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第40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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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子学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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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根性”与“新子学”

  张洪兴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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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原生态”文化。但百余年来,中国文化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批判甚至颠覆中国文化成为主流;给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贴上了“劣根性”的标签,原因包括西方学者批判甚至污蔑中国文化、西方传教士推波助澜、日本学者指鹿为马、新派学人信以为真等几个方面。其实,所谓中国“国民劣根性”全是子虚乌有。有关中国文化的“根性”、中国文化的特征,研究者也是众说纷纭;“新子学”应条分缕析,坚持整体性原则,坚持以正面评述为主的原则,坚持以中国逻辑思考中国问题,坚持开放的文化观,把中国文化“根性”说清楚,以更好地解释中国问题。中国文化崇尚人本主义,“新子学”在当下也应以人为本,经世致用,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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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会通——论“新子学”的创新途径

  欧明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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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勇先生于2012年起倡导“新子学”,强调“诸子会通”。会通即融会贯通,又称融通、汇通等,通行的“专科之学”往往局限于学科内,就子学论子学,难免片面,跨界会通乃“新子学”一大创新途径。“新子学”研究应跨越学科疆界,交叉、融合,互动认知,注重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似性、相通性。跨越时代疆界,古今贯通,“通古今之变”,应有当下关怀,存旧统,更开新域。跨越不同学术路径,会通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子部与经、史、集部贯通。跨界会通,要求学者会通众学,通大义,识大体,作“大判断”,得其全,成其大,走返本开新之路,弥合学术分裂。跨界研究,目的不在于“跨界”本身,而是会通创新,追求整体之学、大体之学,“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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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子学”与“新子学主义”:由学术体系到实践方向

  方达, 方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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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子学”自提出开始,便以对中国文明“主体性”与“多元性”的坚持,作为自身最核心的价值诉求。一般来看,由于“主体性”与“多元性”在立场上的背反,二者很难同时兼容在同一理论框架之下。然而“新子学”所坚持的这两项原则在特定的情况下,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还对现实问题具备有效的回应能力。所谓特定情况下的合理性,源自于“新子学”在对先秦诸子思想与学术进行整体性研究时,对诸子时代与前诸子时代的中国文明基本形态作出的判定,以及对这一文明形态不间断传续至今的肯定,而强有力的回应效力更是来自于,前者在考古器物层面上确切可证性,以及对当下时代的根本特质具有的超越。因此,“新子学”不仅是一种通过论证而得出的学术理论系统,更形成了对当下各种社会思潮的超越,并由此确立了“新子学主义”的实践方向。
抗日战争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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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香港与粤西的商贸——以阳江县铁业为例

  张晓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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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前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于南方,以香港为进出口货物的转运枢纽。运输路线迂回穿插,变幻莫测。阳江乃粤西重镇,铁业较为发达,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铁料主要仰给于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对粤西腹地的商贸辐射发生转折,阳江铁业遭到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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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安全困境——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共产党对驻华北美军的政策

  张维缜, 韩长青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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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之初,美军登陆华北,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华北要地,军事上处于弱势的中共不肯放弃该地,这造成了中共的安全困境。中共为了生存发展,开始采取接触与防范、武装自卫与舆论宣传攻势相结合的政策,迫使美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收敛,并明确了不以军事干预影响中国内政的原则,从而初步改善了中共的安全环境。该政策奠定了中共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因应美国军事威胁的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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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与华南日本经济团体的蜕变

