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39卷, 第10期 刊出日期:2017-10-08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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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管理】
  • 刘希章, 李富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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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金融具有隐蔽性、分散性、传染性、地域性以及复杂性的属性特征,其性态逐步从 “生活性”向“生产性”、从“互助性”向“互利性”以及从“地下”隐蔽状态向“阳光化”状态发展演进;同时,进一步对民间金融的需求规模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我国民间金融规模逐年大幅增加,且民间金融规模占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平均比重在半数以上。
  • 刘岚雨, 陈琪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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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政治视角下的国际经济组织是其主要股权国美国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但是,考虑到现实运作中国际经济组织处理议题的专业性较强,因而国际组织在决策过程中享有较高的自主性,这使得美国在主导国际经济组织决策时将面临一定的困难。在此情况下,美国何以实现对国际经济组织决策的影响呢?通过研究发现,美国主导国际组织决策行为的手段有软硬两种:意识形态和断绝资助。国际经济组织决策行为背后的主导因素是大国意志,而出现意识形态和官僚机构在形式上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导,是为了掩饰其组织决策行为背后的大国因素,从而更好地延续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
  • 【法学】
  • 宁立志, 芦加人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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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货翻新销售包含多种行为,其中引发争议之处在于,行为人将翻新后的商品重新投入市场销售。翻新与除去商标的行为,可适用商标权用尽而评价为合法行为,但行为人附加新商标后销售,可能会导致商标侵权等现象。因而对于旧货翻新销售行为是否违法,不能一概而论,商标法应为合法的旧货翻新销售行为,留有足够空间。
  • 郭烁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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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化、数据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影响已经嵌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深刻影响着一国司法体系的运作,以开放的心态尽早适应这种变革是应有之意。中国司法系统已经对此作出了初步尝试,取得了对内、对外多重意义的积极成果,并最终提出建设“智慧法院”的官方构想。但是,“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司法公正与效率以及审判公开的要求可以说是倍增的,如何进一步做好新技术条件下司法过程的信息化应对,可以说是一个永远在路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问题。
  • 王灏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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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隐私权作为传统隐私权在网络空间下的自然延伸,在数据传输便捷的时代面临遭受侵害的风险。既有的网络隐私权的民法保护路径存在保护不足的弊端,应加以完善,但不能据此否认私法保护的根本立场,而应当选择转换路径向直接保护迈进。当然完成路径转向不急一时之功,因此,在成功实现网络隐私权的直接保护路径之前,须结合国情和现实需求,采用相应法律技术对既有法律规范内容予以修正,强化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 谢远扬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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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人解除权行使方式的不同是我国和世界主流住房租赁模式的重要区别之一。鉴于出租人和承租人在住房租赁合同中的不平等地位,对此种合同不能完全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依据,法律应当适当介入。在可能的介入手段中,除了对租金进行适当管制之外,更应当注重对出租人的解约权进行限制,即除非存在“正当理由”,否则出租人不得解除租赁关系。相对于直接对租金进行管制,此种限制更注重保护住房租赁关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保证承租人在租赁关系中也拥有相当的主导性,对私有财产的干预也较为合理。我国法律法规中迄今也未规定对出租人解约权的限制,这对于在住房租赁领域保护承租人的基本权益十分不利,也不利于改变民众对住房租赁的偏见和推动住房租赁产业的发展。
  • 李婧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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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权法应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创设一套能够为潜在侵害人和受害人提供充分激励、促使潜在侵害人和受害人采取最优注意水平和行为水平,从而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激励机制。预防性侵权责任和补偿性侵权责任作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两类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在预防损害方面有着不同的制度设计,发挥着不同的威慑效能,也存在着一定的立法不足。为了充分发挥有效预防的作用,应对预防性侵权责任的归责事由、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补偿性侵权责任的过错及比较过错情形、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进行完善。
