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国民政府开展积极有效的侨务工作，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派遣党府政要到美国侨社修复其与美国堂会的关系，向堂会人士宣讲抗战，从事募捐，以及邀请堂会领袖回国参政，给予一定的政治身份，激发了堂会及其领袖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针对美国堂会的具体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华侨堂会支援祖国抗战的积极性。各堂会也以民族利益为重，抛弃过去对政府的成见，组织动员堂会成员乃至整个华侨社会支援祖国抗战，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反对专制分裂投降，对中国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抗战时期，汉奸是为日本政府侵华势力重要构成；抗战胜利后，政府威信树立，社会舆论激荡，国际惯例遵循，政权维系与恢复，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勉力惩奸。汉奸审判与逆产处置背后复杂背景和政治因素，推动其努力将汉奸案件特殊性与法律原则契合，于司法政策制定与施行中遵循人道主义原则，使冷酷无情之法律体现若干人性化色彩。对汉奸嫌疑犯辩护权、上诉权的尊重，汉奸家属生活费的酌留，第三人合法权利的保护，是对近代“罪不及孥”法治观念的继承，颇具借鉴价值与意义。
日本右翼势力一直鼓吹在伪满时期曾“开发建设东北”。从伪满水泥工业来看，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膨胀，但究其实质是为了迎合日本殖民扩张的需要，是对中国东北水泥资源的掠夺。日本资本垄断东北的水泥工业，将东北作为其水泥产品的主要倾销市场，对东北水泥产品进行掠夺，并对东北水泥工人进
行无情压榨，这些都反映了伪满水泥工业的殖民地化。水泥工业虽然只是一个具体的工业门类，却是伪满时
期东北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提供了控诉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经济掠夺的重要证据。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的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活动，属于一国之下的区际司法协助问题，不宜参照“国际”做法，也不应墨守成规。随着社会的发展，两地经贸关系的密切交往，各法域的法律制度和传统也会发生改革和变化。要使得判决在两地自由流动，就要求对所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范围更广，对所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条件更为宽松。
现行投资条约大部分缔结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受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这些投资条约重在保护和促进投资，而漠视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菲利普·莫里斯案即是投资者利用投资条约挑战东道国就公共事务行使规制权的典型。对此，一些国家开始在新一代投资条约中进行变革：转变立法导向、增加例外条款、明确实体性投资保障条款的内涵，以维护国家就公共事务进行规制的权利。基于我国兼具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双重立场，我国在缔结新投资条约时，总体指导原则应是平衡投资者权益和东道国公共利益，但与不同缔约对象谈判时，涉及国家公共政策空间条款的具体安排和阐述应有所区别。
通过将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和产出视为内生变量，预测２０５０年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和产出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影响。预测结果表明，受产业机构升级和知识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的影响，年轻人更倾向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导致短期内劳动供给减少，产出下降，老龄化经济成本提高，但从长期来看，未来社会可提供更多熟练劳动力，这将提高产出水平，降低老龄化经济成本。
近年来，员工主动性人格这一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探讨。市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使得团队绩效取决于是否可以灵活快速地做出正确决策，为此，团队成员能否自主解决问题、积极发挥主动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企业首先需运用一系列科学的甄选技术，招聘具有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这样的员工具备一些特质，如积极搜寻工作与组织信息、获得工作相关支持、制订职业计划、坚持不懈地清除职业生涯中的障碍。企业还需要给予团队决策的自主权，最重要的是让每个团队成员切实感到团队自主性的真实存在。这些致力于提高团队自主性的举措可以大大激发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做出组织希望的行为。
