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充分挖掘 CGSS 和 CHIP两大数据库，采用跨时空双样本构建方法，显著增加有效数据量并从视角和度量两个主要维度综合考察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变迁。研究发现:(1)从全局性流动指标看，代际收入相对流动性呈现“60后较强、70后最强、80 后最弱"的特征，而代际收入绝对流动性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从局部性流动指标看，虽然中国代际收入相对流动性到“80后"达到最弱，但底层群体向中层流动的机会依然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结合我国流动性水平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分析得出，在确保相对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的前提下，继续努力促进绝对流动性的提升，是目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积极迈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

全球北方发达国家重视自己的数字主权，努力捍卫并扩张其在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主权在数字空间的覆盖。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还没有树立起全面的数字主权观念，但已经初步意识到: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全面直观地呈现一国的数字主权独立自主水平，笔者设计了数字主权指数(DSI)这一度量指标体系，并期望围绕这一度量体系促进全球南方各国在数字主权问题上的对话与协作。

目前我国所采取的分领域、分要素立法模式，无法为排污许可制度的一证式综合许可改革提供体系性的规范依据，需要借助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契机，实现对既有排污许可规范的体系化。排污许可制度是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的核心，这一定位决定了法典的体例结构安排中，应当在污染防治编的通则之中通过专章或专节对排污许可制度予以集中规定，编排顺序上排污许可制度应当上接预防性制度、下联事后应对性制度。排污许可的制度规范包括内部规范和外部规范两个方面，内部规范重在统一排污许可设定条款、合理设定排污许可条件、准确界定排污许可义务的内涵、正确理解排污许可证后监管措施的法律效力；外部规范重在对排污许可与环评、三同时、总量控制制度等制度的衔接规则予以规定。

财政透明度作为政府政务公开的核心内容，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指标。以2015 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这一重大制度变革为契机，构建准自然实验研究框架，系统考察财政透明度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验证了"更好的信息会带来更高的合规性"的理论预期。(2)机制分析表明，财政透明度通过提升政府行为合规性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促进企业税收遵从，但政府效率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反映出短期内透明度提升可能暴露原有低效问题。(3)异质性分析显示，财政透明度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融资约束较低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对隶属地税征管的企业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的避税行为具有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些发现为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1)进一步强化财政信息公开，通过数字化手段(如政务 App)提升信息可及性。(2)优化预算监督与问责机制，以合规性建设和公信力提升增强企业纳税意愿。(3)针对企业异质性实施差异化政策，例如对中小企业加强税收宣传，对欠发达地区优化财政支出透明度。

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否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对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以2013-2021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以及给这些上市公司信贷的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上市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发挥“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影响主要由银行的战略数字化和管理数字化转型驱动。特别地，在外部金融科技发达而自身数字化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其风险承担具有更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其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及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香港舞剧《生死萧红》及其附属演出《经验萧红》，是萧红题材突破传统文字文本局限，首次出现在多媒体舞蹈剧场并实现开放性对话。该舞剧以独舞形式为核心，解构萧红与他者的关系感，剥离传统文学视角对萧红与他者互动研究的依赖，转而聚焦其内在的情绪经验，以再现人文关怀的情感策略。以此，从生命状态的表现与创造中，以“本体回归”实现萧红形象的纯粹化与凝集化，呈现独特的艺术质感。同时，糅合舞蹈的实践方式与剧场的审美叙事，建立起“色彩隐喻”与“空间转换”两大关键艺术手法：红白二色的视觉效应，分别象征生命的热烈与疾病的悲剧，辅之以红布、病床等道具，映射萧红的蓬勃创作、追寻自由、母体经验与病体早逝等多种境遇；舞台空间的虚实转换则构建了物理与心理的双重场域，既呈现萧红外在流徙的轨迹，又指涉其精神世界的孤绝与坚韧。在割舍了“独与群”的映衬之外，仍留存了“动与静”的交涉。该舞剧客观上形成了南与北的地域碰撞，呈现东北原乡与香港终焉之地的互文关系，揭示萧红作为战时知识分子，如何在从北至南的离散经验中寻找身份认同与重构文化记忆。以不拘泥于地域差异的辩证态度，从回溯与在地的交织中探索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实现东北作家的南方形塑与想象。

