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以“社会危害性”还是以“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根据，学者的认识未达成一致。作为“罪行”与“罪人”刑事归责的统一，人身危险性在量刑中的功能发挥也已然成为挥之不去的客观存在。遵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预设，兼顾“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与“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双层次量刑根据说”是量刑公正的理性选择。撇开既有的理论误区，人身危险性介入量刑根据不仅能够与现有的刑罚理念相契合，而且将对实践中的刑罚裁量产生积极的双层次效用。
具体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的分歧体现在不同客体能否等价，故意能否拆分这两个方面。为了尊重每个个体的价值，不能用抽象人的概念取代具体人的存在，人身专属法益不能被等价，但非人身专属法益可以等价。法定符合说的数故意说是为了弥补法定符合说评价不足的缺陷而出现的，无论一故意说还是数故意说都难以摆脱具体符合说的影子，回归具体符合说，才是正道。
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学说对中国影响十分深远，而苏俄的犯罪概念，乃至此前沙皇俄国时期的犯罪概念都是特拉伊宁犯罪构成学说形成的重要前提。尤其是苏俄时期的犯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特拉伊宁的理论。苏俄时期立法机关、刑法学界均对犯罪概念进行了长期讨论，最终形成了以犯罪本质即社会危害性为特征的实质概念，其中刑事违法性特征居于次要地位。在缺少罪刑法定原则制约的背景下，特拉伊宁实质犯罪概念的框架之下建立起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从而使苏俄践行法制原则成为可能。
后危机时代，在各种造势下，影子银行成了一个比较时尚的词语，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已成为学者们研究中热谈的话题。而且，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已将其纳入了严格管控的范围。然而，实事求是地看，在认识论上，影子银行还是一个十分含糊的概念。在基本概念不清晰及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在还没有立于本国立场认真识别创新与监管之间关联的情况下，是跟风炒作、借鉴或移植，还是基于国情另辟蹊径？这是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立法创新中所必须厘定的方向性问题。
税收增额融资制度（ＴＩＦ）是美国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适用最为广泛的融资制度。ＴＩＦ的成功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财政去中心化；体现并加强发展政策的财政支助；竞争性联邦主义；契合当代地方经济发展政策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于我国而言ＴＩＦ的意义不在于直接的照搬和移植，而在于考察美国ＴＩＦ制度中政府、企业、市场经济和土地开发之间是如何通过法治联系在一起的，为我国的财政法治建设提供参考。
人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认清人性的本质是组织管理的前提条件。既有的人性假设都是在横断面上探讨人性，存在着“盲人摸象”般的片面性。转换一个角度，从人类演化进程的纵剖面视角，可以揭示沉淀在人类基因上的不同属性，进而提出“层次人”假设：人性是一个综合体———在漫长的蛮荒时代，生活资料匮乏，在生存需要的驱动下派生了自利性；人类进入商品社会以后，交换需要派生了利他性；进入文明时代后，人们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于是派生了第三种属性———道德性。自利是人性的主要成分，道德是人性中最稀缺的属性，利他性介于两者之间。通过在大学生、一线工人和火车站流动人口中的经济学实验，较好地验证了“层次人”假设。
路径依赖理论的起点是某些历史小事件。经济学研究中往往将这些触发经济变迁的小事件，视为是突变的、偶然的、随机的，偶然背后的因果关系容易被忽略。若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触发东莞发展路径依赖的历史小事件进行发生学的分析，则可以认为从个体行动者层次来看路径发生确有偶然性，但上升到社会结构的层次来看，社会结构如同沙漏，偶然性如同其中的沙粒，社会结构限定了偶然性发生的可能域，规定了路径偶然发生的时间、空间与方向。
农户金融决策行为的不同对其生活、收入和家庭幸福的影响也相异。将农户金融决策行为的类型分为知识导向型、政策导向型、个人胆略导向型、经验导向型和个人风险导向型，不同类型的决策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对兵团农户金融行为决策的因素进行属性约简和规则判断。结果表明，生存需要、期望获得额外收益的驱动、提高家庭幸福的驱动是影响新疆兵团农户金融行为的主要因素。
将习惯形成加入到Ｅｐ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Ｚｉｎ的理论模型中，建立基于习惯形成的资产定价模型，利用随机贴现因子为无风险资产定价，修正模型是前人模型的推广。实证分析发现我国金融市场的无风险资产受到居民消费支出和股市收益率及其波动率的显著影响，同时消费者的习惯形成、风险厌恶系数、跨期替代弹性、主观时间偏好也有影响，用理论模型模拟出的无风险利率与样本期内一年期商业银行存款的名义利率相当接近，表明理论模型对我国的无风险资产具有更强的定价能力。若剔除通胀因素后年存款利率实际年收益仅为０.４２％，这比美国的实际年收益率０.９４％还低。因此，中国近些年采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存款利息率似乎更加合理。
