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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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安全管制的基础、架构与限定问题——兼论我国《网络安全法》的正当化基础和适用界限

龙卫球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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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安全法》奉行着一种关于网络安全治理的强监管理念,在当今世界的网络安全专门立法中可谓独树一帜,系以一个更加多层次的综合化的网络安全概念为面向,重在强化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管制力。其体系架构,在原则上体现为一种由复杂原则组合指导的特点,但格外强调国家管理的本位性和直接性;在管制事项上则体现为名目繁多,内容绵密,并呈现不少独特的体制特色。所以,为了有效而合理地实施《网络安全法》,应当深刻理解有关网络安全管制正当化基础及其演化,更加准确地解读和把握我国网络安全管制的内在基础和外在边界,并且还要特别注意实施中的目的体系、行政权属性以及网络技术架构等限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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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安全信息共享立法的基本思路和制度建构

刘金瑞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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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制度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已成为各国网络安全立法的重点议题,但在隐私权保护、反垄断、责任承担和政府权限等方面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域外法治框架以美国《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为典型代表,界定了应共享的网络安全信息的类型;规定了联邦政府和非联邦主体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规定了私主体隐私、自由等权利的保护和共享信息的责任豁免;限制了政府对共享信息的后续利用。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来立法提出如下建议:明确网络安全信息共享的定位和范围,不仅限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规定网信部门负责领导协调信息共享,确立具有军民融合特色的行政体制机制;规定强制义务与责任豁免相结合,以促进私主体参与信息共享;平衡信息共享与私权保护的关系,避免政府滥用共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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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漏洞挖掘的法律规制研究

赵精武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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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漏洞的挖掘、披露、交易、修复日益成为各国网络安全治理的中心议题。“袁炜案”直接表明了我国现行法对网络安全漏洞挖掘行为的否定性态度,《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前两款对善意黑客的漏洞挖掘行为构成了不当限制,应当通过《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六条对其在漏洞挖掘领域的适用进行严格的限缩解释,并围绕《网络安全法》从立法论的角度重塑漏洞管理机制。在充分考虑网络安全漏洞自身动态性、复杂性、开放性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把握漏洞挖掘治理,健全漏洞挖掘立法体系;完善漏洞库并配套漏洞评级机制;明确公私合作框架,对挖掘主体进行备案;在遵循现有实践的基础上对挖掘行为分级授权,并进一步强化漏洞的跨境流动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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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贸易争端解决中的调解制度

慕子怡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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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制度作为一种颇具渊源的争端解决方法,在争端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从国际实践来看,调解制度在解决国际经济争端时所发挥的作用差强人意,实际运用的机会也较低。鉴于我国大力推动自由贸易战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并在区域内推行贸易园区试点等方针和政策,调解这一制度能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调解制度的特性有利于自贸区下争端的解决,需要对其加以完善,从而促进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和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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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丁乐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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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地区关于未成年人观护制度未有系统性、实操性的立法,没有设立专门的观护人,观护措施单一且还在试点阶段。台湾地区的未成年人观护制度贯穿于整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的始终,观护人全程参与整个案件的办理。其观护制度的特点在于:一是以国家亲权主义和特别预防思想为理论基础;二是以特别立法、特设机构、特定人员实现了专业化的发展;三是融合调查、评估、保护、矫正、辅导、监督等职能为机制一体化;四是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会支持系统。以台湾地区为鉴,大陆地区的未成年人观护制度应做如下改革: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原则从法定原则向便宜原则转变;犯罪处遇模式从机构处遇向社区处遇更新;建立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相分离的二元制立法模式;设立专门的观护机构和公设观护人;设计多元化和具有司法属性的观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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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岸互动中的“文化中国”

沈庆利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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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固定语词的“文化中国”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与1949年后台港两地与中国大陆一度对立隔绝,以及近现代中国历史剧变息息相关。历经长期的酝酿发酵,台港文人作家的“文化中国”情怀不仅形成了一套体现着华人共同文化心理特征的话语体系,而且与中国大陆社会日益关注的“文化自觉”、“文化寻根”等命题互动“合流”,成为全球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海峡两岸暨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如何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现代的文化中国”,理应成为一个亟待完成的“共同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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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想象的中国人文空间的二重性

