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第38卷, 第9期　刊出日期：201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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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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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TPP中若干议题的讨论

  宋晓燕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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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P协定为亚太及全球的贸易、投资设立了新的标准体系，它的签订对亚太经济整合以及多边贸易体系未来发展方向具有深远意义。对当下议题涵盖面最广、内容最多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进行系统性的讨论无疑十分必要，于是就产生了这组笔谈。笔谈范围很广泛，涉及TPP中的五个相关议题。
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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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年龄效应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李唐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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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年龄效应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的U形关系，并且上述非线性实证关系满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进一步测算U形的拐点，结果发现:对于40~50岁中年企业家群体，其所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低于其他年龄分组的企业家群体，从而在实证上证实了现有文献对于企业家群体“中年危机”现象的理论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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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过度规制的外部经济效应检验:1980—2011——基于珠海市工业企业政府投资规制的实证研究

  王旭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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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规制作为一种政府治理工具，通常是为了矫正市场失灵和消除市场外部性。然而，过度的政府规制却会产生另一种外部性，即规制外部性。当前对规制外部性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且国内有关地方政府规制外部性检验的文献更不多见。以珠海市政府对工业企业的投资规制为例，通过构造生产函数来验证政府规制对珠海市经济产生的外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规制强度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低，即外部经济负效应越明显。结合一些材料可知，珠海市政府在建市之初以保护城市环境、限制工业发展为基本定位，存在对工业企业投资的过度规制，由此产生的外部不经济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珠海市的整体经济发展。从中得到的政策启示是:首先要明确应不应该规制的问题;其次是规制的强度和方式问题，对过度规制的领域应放松规制，对规制不当的领域应调整方式，提高规制质量;最后要完善政府规制法制，加强对规制者的规制。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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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补贴制度中环保要素解读与演进式条约解释路径^*——《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的启示

  吕晓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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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机构在《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中创造性地解读了补贴认定中的“利益”要件，避免将环境保护等合理政策因素解读至利益要件之中。对比上诉机构的解释路径，演进式解释路径曾被上诉机构应用于WTO争端解决实践当中。在适用这一路径解决近年来各国旨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实践与SCM协定之间的潜在冲突时，笔者发现，SCM协定缔结之时气候变化问题已然被缔约方所认识，而且旨在解决类似环境负外部性的政府补贴情形已在SCM协定的不可诉补贴条款中得以言明。考虑到SCM协定缔约之时的体系安排，演进式条约解释路径的成功适用可能有赖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方面更具突破性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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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保护古沉船——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古沉船为例

  赵亚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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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盟国家所在的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千余年来掩埋在海底的沉船不计其数。这些古沉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保护它们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却正面临商业性打捞甚至盗捞的严峻危险，有些已经遭受了严重破坏，亟须法律保护。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缔约国负有保护海洋考古和历史文物并为此进行合作的义务，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古沉船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保护这些古沉船具有可行性。当前，中国应当与东盟国家依照公约进行合作，比如加强信息共享、在古沉船管理方面合作、开展培训合作和打击盗掘等，并在时机成熟时签订条约，通过长效机制保护这些古沉船。
中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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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史视野里的《摩罗诗力说》

  祁晓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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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学者评价《摩罗诗力说》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依据鲁迅在“总论”“结论”中提出的观点。至于其中哪些是鲁迅独创的，哪些是他“拿来”的，则往往语焉不详。日本学者虽偶有论及，却仅限于个案研究。事实上，“总论”“结论”中那些被认定为鲁迅独创的观点，大多见于明治时期日本学者的论著及随笔。而鲁迅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对这些观点的取舍。如果对此缺乏了解，则很难对《摩罗诗力说》的价值和意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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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谴责小说”概念的构建及其局限