苏联解体过程中，宗教相关因素起到了极大的破坏性作用，回顾这段历史，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运用社会主义宗教论的最新成果对苏联宗教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在宗教特性、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无神论教育以及“宗教渗透”等问题上加深理解，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宗教工作，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镰仓初，武士阶级掌握了政权，开始寻找为自己服务的宗教。天台宗、真言宗等旧佛教宗派腐败堕落，且与朝廷公家羁绊很深，不堪为用，此时禅宗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先后由宋传入日本，受到幕府政权的欢迎。在幕府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作为社会中坚的武士阶层争相皈依，禅宗很快风行全日本。另一方面，禅宗为武士政权提供了信仰支持，禅宗的教义、清规塑造了武士阶层的精神世界，也深深影响了武士的日常生活。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宣称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重构宪政时期的立法院是其“行宪”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院的重构与运行涉及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与各派系的话语权息息相关，各派系都将其视为必争之地。在立法院的重构与运行中，各派系围绕立法院地位与权力的配置、立法委员、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等职位的选举以至于日常的议事活动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些争斗与倾轧不仅影响了立法院的重构与运行本身，也加剧了国民党组织机体的败坏，削弱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威。蒋欲在立法院内成立党团以消弭争斗，加强控制，国民党中央也有一些体制内的自省，但都未能实现。
民国后期，选举争讼案件大量出现。在控诉书中，控诉人表现出对宪政和选举制度的认同、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强调以及对不法势力和权力滥用的依法抗争。与此相对，控诉书描述的违法行为显示了部分候选人和选举管理人员的违法舞弊行为及法律意识的单薄。相关资料还显示，处理选举争讼的政府官员有的能依法处理案件，有的则包庇违法行为。选举争讼的相关档案资料，展示了民国后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情况，也反映了民主选举实践的曲折与艰难。
清末以降，黄河修防由地方负责，遂加剧了河患的发生。为应对频仍的黄灾，在多方呼吁下，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３年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由此开始了中央和地方在河政统一问题上的博弈。双方在黄委会人事、会址确定及统一修防等方面进行角力。在此过程中，中央的控制决定着这场游戏的走向与结局。国民政府最终完成了河政统一，此对黄河治理大有裨益。
以“中国意识”著称的赵刚对陈映真的思想与作品的探讨，尤其是对具体作品的破解，远远超过所有以往的陈映真评论。他的研究表明：陈映真的作品是一块值得继续深耕的重要园地，深耕时可以找到更多的思想内涵与知识感觉，超越并克服长期以来两岸知识与思想的断裂状态，从而提炼出一种扎根于区域与历史的知识主体性。而陈明成用所谓新视野解构“陈映真神话”时，将中国污名化，这种不同于“东方主义”论述的“台湾主义”新说，无助于人们对陈映真的再认识和对陈映真现象的再评价。它并不是反思得出的正确结论，只不过是将活生生的陈映真又一次封存起来而已。
２０世纪初，台湾处在文学语言的迅速转换中，一方面文学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换，另一方面是汉语向日语转换。作家面临着创作语言的选择，而在日本殖民强权统治和文化殖民的语境下选择不同的文学语言种类或类型则反映了作家不同的话语立场和文化心态。语言具有工具性，但语言也蕴含了深刻的民族性、区域性、文化性。汉语写作有着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和反殖民的现实意义，日语写作也不完全是殖民文化的投影，我们应该透过语言层面发掘作家的文化心态和思想本质。
不同的叙事方式与叙事主体，决定了对纳粹屠犹事件的不同叙事视角与内容，构成了历史真实的不同层面。而无论以何种方式对纳粹屠犹事件进行话语建构，都是一种创伤叙事。阿特·斯皮格曼的《鼠族》将图像与文本相结合，向我们描绘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行为及其后果，使我们了解到犹太人所经历的巨大浩劫与历史的真实细节，建构起一个令人震撼的创伤世界。这种创伤不仅属于幸存者，也属于其后代，甚至所有的人，纳粹屠犹的创伤不会终止。
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因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出版了三部反映农业工人悲惨生活的小说而被当时的许多评论家简单地冠以“左翼作家”、“自然主义作家”之称号，但从斯坦贝克的各种传记和他本人生平留下的大量日记和信件等各种资料可见，斯坦贝克的作品绝非一种单一的评价所能囊括，这种单一的评价，不仅不完全符合斯坦贝克本人的真实面貌，同时也遮蔽了他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