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移民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明初的海外移民，与明王朝整体海外政
策密不可分。明代中国官方海外移民模式自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明太祖钦赐三十六姓给琉球开启，常盛
不衰，直至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琉球被日本吞并，影响持续长达近５００年，构成中国古代海外移民一个独特
的类型，即国家主导的国际移民类型。作为中国古代海外移民史类型研究的补充，本文从外交诏令文书入
手，对明初海外政策的整体展开与这一重要的海外移民类型形成进行探讨。
欧洲一体化为难民和移民问题做了制度安排，但结果仍然偏离了政策预期。难民危机在制
度与结构上对欧盟难民治理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也揭示了欧盟治理的内在缺陷。如果欧盟的应对不能突
破这一治理框架，就无法摆脱难民治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两难”。
历经百年，地政学研究见证了战争、竞争、和平，从静态的决定论到动态的博弈观，地理的“三
位一体”要素为其研究基石。首先是地理因素。岛链是冷战后美国成功将太平洋内海化的标志。对美国而
言，中国的沿岸同太平洋西部的位置重合，因此不愿眼看到同为海洋大国中国的崛起。为了维护领先的霸主
地位，美国使用封锁的手段来打击中国。其次是科技因素。中国不断发展的科技使得美国无法打击和接近
中国的沿岸地区。Ａ２／ＡＤ战略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具备对抗美国、封锁中国的军事能力，使美国首次表示战略
撤退的意向。
中国与马来西亚自１９７４年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不断加强，合作日益
频繁，关系日益紧密。在中马文化交流中，几百万的马来西亚华人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官方的以及民
间的渠道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丰富了中马两国的文化交流，促进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通过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助于其他族群对华人文化及中国文化的了解与认知；而且有助于中国对外形象的
展示，是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由裁量财务信息透明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总体上是倒Ｕ形关系。对股权融资成本较低的分
组，自由裁量财务信息透明度显著负相关，这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会加强财务信息透明度与股权融
资成本的负相关关系。对股权融资成本较高的分组，自由裁量信息透明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机构
投资者持股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除了自由裁量信息透明度之外，固有信息透明度及公司外部
信息透明度与股权融资成本也对股权融资成本有类似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之所以存在以上差异，主要是
由于公司股权融资成本较低时，其总体信息透明度较高，而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也较高导致的。
公司收购中控制权的更替，引发了目标公司董事与公司及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天然利益分
歧，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的决定性地位，使董事义务深刻影响着公司收购正当价值的实现。目标公司董
事的控制权愈强，其与公司的利益分歧以及由此引发的代理成本问题也就更加突出。利益分歧行为可以分
为积极的利益冲突和消极的利益背离，并建议将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结合起来综合进行判断，通过对目标公
司董事的权力限制，以实现对利益分歧的救济。
宋代的园林实体虽几尽消逝，幸有正史、笔记、诗、词和六百多篇园记散文等资料记录下当世
园林的样貌。与其他资料相比，园记散文的记述更为详细，在以文字构筑的文学空间中立体再现了园林空间
中的林水景观和园居生活。从宋代园记可见，唐诗对宋代园林影响深远。它直接影响着宋代物质园林空间
卜筑的意境和艺术手法，还融入了园主的生活情趣、思想情感，构建起园林的精神空间。本文以宋代园记为
考察中心，呈现唐诗、宋园艺术融合的文化现象，抉发唐诗在宋代园林双重艺术空间构筑中的价值和意义。
清代女性文学近年来渐受学者瞩目，但现有研究往往集中于江浙女作家，尤其是负有盛名的
蕉园五子、随园女弟子、碧城仙馆女弟子等，并强调其结社唱和、拜师交友等文学活动的革新意义。与之相
对，安徽往往被推定为地域文化保守，针对当地女作家的研究也较少。本文以桐城张令仪为例，通过分析其
作品，展现其自我书写时的矛盾心理，揭示闺秀作家自我意识觉醒，却又无法摆脱传统女德的影响，在“才女”
与“贤妇”这两种角色定位中摇摆不定的精神困境；并借此对当下偏重江浙女作家且过分强调其“革新性”的
清代女性文学研究予以补正。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大量民国时期北平地方法院的婚姻诉讼类档案，其中，下层女性以不堪受虐
为由诉请离婚的案件较多。对这些案件进行整理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案件本身的认识，亦有助于从中透视
涉讼女性的婚姻生活、婚姻观念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的北京社会，这类讼离案的增加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涉讼女性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但案件背后的经济原因也值得重视。尽管她们通常都
化身为诉状中楚楚可怜的受虐女子，但其诉请离婚的真实原因却未必是受虐待，也可能是迫于生计另谋出路。
抗战爆发后，云南作为西南大后方之一，由于内迁和滇缅战局的转变，云南商业呈现出繁荣
的景象，商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也不断增长，组织规范性也不断得到加强。在战局不断转变的形势下，云南
地方党部和政府对商会的督导改组和组织规范也尤为重视，昆明、下关等主要地区的商会组织有显著变动，
省级商联会也得以筹组。商会组织与时俱进地采取了新的应对举措，从而能够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完
善自身的组织制度，使商会的职能更好地服务于战时统制的需要。
粤籍史家张荫麟年少已在学界成名，同时对于政治长期有着超乎寻常的关心。“七七”事变
前，持费宾社会主义之学说，同情中共，抨击政府对日的软弱外交，论政属于温和的左翼；事变后复又参与重
庆政府之事务，试图为抗战出力，却无法一展所长，为时半年便黯然淡出，协同张其昀创办《思想与时代》以进
行“文化保守”之工作。提出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中共以外的左翼人士亦能为政府所用，却又无法大用。民国
知识分子虽然逐渐边缘化，但仍普遍认为继承“道统”或代表“清议”，预示着全国人心的走向。通过张荫麟的
进退经历，正可认识左翼知识分子在抗战时的思想趋向，亦可帮助理解抗战结束后为何人心思变。
１９０８年，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倡导境界说，开辟了一个新世代。中国今词、今词学的历
史从此开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亦从此开始。一百年来，王国维研究一直是学界所熟悉的话题。彭玉平
以十年之功，撰为《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一书，对于王国维其人、其学，以及一百年来对于王国维其人、其
学所作探寻，追根究底，作总清算。既为过去一百年词学的开辟与创造寻找出一个个踏实的脚印，又为未来
一百年词学的开辟与创造树立起一座座明确的路标，堪称新世纪的王国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