采用四川和江西两地调查数据，结合倾向得分法，比较分析农民工子女处于流动和留守状态时的学习表现。为纠正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内生估计偏误，首先估计农民工子女所处状态的倾向得分，然后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平均处理效应。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相对于留守儿童在学习表现上处于劣势；而且影响程度存在性别和科目差异，对男孩的影响大于女孩，对数学和英语成绩的影响大于语文；无论是流动还是留守，母亲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各国证券侵权救济的诉讼制度存在很大差异，我国证券侵权群体诉讼模式的选择与构建，要高度重视本土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我国立法规定的人数不确定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设计理念方面符合现代群体纠纷的解决理念和要求，该制度未能在证券侵权诉讼中得到适用，是由于司法政策的限制，而非其在技术层面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我国的人数不确定代表人诉讼与共同诉讼存在根本差别，与美国集团诉讼在价值追求上具有相似性，兼顾了各方利益需求，是我国证券侵权群体诉讼的合理模式，但在具体规则上还需要加以完善。
媒介化危机是以媒体集中报道作为危机事件发展重大转折点和核心关系结构崩塌主要动因的一种危机类型。“三级效果评估模型”在既有的媒介化危机概念属性、传播规律和应对原则策略学术研讨基础上，针对媒介化危机公关实践在传播者发送、媒体传播、受众接收三个层级上的有效性，提出了可操作的评估方法。该理论模型经由“上海福喜事件”案例分析检验，一方面发现媒介化危机公关原则与策略在媒体效果方面的显著性和受众效果方面的有限性；另一方面通过探讨该模型的优势与局限指出未来媒介化危机公关效果评估的研究方向。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社交媒体中的口碑传播为营销带来新的契机。如何制定精准的传播策略，从而实现口碑信息接收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研究采用实验法，探讨了作为社会关系变量的社会距离和作为个体心理变量的调节定向是如何影响口碑信息接收的。研究发现，在信息说服力和产品评价上，调节定向和社会距离间皆存在交互效应：社会远距离他人的口碑信息在信息说服力和产品评价上都对促进定向个体更为有效；社会近距离他人的口碑信息在信息说服力上对预防定向个体更为有效，但在产品评价上，不同调节定向个体间差异不显著。
中国大陆“中生代”创作的“汉语新诗”有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将著名诗人傅天虹及其诗歌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加以分析。作为在毛泽东时代经历个人生理和心理成长期、在改革开放初年到海外跋涉求生的诗人来说，他本人及其诗作对于当代中国诗人来说，都带有一种“非典型的典型性”。对于这批大体有相似经历（或至少有相同的历史经验）的“中生代”诗人来说，我们在他们诗作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新文化习俗与思维，也有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经验所赋予他们的人格特质、情感结构，以及意象的运用和意境的处理。
梁启超从“中国小说”到“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是他塑造以“国民”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开启中国现代“国民文学”的先河，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其中，“中国小说”以一种强烈的断裂性，宣布一种以“国民”为主体的文学内涵的产生，“新小说”与“新国民”的同构关系正是“中国小说”的现代内涵的政治隐喻；与之相比，“中国文学”则试图以进化论的逻辑为想象中的“中国小说”的崭新局面寻找历史的依据，建构一种小说总体性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传统，尤其重视“精心结构”的艺术荣誉与“民族主义”的自觉意识对于“中国文学”的中国性与文学性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梁启超“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已经具备了“文学性”与“国族性”的双重内涵。梁启超是“中国文学”现代意义的创造者。
郑献甫一生不仅写过大量的时文，而且写有八股文话《制艺杂话》，还有时文评点本《补学轩批选时文读本》行世。在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理论与批评史上，其八股文话与评点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深度，具有重要的位置。“道理共见、节目共知”的先在限定塑造了八股文写作的根本理念与基本理路。经史的修养决定其立意之根基与“入口气”之价值；而制艺修辞之成功运用，则是使时文成为“美文”的关键。
蒋士铨和张埙是乾隆时期著名的诗人，二人同题唱和创作了《固原新乐府》，诗歌不但保存了清代固原地区珍贵的社会风俗史料，展现出一副真实生动的清朝西北地区的社会生活长卷，而且明确地表达了对元白新乐府的认可和赞同，有意效仿元白同题唱和的传统，诗歌创作保留了唐代新乐府诗人的新乐府特征，批判揭露现实，记录民生疾苦，创造性地以新乐府为小人物立传，表现出清代诗人主动对元白新乐府的接受和继承的意识。
前人早已提及叔向文学家的身份，然学界对其全面、深入的研究至今阙如。据考证，叔向至迟生于公元前５９３年，至迟卒于公元前５１４年。叔向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学活动、文章、文论三个方面：诗学活动主要分引诗以明事、诗歌篇章的阐释、诗意的领悟三类，尤其对《昊天有成命》一诗的通盘阐释对后世解《诗》影响较大；在文章层面，主要分书信和辞令，一篇书信结构完整、情辞俱佳；辞令又有外交辞令与论谏辞令，皆具有一定的文体价值；就文论而言，主要是对于言辞的一些看法与观点，如辞尚得体与畅达、信而有征、言不僭礼、言重于貌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通识性。叔向相关的文学素材，多注重德行与礼数的彰显，塑造出一位具有君子风范的文学家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