以“势”化言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亦是当代话语体系构建的现实要求。“话语势能”是话语在社会结构中积蓄影响力并生成现实效应的潜在能力，它源于话语内容的思想力量、话语主体的组织能力与话语平台的传播能力在具体语境中的交互激发。本文从“势”的哲学范畴出发，探赜“话语势能”的内涵结构与生成逻辑，提出“内容—主体—平台”三位一体的建构框架，分析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塑造中的运行机制。聚焦内容抽象、权威分散、平台割裂等现实挑战，提出具象可感的表达体系、多元协同的主体关系、融合共享的平台格局等擢升策略，以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一种兼具哲学深度与现实导向的实践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安全重要论述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和人本技术观中国化的新成果，主要包括统筹数据发展与数据安全、构建多元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国际数据安全合作、打造多层次和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队伍等重要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安全重要论述拓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与外延，使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和人本技术观在数智化时代焕发出新的理论生命力，为我国统筹数据发展与数据安全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和清晰的行动路径。这些论述超越了西方数据商业化应用优先的功利导向，突破了西方数据安全观霸权思维的狭隘与偏私，戳穿了“中国数据威胁论”的荒谬逻辑，为促进全球数据资源安全有序地开发利用，推动国际社会形成以数据主权平等、自主发展与自主管理为核心的数据安全治理共识，提供了中国智慧。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念指引，如何处理好人民健康与环境健康的关系是法典化立法方式所应当予以回应的关键问题。《环境保护法》第39条首次明确建立环境与健康风险控制制度，但在实践中，该制度并未得到真正的建立与有效的实施。为此，有必要考察其他国家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法律制度，构建以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为“枢纽”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制度、以健康为核心的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健康风险监管制度。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为建立健全这一制度提供了契机，需要认清环境与健康保护取得实效但制度短板亟待补齐，从源头上分析产生环境与健康制度体系化障碍的原因，进而建构符合法典编纂目标的环境与健康制度体系。

在气候变化议题的社会属性越发突出的背景下，文化价值观成为了探索通过叙事进行公众气候参与动员的关键。在中国这一重要且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可能存在哪些与公众气候参与具有关联的文化价值观？何种叙事策略有助于公众基于文化价值观进行气候与？这些关键问题仍缺乏关注。本文采用焦点小组、深度访谈与叙事工作坊进行材料收集，利用扎根理论展开分析以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与西方既有研究强调应单一面向传统文化价值观或现代文化价值观进行气候叙事不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过往导向、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与人为善这四种偏向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未来导向、民族认同、拼搏奋进这三种偏向现代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形成合力，对我国的公众气候参与产生影响。与中国传统连接、强调未来的视角能兼顾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等多维度的叙事策略，并且更好地激活上述文化价值观体系，并发挥气候参与的动员效果。研究揭示了气候议题与中国社会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维度均发生着复杂关联，也为基于中国文化价值观展开有效的气候叙事实践提供了策略层面的指引。

鸦片战争的爆发与清廷的战败，使得中英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权力关系发生颠覆性反转，这种转向既缘于西方船坚炮利的裹挟与清政府羸弱不堪的国力，也得益于英国外交部积极组织的中国知识生产、译介与转化。透过英国驻华外交机构对华商业贸易信息、军事外交情报以及语言文化知识的生成、译介与应用，借以实现在华利益的攫取、维护与扩大的历史史实，揭示了英国政府武力入侵与威慑背后，对华语言文化信息知识层面的战略考量，以及借中国知识研习“外衣”，服膺母国“国利”的真实企图。中英双方在此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为当代中国提出国别与区域研究，探索与建构更具针对性、系统化的世界知识图谱与智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他者之镜与现实启发。

民族生存环境是族群独享的地域自然，它是造物主的本原性设计，被族群经历漫长自然竞争而成为世代传承的地域疆界和空间结构。民族生存环境在原本上是自生境的，因其无节制消耗突破其本原性限度而滑向死境运动，形成以环境悬崖为标志的后世界风险社会陷阱。突围此陷阱的唯一方式，是意识地回归民族生存环境，恢复其生境位态和自生境能力，这需要认知和行动的双重努力。一是展开回归民族生存环境的认知启蒙，确立民族之地域环境权不可剥夺的社会共识，建立维护其环境权的社会机制。二是探索“可持续生存优先”的存在方式，抑制新技术无限度开发，建立以“大社会”为导向的开源节流的生存式发展机制，重构以慢节奏和俭朴生活为基本导向的大众生活方式。

方言异形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后者指不同方言中具有同一义位和语音对应规律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方言同源词是指不同方言中语音存在对应关系、可证明具有共同的源义素的词语。汉语史角度的个案考察中，方言异形词与方言同源词容易混淆，可从把握内涵与外延、形成原因的差异，观察书写形式及有无共同义位等方面有效区分。区分二者的学术价值在于为个案实践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方法论，促进汉语词源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助力汉语词汇学研究走向纵深等。