  江曙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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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对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定义和评价已成为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观点。但对于鲁迅何以构建“谴责小说”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讽刺小说”概念的过程及理论基础，学界尚未进行深入探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鲁迅划分小说类型的标准，以及其不同小说类型的内涵意义和功能指向，并进而体察其在反映宏富浩繁文学现象方面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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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欲静而风不止——从1936年鲁迅的处境与心态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事件

  彭冠龙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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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1936年鲁迅的特殊处境和心态，可以跳出已有研究成果对《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事件的两种猜测，提出第三种可能性，即鲁迅的本意是认为根本不必要回信，回信这一行为是多此一举。在这一观点下，鲁迅在该事件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可以得到重新阐释，并为我们理解1936年的鲁迅提供一些启示。
新闻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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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动员纪录片的信任资本与情感修辞——以《寻找科尼》和《穹顶之下》为例

  邓秀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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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体正在用跨越国别边界和打破社会圈层方式延展自己的覆盖范围和影响深度，基于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也日渐往融媒介和跨平台方向发展。当社会动员越来越成为社交媒体重要信息传播内容时，围绕动员信息传播的发起者、中转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社会资本置换就成为影响动员效果的关键要素。作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和构成要件的信任资本，在社交媒体用户发起的社会动员中起着吸引、说服和推动的重要作用。动员发起者的主体身份、动员行为和家庭角色三个要素建构了公益动员纪录片的情感修辞实践，揭示了信任资本在社交媒体社会动员中的地位、功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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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批判话语分析(CDA)”到“传播民族志”(EoC)——话语、传播实践与“钟情妄想症”的分析示例

  李耘耕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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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话语分析和民族志的方法都成为传播学关注的焦点。由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和范迪克(Van Dijk)等人推动的批判话语分析(CDA)是连接语言文本与其所在社会文化的语境的分析桥梁。然而从语言和文本本身出发的研究无法将言语行为看作在具体传播情境下社会互动的产物。与批判话语分析不同，“传播民族志”从传播实践出发，将话语放置在特定的“言语共同体”和具体的“传播实践”场景之中加以考察。利用民族志的方法，“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简称EoC)旨在说明不同的言语主体，如何通过调用内在或外在于该“言语共同体”的话语和传播资源建构自己的“传播资质”，从而建构权力秩序。利用“传播民族志”的框架，通过分析在一个特定的互动场景中(晚饭聚餐)，研究者与数位精神科护士讨论“何为钟情妄想症”的“传播实践”，说明，在特定情境下，话语的特定意义是不同言语主体言语行为互动和实践的结果。与批判话语分析相补充，“传播民族志”帮助研究者更好理解话语是如何通过日常的“传播实践”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以及在一个多重话语并置甚或冲突的情境下，作为“传播资源”的话语，如何对不同“言语主体”施加权力并形塑特定话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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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娱乐配音:另类声音的文本“游击”与文化表达

  杨致远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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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娱乐配音视频是近年来网络新媒体上具有极高传播度的文本类型。与传统的影视译制配音文本不同，网络娱乐配音文本并未经历跨语言、跨文化传播，呈现出碎片式挪用及高度互文性的特点。在表意方式上，网络娱乐配音文本主要利用新的配音对图像主体、原文本意义体系或主导性语言进行有效的干扰，制造新旧文本意义间的冲突关系，生产出对抗性的文化场域。网络娱乐配音文本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体现出狂欢式的文化精神。同时，它也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达，它的反讽手法及风格表达出对抗意图，是这一“话语共同体”的一种文化策略。它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对各种热点社会现象、问题进行评论的功能，为网络民众提供了一个意见表达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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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民心理与风险沟通

  朱颖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9): 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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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时代，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给政府带来极大的挑战。由于网民在网络舆情的产生和扩散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网民心理进行有效沟通成为化解舆情危机的关键之举。突发公共事件中网民在信息选择、接受、加工和思辨环节有着复杂的心理嬗变过程。进行有效沟通，要对网民进行适度的心理干预，合理开关“政治安全阀”，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建立网络舆论的“大调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