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ＴＯ贸易救济争端裁决系指争端解决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就某成员的贸易救济措施是否符合ＷＴＯ有关协定、规则所做出的裁定及其建议。如裁决不符合ＷＴＯ有关协定、规则，有关成员执行该裁决时可以对仍有效的贸易救济措施相关事实进行再调查，并实施新的措施。相比其他ＷＴＯ贸易争端案件的裁决，此类裁决及其执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电工钢执行案不仅是我国执行ＷＴＯ贸易救济裁决的第一案，而且是ＷＴＯ双反执行措施第一案，因此有许多新问题值得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于外国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国民待遇提前适用于准入前的“外国投资者”。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将产生重大革，传统上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对外国投资主体和投资行为的预审之责，将转由投资经营后通过司法审判中的监督与评价机制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公司法律适用问题的重要性将凸显，司法机关对外国公司的主体资格、行为能力以及内部行为等事项应根据适当的准据法进行评判。“负面清单”模式将推动公司资本的流动，但国际投资领域的法治实践表明，促进外国投资和保障东道国公共利益是两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我国应利用自贸区的探索体制，完善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机制，在促进外国投资的同时，确保我国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交易成本是区域贸易协定各成员方在构建争端解决机制时的重要考量维度。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交易成本可分为成员间构建成本和成员间治理成本。影响成员间构建成本的三个主要影响变量是问题敏感程度、成员方同质性和透明度。影响成员间治理成本的三个主要影响变量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政治模式、准司法模式与司法模式是现今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典型模式。上述三种模式体现出来的条约化水平有所差别。通过分析发现，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成员间构建成本、成员间治理成本以及总交易成本的变化可对成员方选择不同条约化水平的争端解决机制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跨界河流的上游国家在利用跨界河流时，负有不对下游国家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如何判断是否造成了“重大损害”，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及学者间经常有非常不同的看法。２０１３年国际常设仲裁法院裁决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基申甘加水电工程案对这一原则的内涵进行了重要的阐释，为我们适用这一原则提供了权威的参考。上游国家不对下游国家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在时间上不是永存的，在范围上不限于环境损害。仲裁庭的这些结论，对于作为中印跨界河流上游的我国有重要的启示，我们应该在自己的跨界河流利用中予以认真考虑。
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碳价主要由市场形成，但政府在特定情形之下依法、科学调控碳价，是碳交易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价发展困境及其调控动向，揭示了政府依法调控碳价的必要性与重要路径。从理论上说，政府依法调控碳价的基本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政府定价、限价等方式调节碳价平，二为借助间接的立法调整与直接的市场调节手段来调控配额供求。以欧盟为鉴，中国碳交易试点对碳价调控进行了前瞻应对、积极探索，丰富了碳价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但在法律依据、调控条件、具体实施等方面仍存不足，需从法律框架构建、具体调控路径设计等方面进行针对性完善。
专利集中经营即汇集分散的专利进行集中管理的营利性经济活动。与传统的专利集中管理模式相比，专利集中经营更强调专利的流通性，与资本的结合更紧密，是专利集中管理发展的高级阶段。近几年，专利集中经营公司在美国蓬勃兴起并依靠强大的资金实力向发展中国家渗透。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框架基本成型，但对专利利用管理的规定还较少。专利集中经营突显了专利的流通价值，一方面有利于激发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技术壁垒，对我国自主创新构成一定威胁，因此我国专利管理模式应作出适当调整以应对新的发展形势。
界定发行权控制下的发行行为的内容和性质，是判断发行行为是否侵权的重要前提。发行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行为过程，并非是某个时间点的行为状态。在作品或复制件被出售或赠予时，发行行为包括所有权转移完成前发行人控制的全部行为。作品或复制件得以发行，并不意味着发行行为的结束和完成，这种状态是发行行为的组成部分。传统发行权无力规制网络环境下的发行行为。厘清发行行为的内容和性质，对于与侵犯发行权有关的民事诉讼、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以及确定司法管辖权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指导意义。
信息系统创新使用有助于发挥信息系统的全部潜能，是近年来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但现有研究多侧重技术层面，缺少与组织管理情境的结合，难以体现信息系统应用的现实情境和要求。基于此，从人格特质和个体感知视角剖析组织创新气氛对信息系统创新使用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组织创新气氛可直接促进信息系统创新使用，同时，信息系统自我效能感在组织创新气氛与信息系统创新使用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内化阶段员工信息系统深层次使用行为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不断提升，但是目前国内外理论研究与现实还存在偏差。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采用实证研究，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内部员工ＩＴ支持网络等变量会积极影响员工信息系统深层次使用行为，而且随着ＩＴ工作需求的明显增加，这些变量的影响程度也会呈现相应变化。因此，为促进信息系统深层次使用和加快信息化深度发展，管理者应该重视企业内部ＩＴ支持网络的影响作用。
