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专门立法机构，对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身处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国民政府，力图通过控制立法委员的额数、指任立法委员人选并操纵立法委员的任期、履职和辞职等手段，维系传统政治的精英性和人治性。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之后，立法院以普选的方式，大幅增加了立法委员的额数，在形式上开启了立法的民主化进程。社会精英是国家政治的中坚力量，但缺失民主基础的精英政治，最终不免趋向人治、独裁与极权。立法体制的民主转型固然艰难，却是现代政治体制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