赵小琪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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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民族文化素质一样,以儒释道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融合为基本格局的中国人文文化也决不是一个内涵单一的孤立性概念,而是具有极为博大、深邃的思想的精神空间。在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想象与呈现的中国人文文化空间中,崇德轻利、贵和尚中、因果循环等中国人文文化的精神元素与内容就既是人化过程中的建设性力量,又是在这一过程中应该被超越、被重构的东西。它们一方面强调、维护了人性尊严和人的主体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构成对人性尊严、人的主体性的限制和压抑。它们的这种既肯定独立的人格又对其进行压抑,既张扬自由开放的精神又对其进行压制的矛盾属性,突显了中国人文文化空间的二重性特性。意识到这种二重性特性,从而在诗歌中立体地呈现中国人文文化的精神元素与内容的双重功能生成的中国人文文化空间的张力,正是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想象中国人文文化空间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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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消费、投资与退休决策的最优年金购买规划研究

王云多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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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为应对老年贫困,年金成为退休规划中应对长寿风险的有效工具。通过整合消费、投资与年金购买决定,构建一个多期财富演进模型,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作出最优年金化决策。研究表明,在不存在风险资产时,最优年金化决策受个人寿命、财富与劳动收入状况影响。寿命越长,劳动收入越高,年金化年龄越晚,而财富水平越高,年金化年龄越早。在存在风险资产时,最优年金化年龄会延迟,效用会提高。此外,对待风险的态度也影响年金化决策,不仅显著影响最优年金购买年龄,而且影响当前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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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感知、情感承诺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基于组织支持视角的实证研究

淦未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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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平感知会显著影响其离职行为,组织支持感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1)公平感知和组织支持感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承诺与离职意愿,而组织支持感在公平感知影响情感承诺和离职意愿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2)与其他类型雇员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支持感的三维度中,价值认同对离职意愿产生直接作用,工作支持和关心利益则是通过改变其情感承诺而间接影响离职意愿。研究结果表明,用工企业有必要通过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平感知,进一步强化组织支持感,从而加强农民工与企业的情感纽带,降低农民工的离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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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研究——宋金时期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第二次对峙和重组

李大龙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8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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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对峙和融合是推动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作者从王朝藩属与游牧行国碰撞、对峙与重组的视角,对宋金时期两大族群所建政权的形态,及其对境内族群的整合作用进行了概要探讨,在揭示这一时期政权与族群凝聚状况的同时,给予其在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明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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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南北朝时期“河陇”政治地理之演变——以“陇右”观念为中心

宋翔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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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立基于“关中”,“陇右”为其重要门户,亦是沟通“关中”与“西域”乃至域外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故对这一区域概念的梳理可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古时期西北地区的战略、交通格局。“陇右”一名初见于两汉之际,作为一种宽泛的地理观念,常与“河西”对举,大体指陇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十六国时期,“都督陇右诸军事”一职的频繁出现,使得“陇右”一词开始向大区专名演变。且其所指地域亦不断扩大,跨越黄河,将“河西”囊括在内。与十六国不同,西魏、北周之时“陇右”督区或总管区皆有明确的属州,其辖区最大时囊括河、陇两地,这使得“陇右”一名在从宽泛的地理观念走向大区专名的同时,其所指代的地域范围亦日益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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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悬置:强制阐释的符号学理据——兼谈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付骁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1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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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的确是西方文论家在阐释文学作品意义上的总体特征,有其合理性。综观中西文学批评史,“强制阐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作家故意“悬置”语言符号的所指,从而造成意义的难解。根据“阐释学循环”原理,批评家阐发作品意义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语境折射”找到一个“二度指称”的所指,而这个所指往往是批评家预设的意义。第二种是由于时间距离某个词汇的意义古今有别,后人以今度古,对作品整体意义的阐释有可能严重偏离作者原意,这不单是“强制阐释”,更是一种错读、错释。前者是不可避免的,后者是必须加以禁止的。文学阐释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主流,但不是唯一的范式,更不是文学研究的理想状态。当代中国文论研究者并没有看到西方文论的全貌,应继续译介,同时在夯实文学语言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会通中西的“文学问题”,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次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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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制阐释”到“界面研究”:一种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

王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5): 1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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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以来的中西方学界普遍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理论危机。泛文化的批评观念造成理论对象的溢出效应,跨学科的理论范式导致研究方法的边界效应,相对化的价值体系引发理论意义的混沌效应。借鉴国内学界近来兴起的“强制阐释论”批判话语,本文重点围绕以上三种效应的理论危机,从“文化性”、“学科性”和“对话性”三个层面反思当代文艺理论的范式问题,梳理和建构一种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界面研究新视角,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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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第39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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