会均等能获得充分的预先补偿,从而使变革获得一致同意、具备分配正义品格、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伴随着历史变迁,法律规则构成要素不断发生“相变”,但决定要素得以构成——确立与连接——的立法逻辑,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支配着人类制度文明的追寻历程。由此,我国法律规则理论将实现从“描述”层次向“解释”层次的推进。

智能时代来临,既对传统人格权法制有所冲击,又为新兴人格权生成提供新的土壤。大量以“个人信息法益”为内核构造的信息性人格权应运而生,主要涵括信息性隐私权、个人信息权、被遗忘权等类型。这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进逼下生成的新兴人格权,系人格尊严面临智能科技革命时所作出的一种法律反应。从法理看,信息性人格权有异于其他具体人格权的特质,其以个人信息的不同面向为权利客体,满足私权自治意思力属性的主观标准、作为客观法律秩序的实质标准和实证上的法体系容纳标准,具备法权化的正当性基础和规范性依据,符合权利证成的理论和实践基准。故宜将其纳入人格权家族体系,以充分发挥其扩充人格权理论、丰富人格权规则体系和应对尊严危机的重要制度价值。

产业园区是促进地区技术水平提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新发展阶段国家实施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于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反映园区发展质量,研究认为,通过超前制定政策规划、优化创新体制机制等,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园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协同发展基础持续夯实,绿色发展成效不断显现,跨境贸易日益繁荣,园区合作竞相迸发。然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园区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部分园区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创新要素不充分不均衡、产业集群缺乏整体统筹和引导、生态环境管理机制亟待优化、服务平台建设不足等。

第三人介入他人缔约致损且具有归责基础时,通常可配置侵权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5条主旨为“合同订立中的第三人责任”,颇具中国特色。其目的是确定第三人欺诈和胁迫时的责任承担,其性质均为侵害人身自由的侵权责任。该条并未纳入因第三人过错促成合同成立的行为,尤其是第三人过失提供不当信息的行为。我国法有必要建构完整的第三人介入合同行为的责任规则,还应规定第三人因过失促成合同订立导致缔约一方受损时的责任承担。这主要见于第三人赋予缔约方特别的、高度的、可期待的信赖之情形,包括信赖第三人的品行、经济实力、专业和经验等。第三人因过失提供不实信息促成合同成立的,在符合严格的责任成立要件时,应承担相应责任。我国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应做两方面的理论革新。一是着眼于受害人的意思形成自由而非其经济损失,第三人不当介入他人缔约的行为均剥夺或干扰了绝对权,理论上可用侵权责任统一缔约中的第三人责任。二是改变既有的基于责任的结果思维,而着眼于行为导向,第三人缔约过失行为同时发生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上的效力,应兼用侵权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