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早年中国学生留学海外运动无疑构成了直接源头。其间，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女作家以集束式的方式留（游）学欧洲，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刻录下了欧洲文明的深刻印记；亦不仅仅是纯粹时间意义上的聚拢，以与具有内在精神及审美相关联的想象性“样本”，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及其精神嬗递准备了条件。
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与张翎的《阵痛》两部小说以家族伦理寓言神话，女性情感体验与历史记忆，对两性个体人性的复杂嬗变进行批判与反思；两部小说诠释纯洁的母性关爱伦理是人类“完整的人”的人性善根，男性“大我”赌性顽疾和着金钱物欲的变异对现世代人性的破坏力。从家族基因遗传对民族性与人类性进行开掘，呼唤现世代人类心性的“母性归属”。以母亲强大自我内在性的、超验性的人性张力，揭示母亲以大地般的坚韧与顽强、博爱和圆融，迸发出的母爱精神的“永恒能量”。
ＣＥＰＡ协议的实施以来，内地与香港、澳门三地之间知识产权纠纷也越来越多，这些纠纷对于三地之间投资贸易的便利化构成了障碍，不利于三地之间区域合作的深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知识产权法角度是突破知识产权地域性问题；从ＣＥＰＡ协议的角度是构建三地的知识产权协调制度的问题。一定程度上突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因此在ＣＥＰＡ协议框架下构建知识产权协调制度也具有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在粤港澳合作机制中突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必须在ＴＲＩＰＳ协议的模式下，平衡知识产权各相关方的利益，随着内地与港澳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进程不断深入，循序渐进地展开。
历次不同类型的能源危机，暴露出欧盟存在能源领域权能缺失、能源安全观念狭隘、成员国依赖国内措施和双边协定、国际核安全标准无法律拘束力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在应对能源危机的过程中，欧盟发展其在能源领域的权能，转变能源安全观念，从最初的能源储备，发展到能源运输通道安全保障、能源突发事件的应急以及替代能源和能源效率立法，并把国际核安全标准法律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能源应急法律政策体系。２０１４年克里米亚危机再次推动欧盟完善其能源应急制度，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对各类能源危机提供借鉴。
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目前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存在着诸多不同认识，如：在性质界定上存在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之说，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从严解释、适中解释和扩大解释等主张，在证明规则上存在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纷争。从立法目的、法律依据和责任归属等方面来看，该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在明确适用的犯罪类型，没收的对象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该程序适用范围；在证明规则方面，一般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并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特殊情况下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达到优势证据
标准。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有利于促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悔过自新、回归社会并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然而自新法实施以来，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瓶颈，并未发挥立法预定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关概念含义模糊、混用；立法规定之间相互矛盾；与酌定不起诉制度界限不明。为提高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的科学性，完整性与实用性，应当厘清附加条件、适用条件、义务三概念的内涵，分析附加条件存在的问题，探究与酌定不起诉之间的界限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策。
银行挤兑是银行的灾难性危机，储户的悲观情绪在储户间的交互传染是诱发银行挤兑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结果表明，不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银行储户悲观情绪传染的状态取决于系统内部所有银行储户的初始平均态度，如果考虑金融权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其正确引导是可以缓解储户之间的悲观情绪传染的。银行管理者为避免银行遭受挤兑，使银行始终处于良好的经营环境，可以从维护银行良好形象以增强储户信心、保持银行良好的流动性储备以及尽快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入手。
在以总费用或绩效作为基金家族价值评价指标时，基金家族会以旗下低价值基金绩效为代价通过反向交易行为实施绩效转移，这将使旗下高价值基金获得超额绩效，从而表明基金间反向交易行为是家族造星行为的一条有效路径；当以年龄作为基金家族价值评价标准时，基金间反向交易行为对家族造星策略的实现效果并不十分显著。