  张传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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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近代日本经济团体海外活动的研究当中,商工会议所往往被作为主线来把握,而对于抗战时期华南地区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有关情况,却始终被学界忽视。以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为例,其在抗战前尚属自发组建的日本民间工商业团体。但在抗战当中,即与他处商工会议所一样,随着对日本战争需求的顺应与支持不断加深,发生了深刻的蜕变。但也因其面临着特殊的问题与环境,故而具备了不同于其他中国占领地商工会议所的特殊面貌。
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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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涉入对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石本仁, 毕立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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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在所有权层、管理层涉入与多元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当家族企业面临业绩困境、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会进一步强化这一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家族涉入程度越高,为保护社会情感财富,家族战略决策更具长期导向,更希望通过多元化分散风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当企业面临危机时,家族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也会更强。这对于理解转型升级背景下家族企业的战略选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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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维权与员工的消极性权利——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程 虹, 王 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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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员工劳动权是工会的法定职责。随着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劳资双方地位发生变化,员工在工作中的自主选择意愿逐渐增强,现有劳动权利保障体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性已日渐暴露。在现代企业治理中,工会对健康有序劳资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目前学界更多关注工会自身维权的有效性,但新时代中国的工会转型更应从其定位和职能这一根本性角度来探究。本文依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CEES),对工会保障员工劳动权的现状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数据结果表明,工会对员工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及职业培训权的保障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对休息权和社会保险权的实现无显著影响。基于此,以机会成本理论视角明确工会未促进员工部分劳动权实现的根源在于其维权职能界限不清,干预了员工有自主选择意愿的消极性权利,进而导致员工面临“被动闲暇”和“非最佳投资”的困境。建议工会维权应以员工积极性权利的实现为动力,以消极性权利的实现为界限,即工会维权重在“保障底线”,不可“过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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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互联网的产业耦合效能研究——以互联网与金融产业为例

  董志学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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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从国家层面上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互联网产业与相关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互相关联、彼此融合的界限,朝着更深度的耦合方向发展,尤其是在与商业、金融、服务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实现紧密耦合之后,诞生了电子商务、物联网、互联网金融、共享出行等全新的行业,同时也出现了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随着耦合领域的扩展、耦合程度的加深,对产业间耦合结果的预测与评判更加重要。本文以我国互联网产业、金融产业耦合诞生的互联网金融产业为例,基于灰色关联法和熵值法对双边产业的耦合与持续发展能力进行量化研究,并得出评判双边产业耦合与持续发展能力的耦合动量方法。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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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的法理逻辑——兼论私法的方式如何实现土地管理的目标

  张先贵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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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地开发许可权乃是我国《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的法权表达。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的核心在于是否持有农用地转用指标。理论上,“自上而下、统一分配、层层分解、指令性配额”的农用地指标管理运作模式,其本质上乃是我国土地管理践行“命令—服从”之单一公法方式的体现。实践中,规避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违法实施农用地转用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折射出农地开发许可权的运行陷入失灵的困境。从“两分两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到“地票”交易的政策演进脉络,虽形式上突围了现行农用地转用审批制度下指标计划外取得的困境,具有化堵为疏的制度功能和价值,但其背后的逻辑乃是对农地开发许可权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宣示,是农地开发许可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重大制度创新。在法理逻辑层面,对农地开发许可权进行市场化改革,体现了在一定条件下可借助私法的方式完成土地管理任务,实现土地管理目标的“行政私法”原理。当然,这亦是“行政私法”原理在我国土地管理领域的深化发展、机制创新和实践体现。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律制度亦应该以此为契机和切入点来展开实质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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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目击证人辨认制度的完善:从吸纳新近科学研究成果切入

  黄士元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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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关于目击证人辨认的研究成果看似零散无序,却大致可以用两个科学原理(期望效应和相对判断)予以解释。这些研究成果不仅质量上乘,还在很多方面都达成了很高程度的共识。根据这些共识,为了使辨认结果更为可靠,辨认应采用双盲程序,应避免不适当地突出嫌疑人,应在辨前告知目击证人“罪犯可能不在被辨认者之中”、“无论是否指认出罪犯,侦查都会继续进行下去”,辨认笔录的记载应更为全面,辨认过程应录音录像,辩护律师应有权在辨认过程中在场。我国的规则制定者和司法实务人员应熟悉已有研究成果,并根据已有扎实科学基础的研究结论完善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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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面清单、透明度与法治原则——兼评我国自贸区外资管理的路径改革

  刘征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12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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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在逻辑上存在根本区别。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经逐渐成为外资管理的主要模式。透明度原则在WTO框架下从边缘化的原则发展为核心原则,其内涵已经扩张为弱概念意义上的法治。负面清单具备透明度方面的优势,但与此同时透明度原则亦构成负面清单制度设计的限制。WTO框架下的透明度原则要求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法治的发展。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作为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机制,在透明度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势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水平的提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国自贸区外资管理改革尝试必须以法治思维为基石,这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发挥透明度优势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