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岷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10): 112-123.
由于将乾隆末年以来政治衰退的关键原因归结为和珅擅权导致的上下“壅弊”,嘉庆帝亲政后立即将“去壅弊”树为最为重要的一项帝王“治道”,认为只有实现“下情无不上达”,方能顺利施行“新政”中的各项“治术”。为此,嘉庆帝倡导“广开言路”,先是鼓励官员积极上奏言事并扩大奏事官员的范围,继而下令受理所有士民的京控呈词,从而形成两条分别以官、民为载体的“言路”,并在随后的实践过程中采取多种举措以维护两条“言路”传递“下情”的能力。嘉庆帝对官员密奏的鼓励和彻底放开京控不仅一度改变了官场气象,而且士民因遭受冤屈而产生的压抑和愤怒亦得到了释放的机会。嘉庆帝的“去壅弊”努力使他在相当程度上了解到了吏治民情的真实信息,并为其展开相应的整顿奠定了基础。虽然最终无力挽回颓势,嘉庆帝的积极行动却多少延缓了“国家的崩溃”,从而对清帝国的历史产生了长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