  • 【文学】
  • 张节末, 张硕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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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杨宽、孙作云“籍田”观点影响,学界多将《诗经·小雅》之《甫田》《大田》所涉周礼理解为“籍田礼”;但杨、孙两人混同了“籍田”与“公田”,其说欠妥,实际两类田地性质不同。若以仪式地点为礼制划分标准,则《甫田》《大田》应为西周晚期“公田礼”乐歌;两诗仪式时间分别当是夏季与春季, 孙作云对前一时间已判断准确,后一时间则考察失误。“公田礼”是一种尚未引起关注的西周礼制类型,需要进一步研究。
  • 石超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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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仪”一词,是宗周君子(贵族、政治领袖)人格修养论之核心。《尚书》中仅见两次的“威仪”,均特指天子之修养,且与祭祀中的饮酒场合密切相关。与《尚书》不同,《诗经》中的“威仪”则成为高频词,其用法与意义亦有很大改变。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威仪”概念的适用主体与场合均有扩大,二是人格修养之外在“威仪”与内在“明德”开始剥离。就前者而言,“威仪”概念使后世儒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理念得以确立,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鲜明的道德实践取向定下规模。就后者而言,外在与内在的剥离,不仅激起后代哲人对明德与威仪、心性与形躯、礼义与仪容等范畴组的讨论,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儒家修养论之话语体系。
  • 【中外关系史】
  • 潮龙起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7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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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年至1949年间,美国华侨堂会因内外环境的变化,经历了兴起、繁盛、转型和衰落三个阶段。近代中美两国历史的发展及其对美国侨社的影响,构成堂会组织盛衰的重要历史背景,而侨社内部的冲突则是决定近代美国华侨堂会盛衰的重要因素。
  • 罗敏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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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以世界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战后亚洲秩序的缔造。为了消除美、英西方强国对中国战后领导亚洲的防范心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极力主张由中美联合扶助战后越南独立,希望利用美、英在战后亚洲殖民地处理问题上的矛盾,借助美国的支持来抗衡英国的干涉。战争后期,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和法国国际地位逐渐提升的不利国际形势下,蒋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法,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通过积极改善中、法关系,切实保证中国在越南的现实利益。受制于战后国际局势的逆转和中、越两国内部政治局势的恶化,蒋介石主要从道义上声援越南民族运动,无力提供实际物质方面的援助。
  • 【历史】
  • 柯伟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1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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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7月,陈济棠“反蒋”失败后宣布下野,广东开始归政中央。为全面控制广东财政大权,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宋子良为广东财政特派员兼省财政厅长,负责整理广东财政事宜。在中央政府和广东当局的大力支持下,宋子良采取多种措施,在筹集款项、废除苛捐杂税、整顿税务官吏和机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宋子良不得不离粤北上接受治疗,所以在处理券币比率、免征洋米税以及营业税课税标准等重要问题时显得有心无力,使其在广东的事业留下了不少遗憾。宋子良整理广东财政的实践表明,国民政府统一“割据地方”的财政既依赖国家政治权力,也难免受所派财政长官个人因素的影响。
  • 崔岷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1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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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将乾隆末年以来政治衰退的关键原因归结为和珅擅权导致的上下“壅弊”,嘉庆帝亲政后立即将“去壅弊”树为最为重要的一项帝王“治道”,认为只有实现“下情无不上达”,方能顺利施行“新政”中的各项“治术”。为此,嘉庆帝倡导“广开言路”,先是鼓励官员积极上奏言事并扩大奏事官员的范围,继而下令受理所有士民的京控呈词,从而形成两条分别以官、民为载体的“言路”,并在随后的实践过程中采取多种举措以维护两条“言路”传递“下情”的能力。嘉庆帝对官员密奏的鼓励和彻底放开京控不仅一度改变了官场气象,而且士民因遭受冤屈而产生的压抑和愤怒亦得到了释放的机会。嘉庆帝的“去壅弊”努力使他在相当程度上了解到了吏治民情的真实信息,并为其展开相应的整顿奠定了基础。虽然最终无力挽回颓势,嘉庆帝的积极行动却多少延缓了“国家的崩溃”,从而对清帝国的历史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 王桃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1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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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粤丝兴衰与诸多因素相关,银价对粤丝出口的支配作用尤其不容忽视。尽管深藏在粤丝贸易的背后,但是银价通过银购买力和货币汇兑、物价等环节左右着粤丝的出口量、值也影响着粤丝业的命运。其中所隐含的经济法则和规律,对当前广东经济事业仍有某种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