从理论层面阐明了供应链与信用链及二者耦合在冲击传染效应中的机制作用，从实证层面构建了2002-2022年行业价格信息溢出指数，分析了供应链与信用链在冲击传染中的重要机制作用。研究发现，供给侧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与商业信用网络向下游行业传染，需求侧冲击则向上游行业传染。其中，生产网络主要发挥下游效应，而商业信用网络的双向传染效应显著。进一步地，金融危机期间，生产网络主要发挥下游效应，同时上游效应有所加强，商业信用网络的传染机制作用不显著。此外，生产网络和商业信用网络耦合会进一步放大行业间的风险传染。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现实问题，严重制约其发展潜力。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金融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有效方式。本文基于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探讨了智慧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现实应用路径。研究发现，智慧金融可以通过智能风险控制、大数据信用评估、区块链溯源等金融科技手段，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提高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然而，智慧金融的应用过程也可能引发数据存储安全、算法决策偏见、隐私数据泄露、法律监管滞后等新的风险与挑战。为此，本文提出建立数据保护机制、优化算法设计、隐私管控、跨部门协同监管与明晰法律责任主体等风险治理策略，旨在推动智慧金融助力中小企业融资的可持续发展。

与多样文化交融是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文化现象，现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更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样文化的影响，理论工作者有意无意地融合本土文化精神，发展出了多样的理论形态。这种交融恰恰是在面向具有时代性价值的共同现实课题时，找到了彼此的结合点。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与多样文化对话时，往往使用的是“肢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其方法、精神与主张等。但这也客观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有与多样文化交融的多重层次。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的“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学说、指导思想、观念文化的多层次深度发展。“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的有机统一，对马克思主义有全面、完整、准确的守正创新，坚持体系化、学理化要求，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总体性质和可以发挥现实价值的"优秀"部分，对理论创新具有方法论的启示价值。

“代码"与“法律”是数字法治时代的一对双生主题。“代码"在数字空间的规制属性越来越接近“法律”。于是,“代码即法律"成为一种高影响力观点，它表达了代码在数字空间的一种强大规制能力。虽然代码具有自我校正、理性、精密、高效等各种优势功能，其技术化后的公权执行系统、私权防护系统能够弥补立法在运行过程中缺陷。但是“代码即法律"这种表达目前还停留在一种文学类比阶段，我们不能仅从字面含义去理解这句话。从法理视角来看，代码尚未满足成为法律的各项条件，也不具备法律的品格。代码自身也存在:公开度受限、稳定性较弱、缺乏国家意志和民主意识、可信度易被质疑等局限。我们既要发挥代码的优势，发现代码的端，同时更要探索代码与法律的沟通与融合路径，并为中国式现代化下的数字法治秩序保驾护航。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念指引，如何处理好人民健康与环境健康的关系是法典化立法方式所应当予以回应的关键问题。《环境保护法》第39条首次明确建立环境与健康风险控制制度，但在实践中，该制度并未得到真正的建立与有效的实施。为此，有必要考察其他国家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法律制度，构建以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为“枢纽”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制度、以健康为核心的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健康风险监管制度。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为建立健全这一制度提供了契机，需要认清环境与健康保护取得实效但制度短板亟待补齐，从源头上分析产生环境与健康制度体系化障碍的原因，进而建构符合法典编纂目标的环境与健康制度体系。

我国改革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随着信用理念的发展，社会信用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涵盖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体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失信惩戒制度是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制度，对社会主体权利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实践中以“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为特征的失信联合惩戒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有逐步滥用之势，使失信主体承担了额外负担。因此，既要充分发挥联合惩戒的制度优势，又要合理控制“惩戒失度"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信用立法来确立联合惩戒的正当法律程序，彰显“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在联合惩戒中的重要地位，并以现代法治理念构建良好的多元救济机制，以此有效化解因联合惩戒而产生的冲突、体现联合惩戒与个人权利保护的适度平衡。

中国城市经历了高速城市化、住房商品化和社区治理制度转型，构建活力有序的住宅区集体生活秩序成为社会和谐善治、居民生活美好的基础工程。城市住宅小区具有共有住宅空间不可分割、共同事物不可分割和家庭生活不可分割的现实，居民们过着一种介于公共生活（公域）和私人生活（私域）之间的集体生活（共域）。这种集体生活方式以独立的个体和家庭为基础单元、以自愿参与和权责平衡为原则、以提升生活质量为目标。有必要从理论上打破市民自利行动的惯性认知，基于各地实践探索提炼活力有序集体生活得以实现的关键要素和构建路径。纵观不同类型的城市小区集体生活形态发现，小区有限但可持续的内生资源、社会资本、政府颁布的相关制度及投入的项目资源，成为小区集体生活的物质社会基础。理想的集体生活模式具有组织有力、规则明确、资源稳定、共同参与、监督有效、参与正反馈等关键要素，这为全国活力有序的小区集体生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