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影响关系存在很大争议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能源消费与ＧＤＰ之间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能源需求仍明显具有刚性，作为节约能源必须手段的“节能减排”会造成潜在的经济产出损失，阵痛难以避免。实现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型，需“开源”与“节流”并举，同时要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还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研究提供了能源消费量加总方法和因果检验方法的组合选择：若不考虑因果检验方法的选择，则采用基于Divisia指数的方法加总能源消费量；若不考虑能源消费量加总方法的选择，则采用Toda Yamaota因果检验的方法。
目前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因此，经济学分支领域———气候变化经济学也逐渐变成热门学科，然而该领域的创始人诺德豪斯及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却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悖，认为环境问题对增长的可能影响至多也是中度的。从长期视野综合分析资源环境恶化、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因素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最终发现日益下降的人均资源和恶化的环境是经济增长的阻力，抵消了部分技术进步的贡献，造成了稳态经济增长率的相对下降，而且其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生产函数关于技术进步变量的规模报酬情况。因此保护资源环境，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生产对技术进步的依赖相应降低其对资源环境投入的依赖等一切措施都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有正向影响的。
议事会成立乃澳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国内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１５８２年两广总督陈瑞召见居澳葡人首领与主教，代表明廷宣布葡人居澳合法化，从而促使议事会成立。事实上，早在１６世纪７０年代，广东政府接纳葡商缴交的地租银，并在莲花茎上建立关闸，葡人在澳的租居地位即已确立。议事会成立的根本原因是，葡西合并后，居澳葡人为了防范西班牙人侵蚀其在远东的贸易利益与传教特权，整合了居澳的宗教与商人组织，从而建立起一个统一对外的议事机构。
马江海战之后，中法关系进入实质上的战争状态。清朝官员纷纷提出局外严守中立，禁止向法国提供战时物资与代传电报，达到逼迫法国屈服的目的。然而，在要求中立国严守中立的同时，清政府却逐渐意识到中立法阻碍中国争取国际援助和欧美列强对中立法的依违不定。貌似公平的中立法，对处于军事劣势的中国而言其实并不公平，反而有“作茧自缚”之害。于是，清政府提出活用中立法规的“不援之援”策略，在要求局外中立的同时，秘密争取各种外援。在中立问题上，从墨守成规到阳奉阴违的转变，表明清政府并非完全信奉国际法，反而从本土情境和国家利益出发，对国际法加以灵活运用。
在７０年代初，菲中关系从对抗走向和解，历史遗留下来的菲律宾华人问题成为制约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瓶颈。马科斯总统打破菲律宾历届政府奉行排华政策的惯例，采取积极的同化政策，放宽华人入籍限制，文化上推行侨校菲化政策，还解决了滞留的逾期游客问题。菲律宾华人利用菲中关系改善的契机，集体转换国籍，成为菲律宾国家公民，以主人翁的姿态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同时，菲律宾华人是中菲两国公共外交的推手，促进中菲关系的发展。菲中外交关系的缓和促成菲律宾华人社会的转型，即从侨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菲律宾成为华侨华人融入所在国最好的国家之一。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有了广泛的关注。然当前并未形成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系统研究。人们往往把文化走出去等同于文化产品走出去，但是，文化产品仅仅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并不能全面地概括文化走出去战略，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战略与文化安全的关系以及战略具体措施等方面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行研究。
早期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如果从文学伦理学视角加以解读的话，可以看出，在艺术从移情走向抽象的形式主义倾向中，文学形式主义批评家努力展现或实现文学独具一格的创造性或想象力，同时试图通过语言的使用来调节、组织和呈现现实。无论是王尔德高雅的疏离、詹姆斯对视点他者性的尊重，还是艾略特的无个性化、理查兹情感语言的冲动平衡，现代主义的特征都表现为美学与伦理学相调和、伦理与世界相互渗透过程中锐意的伦理创新。
将古英语诗歌中的荒野景观置于空间理论视阈下考察，它们呈现出多层次含义：既表现为《贝奥武甫》里与文明空间的对立存在，也可具象《流浪者》等抒情诗歌中人物内心的荒凉，还在《古特拉克Ａ》等宗教性诗歌里体现为人物发展的阈限阶段。这些个人、社会、宗教方面的指涉意义折射出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日耳曼传统和基督教传统合力作用下人们对社会关系、身份构建和家园概念的认知，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蕴涵。
《莺莺传》中所体现出的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宋代的众多小说类书、选集对保存唐代小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人对传奇作者、本事、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考据较有参考价值；宋人对唐传奇名篇多有题咏，对其审美和情感意蕴有所阐发，更大量采用其中典故，促进了传奇名篇的广泛流传；宋人的文言小说创作，常常去模仿唐传奇的名篇佳作，白话小说和戏曲也从中取材。
《伍伦全备记》为文渊阁大学士丘睿之剧作。其在明初的出现，不仅显示了卑体戏曲渐为上层文人雅士所看重，而且折射了理学对戏曲的赤裸裸介入。这种介入源自丘?对宣传阵地的深沉忧虑，即戏曲虽然体卑，但其“受众多，易感人”的传播特性不为我用，易为“淫词艳曲”、“专说风情闺怨”所占。故丘?在攀诗结文的论述中，进一步弱化“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文体偏见，并延续《琵琶记》的创作旨归，探索三纲五常的戏化乐化。其努力虽未成功，但在意识形态建构史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