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第40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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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新时代习近平文艺思想研究专栏
  • 蒋述卓, 李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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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应该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上进行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够获得创新与发展,来源于其注重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语境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答文艺的发展问题。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大的创新性发展在于,其是从全球化视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揭示了文艺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文艺与中国精神的塑造、文艺与市场以及文艺与人民之间的重要关联;在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多元分化状况下重新确立了主流的文化价值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强调了文艺创作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位立场,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走向重铸中华民族魂的大方向。
  • 王坤, 杨水远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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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关键词的支撑,尤其离不开核心概念范畴的奠定;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学理建构。人类文明共同体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新视野,它可从三个方面推进文论话语的学理建构:1.为超越西方中心论提供学理自信。当代文论界对“失语症”、“强制阐释”等现象的发现和批评,实质上是对文论研究中“西方中心论”倾向的认识和批评。从文明共同体视野来看,人类文明的不同组成部分,其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各自的特色,所以,终究会只重差异而不较高下。2.为深化对世界文学的认识提供学理启示。文论界早就接受了歌德、马克思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并将鲁迅先生的有关看法提升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然而相关的理解却众说纷纭。从文明共同体视野来看,世界文学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到了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在信息传递的同步化时代,民族特色可为文明共同体的发展增添光彩,同质化则是文明共同体发展的大忌。3.为“和而不同”、交流互鉴进入自觉时代提供学理依据。从文明共同体视野来看,以往在论及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时、在强调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交流互鉴时,总是蕴含着阐释、辩解、提倡之意;文明共同体视野带来学理上的根本变化,可使“和而不同”、文明互鉴内化为各民族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自觉意识。
  • 申霞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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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主要精神,论述习近平对我国文学精品佳作思想特点与传播规律的认识,以历代经典和当代佳作为例阐释传世之心与传世之文的一体两面的关系,进而认识到传世精品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和制作精良的有机统一体。这也对当代文艺工作者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力戒浮躁,创作反映饱满情感强度和时代精神的佳作精品,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
  • 未成年人法律问题研究
  • 陈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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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作为区别于成年人而存在的特殊主体类群,在刑罚适用层面需格外谨慎并有必要在制度上予以差异化对待。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已经在刑法规范层面得以确立,这一实然性的规定并不能阻碍理论学者在应然层面思考的步伐。基于未成年人同样存在人身危险性的价值分析,结合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正是基于行为人再犯可能的视角,未成年人累犯的成立具有理论支撑。在应然性层面的制度设计上,未成年累犯的成立条件需要予以审慎设计,从而实现对未成年人累犯群体权利保障与刑事制裁之间的良性对接。
  • 罗世龙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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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保护未成年人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对公共安全的关注。但是,关于该制度的研究,在理念指导层面,存在无条件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最大化的错误倾向和对犯罪记录封存本身寄予过多希望的问题;在制度具体设计上,不仅存在规定过于粗糙、配套措施尚未跟上的弊端,而且对公共安全与未成年罪犯利益权衡不够科学,对未成年罪犯康复与犯罪记录封存之间的联系亦缺乏必要的关照。未来在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应当避免错误理念的不当指导,克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最大可能实现既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又保障公共安全的双重目的。
  • 经济·管理
  • 方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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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尔森基于自愿性特征把集体行动分为强制集体行动和非强制集体行动,非强制集体行动亦即自愿性集体行动。奥尔森在辨析集体行动的困境时,认为群体规模是导致这一困境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诱因。对于这一观点,学界一直不敢苟同,因为“他忽视了太多的有效变量”。基于此,可把非强制集体行动视为一种风险投资,论证参与成本大小是影响理性人决定是否参与这种风险投资的主要因素。实际上,除了作为关键变量的参与成本之外,对非强制集体行动参与有影响的因素还包括预期收益(率)、风险因素,以及奥尔森所强调的群体规模等多个变量。在集体物品供给过程中理性人有搭便车的倾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和奥尔森的认知是一样的,但在搭便车现象的解释上,我们与奥尔森有较大差异:奥尔森强调的是群体规模,我们强调的是参与成本。
  • 罗贵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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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05—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混合效应和GMM分析方法,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技术引进对高技术产业R&D投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与高技术产业R&D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竞争加剧,高技术产业R&D投入呈上升趋势;技术引进与高技术产业R&D投入存在负相关关系,技术引进经费支出增加,高技术产业R&D投入出现下降趋势;高技术产业R&D产出、人力资本积累和政府经济参与度对高技术产业R&D投入呈正相关关系,随着高技术R&D产出、人力资本积累和政府经济参与度的增加,高技术产业R&D投入的比重出现上升趋势。
  • 杨澄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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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粘性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差异化战略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1)由于经营环境的不确定,在短期内实施差异化战略的公司会面临比较严重的成本粘性问题。(2)当企业长期实施差异化战略时,成本粘性会显著降低。(3)扶持性产业政策在差异化战略与成本粘性的关系间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当企业在短期内实施差异化战略时,受产业政策影响较大,成本粘性问题也更严重,而长期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经营状况更加稳定,受到产业政策影响相对较小,成本粘性也相对较低。
  • 历史
  • 汤开建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8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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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室大法官制度是明清时期最为重要的一项澳门司法制度,它代表葡萄牙国王在澳门行使葡萄牙的司法权。但是,由于澳门特定的政治环境,该制度进入澳门后一直与澳门本土自治机构——澳门议事会及澳门总督产生矛盾和冲突,酿变成澳门葡萄牙人内部极为特殊复杂的政治斗争。本文主要依据葡文文献和档案,针对澳门王室大法官制度在澳门建立、发展及其终结的曲折过程进行分析和论述,以填补目前澳门政治发展史研究中一项中国学术界尚无人研究的空白。
  • 温春来, 李贝贝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10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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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是清代全国最大的铜产地,关系着国家的钱币供给与军器铸造。研究者普遍认为云南铜矿业兴起于康熙二十一年云贵蔡毓荣推出开明的矿业政策之后,但事实上这一时期矿业被地方官员私占,文献材料上呈现出的云南矿业一片萧条。康熙四十四年真相逐渐揭开后,新任云贵总督贝和诺两次题报公开了云南各大矿厂,滇省矿税陡然激增,但铜矿业税额并不突出,显示出其发展仍然有限,这是由于铜矿采冶回报率低、东川地区尚属四川管辖等原因造成的。自康熙四十四年起至雍正初年,“放本收铜”政策的实施、东川划归滇属且当地土目力量被摧毁、政府对国内铜斤的需求剧增等因素共同作用,才真正推动了云南铜矿业的兴盛。清代云南铜矿业的兴起,并非一个自发的经济过程。
  • 黄纯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1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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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朝贡体系并非简单地满足王朝的虚荣,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政治意义,包括对王朝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宋朝沿袭此前历代天下观及其影响下的守在四夷的整体国家安全观和守内制外的“中国”中心观,以及防御为本的安全观。朝贡体系的稳定与破坏与宋朝国内安全密切相关。北宋后期对外主动开拓和女真崛起,导致了东亚国际秩序变动。宋朝应对失策,最终导致了本朝朝贡体系的瓦解和王朝灭亡,也使南宋初期面临严重的国内安全危机。南宋得以稳定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归入金朝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所构建的秩序与体系内诸国安全都有很大关系,构成了一个安全共同体,是一个出入变动、多层次、多形态的纵横参差的复杂的国际安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