当消费者借用品牌联想来构建自我或向他人传递自我概念时，消费者与品牌的连结就建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消费符合“行为与地位相符”的传统价值观，地位越高的消费者，其与奢侈品牌的自我—品牌连结越高，反之亦然。自尊和虚荣对上述关系有调节作用。低自尊的消费者，地位较低时，其与奢侈品牌的自我—品牌连结要高于地位较高时；高自尊者则相反。低虚荣的消费者，地位高低对其与奢侈品牌的自我—品牌连结影响不显著，而高虚荣的消费者，低地位者与奢侈品牌的自我—品牌连结要显著小于高地位者。
控股股权状况对企业脱困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依据财务困境后续演变路径将困境公司归为两类———“价值型”困境好转公司和“垃圾型”困境恶化公司。通过构建和对比“财务预警模型”和“控股股权修正预警模型”，探索困境公司脱困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要优化控股股权结构：适度提高控股股权集中度，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法人控股有利提高市场竞争意识；通过提高控股股东直接资金流投入量，有利于降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促进控股股东与企业利益的协同。其次，要关注财务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企业资产现金回收率、及时偿还到期债务、加速营运资金的周转、提高公司账面市值比率，稳定企业利益相关者投资信心，有利于企业顺利脱困。
秦帝国政府权能迅速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应溯源于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与“法”理论。由于商、韩倡导的君主专制的国家本位理念的结构性缺失与偏倚，构成其国家政治目标的功利性与狭隘性，国、民在利益与价值观上深刻的对立性，“法”“术”共生下的阴暗性，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性，以及由这些特点所导致的“胜民”、“制民”、“弱民”的治国理念，法律上的工具主义倾向与刑治精神，思想上的抑制多元文化与道德贬黜倾向，经济上的国家极端干预思想。这些思想既对加强秦国社会的控制与整合，一统天下起到重要作用；又形成秦帝国统治思想中的系统性、结构性缺失，隐藏着使秦国家崩溃的潜在的功能性缺陷。
信托担保在罗马法中是指，为了担保的目的，信托债务人通过要式买卖或者拟诉弃权的方式将财产的所有权转让给信托债权人，作为其债权的担保，同时当事人之间订立信托简约。信托简约因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只能诉诸依据诚信的私人裁决。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裁判官将其接纳为具有市民法诉讼性质的诚信诉讼的一种，即信托之诉，信托债务人可以依此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信托债权人可以提起信托反诉。
研究成果叙述体系是指由相关研究成果集体构建的对研究内容和结论进行叙述或展现方法和模式的有机组合。自民国创立到民国南京政府终结的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中国新闻史学界已初步构建起包括研究对象叙述体系、研究方法叙述体系、研究者叙述体系和表现形式叙述体系等内涵的完整体系。虽然在这一阶段中的国家和民族及社会生活经历的动荡和波折明显影响了新闻史学研究，但新闻史研究仍循其内在规律向前发展，这一阶段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叙述体系在当时和其他学科基本处在相当的水平。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新闻伦理思想较之于晚清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与发展，主要体现在：报馆记者和新闻学者自觉地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论证记者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使新闻伦理有了更为切实的指导性和说服力；从理论和实践上肃清“有闻必录”观念的流毒，对新闻真实性的重要性认识更加深入；在记者道德修养中，特别强调“大丈夫”精神，鼓励新闻工作者勇于维护社会正义，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在社会责任上，更加强调记者要承担“史家”实录的职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性和立场性为核心的新闻伦理观。这些新闻伦理思想在中国新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与作用。
利用报刊进行社会动员是清末以降中国新闻事业最为突出的特征，其中《唯一趣报有所谓》利用粤地方言写作传统和成熟发达的粤文字系统，建构从精英到平民的二次传播路径，暂时解决了方言地域性与报刊“大众传播”之间的矛盾，在二十世纪初期掀起一场以粤语写作民间曲艺，以图“鼓民气”、“合大群”的社会动员，影响深远，是近代报刊中方言写作的代表。
黄侃先生曾在《通俗编》书眉施评语二百多条，学界尚未注意到。评语中蕴含了词源研究、词汇训诂研究、文字研究、音韵与方言研究、民俗文化研究等方面的内容。研究这些评语在明清俗语辞书研究、理解黄侃先生语言文字研究上的成绩以及在研究汉语词源、训诂、俗字、语音等各种语言文字现象方面均有很大的价值。
南京图书馆藏孙承泽手批明末清初卢世氵!的《杜诗胥钞》，为传世孤本。明末清初贰臣孙承泽对《杜诗胥钞》的批点是研究其对杜诗诗论、思想性、艺术性的重要材料，明确指出了杜诗多样性风格的源流演变，开创了以书画论杜诗和以体裁论杜诗的先例，从议论和描写的角度点出了杜诗与《史记》并论上的发展。他不仅指出了其继承风骚传统、儒家思想和诗教精神，而且还以史学家的辩证求实精神，对杜诗的思想评价持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并由此总结出诗人作诗的素质要求，还指出其艺术上精于炼句、曲折含蓄、言浅情深等特点，内容广涉思想性、风格、书画、体裁、与《史记》论杜诗、结构语言艺术。此批点可以说是杜诗学评点的集大成者，在杜诗学研究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杜诗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