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第40卷, 第9期　刊出日期：2018-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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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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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人工智能全新时代的刑事风险与犯罪类型化分析

  高铭暄, 王红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9): 1-16. https://doi.org/1000-5072(2018)09-0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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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的共同驱动下迎来了第三次发展浪潮,并推动着传统互联网和工业物联网进一步向智能化迈进。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全新时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技术风险与刑事风险。基于我们当下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的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人工智能仍然属于“工具”和“产品”的范畴。人工智能的工具化是犯罪工具进化的必然结果,这使得部分传统犯罪的犯罪形式变得更为复杂,社会危害性扩大,由此带来了犯罪全面“智能化”的演变。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者、生产者应当履行保障产品安全的法定义务,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人工智能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触犯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罪。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已经投入流通使用的缺陷人工智能产品致人损害后应当积极履行召回义务以避免危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否则对扩大的结果应当承担过失责任。人工智能产品的所有者、使用者应当严格遵守人工智能产品的安全操作、管理规范,未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安全管理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还有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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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上市公司滥用停牌之表现、根源与治理路径

  林少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9): 17-31. https://doi.org/1000-5072(2018)09-0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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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牌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管调节机制,近年来屡遭上市公司的滥用,由此造成对证券交易秩序的侵蚀和对投资者交易权的剥夺,并直接损及A股的形象和国际化进程。滥用停牌的根源性问题具有多元化和复杂性,具体表现为停牌定位的陈旧、停牌原因复杂以及对违规停牌惩处力度的匮乏。同境外停牌制度进行比较后,不难发现,欲令规范A股停牌不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进而使这项舶来经验在本土实际中得到有效落实,于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实现兼收并蓄,则须进行顶层设立,重视停牌维护交易秩序的价值取向,确立统一适用的停牌制度规范,加大对违法停牌的查处力度,并创设停牌类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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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的困境及制度完善

  谭华霖, 吴昂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9): 32-40. https://doi.org/1000-5072(2018)09-00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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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是由独立的社会机构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等对科技成果进行的综合评判。它弥补了过去科技成果鉴定模式的缺陷,是科技评价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处于起步期,面临着地位不高、主体不清晰、程序不规范、方法不科学、责任不明确等诸多困境。应当从保障主体独立、明确主体资质、制定技术标准、规范评价程序、明确法律责任、建立监督体系等多个方面着手,构建和完善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制度体系,使其发挥应有价值。
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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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耗损状态”下的成本粘性研究——基于替代效应对成本调整的影响分析

  韩晴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9): 41-57. https://doi.org/1000-5072(2018)09-00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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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耗损状态”下的替代效应已经被证实。但基于不同调整动因,替代效应可能与已知的生产成本粘性效应产生冲突。经过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税收耗损状态”下以节税为最终目标的替代效应对基于成本可调整性、管理者预期以及代理问题影响的成本调整效应处于主导地位,具体表现包括:(1)为了压缩税负空间,替代效应将促进企业成本调整与收入调整的匹配程度;(2)当收入和直接成本上升幅度较大时,替代效应导致的间接成本增加会以税收抵扣耗尽为上限,显示“反向成本粘性”;当收入下降幅度较大时,替代效应导致的间接成本增加将延缓成本下调,显示成本粘性。然而,例外情况出现在当成本价值的转换周期变长、企业需要维持成本的持续投入时,替代效应对生产成本的刺激作用将减弱,符合企业在长期生产效益和短期节税效益之间进行平衡的预期。同时,对于高科技企业,替代效应对生产费用调节的影响也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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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女性干部建言与沉默的选择机制与转化路径:基于广东省的扎根理论探索

  汪曲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9): 58-73. https://doi.org/1000-5072(2018)09-00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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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广东省农村女性干部群体丰富的质性数据,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农村女性干部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构念模型,分析其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选择机制及两种行为间的转化路径。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干部建言行为呈现四维结构特征,沉默行为具有三维构念框架。建言行为和沉默行为选择机制是完整的心理认知过程,前者更加聚焦于抉择过程,后者更加集中于心理感受。在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之间存在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明确的互相转化路径。农村女性干部行为选择机制与转变路径既是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即作为献策人的农村女性干部、作为纳谏人的上级领导、作为旁观者的工作伙伴以及群众和亲友,这些利益相关者在情绪、态度和行为上的回应与反馈将会直接影响她们的行为选择。同时,这又是一个多方力量相互制衡的情绪认知过程,农村女性干部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产生不同的心理认知与情绪反应,这将导致她们做出不同的决策与进行不同的转变。
文学·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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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尚书·金縢》看周公形象的悲慨之美

  袁济喜, 程景牧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9): 74-82. https://doi.org/1000-5072(2018)09-00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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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慨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金縢》是《尚书·周书》中的重要篇目,写成于西周初年,记述了周公忠诚事君,平定叛乱,反被猜忌怀疑,最终平反的事情。这篇文章极具悲剧色彩,涉及中国古代悲剧美学的一些重要方面,并对后世的中国古代悲剧美学影响极大。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形态与范畴,从经学中探赜索引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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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重读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讲疏》

  戚良德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9): 83-97. https://doi.org/1000-5072(2018)09-00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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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去世十周年,重读先生的“龙学”经典《文心雕龙讲疏》,是纪念先生的最佳方式。王先生曾用“喜忧参半”来描绘自己面对这部书的心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概括了这部产生在特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历史特点。无论是对《文心雕龙》的基本认识,还是其理论观念与阐释方式、研究方法,这部书一方面带有“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又是作者独立思考的产物,具有学术的诚念和思想的尊严,这也正是这部产生在特殊时代的著作能够成为经典而流传不衰的原因所在。研读和评价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讲疏》,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惟以王先生“勇于质疑自身‘偏颇’乃至‘心爱观念’的学术范型”及其“烙印人格的学术‘情志’”为念,凡为真诚之探求,必当有益于“龙学”、学术与思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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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洋场竹枝词考论

  花宏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9): 98-107. https://doi.org/1000-5072(2018)09-00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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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创刊初期曾刊登了大量的洋场竹枝词,其原因首先在于近代报刊初创时期,交通转运滞后所造成的新闻稿件匮乏的局面,竹枝词在此具有“以诗词为补白”的报学意义。同时,洋场文人作为租界形象的制造者,大量地运用竹枝词吟咏各种西洋器物和异域情调,面面俱到地建构出新兴的上海都市景观。而不论是西式建筑的涌现、都市休闲娱乐的繁荣,还是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洋场竹枝词在本质上所体现的都是一种现代都市的醒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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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前儿童隐喻产出能力发展研究——一项基于个案的自然观察

  潘攀, 周榕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9): 108-117. https://doi.org/1000-5072(2018)09-0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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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隐喻能力发展,是儿童语言和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目前有关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对自然状态下学前儿童的非字面语言研究略显欠缺。基于此,本文通过对个案儿童瑞瑞在学前21个月期间的跟踪观察,从句法语义特点、类型和功能三大方面,探究学前儿童隐喻产出能力的特点,以及随着年龄增长,其隐喻产出能力所呈现的发展和变化。研究发现学前儿童语言产出中常见的十种隐喻类型和儿童隐喻的三大主要功能,总结出学前儿童隐喻产出能力的发展趋势,并证实了汉语儿童隐喻产出关键期的存在。
粤港澳大湾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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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竞争合作到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传媒发展进路探析

  段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9): 118-132. https://doi.org/1000-5072(2018)09-0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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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之后,从广东地区的“天空开放”开始,以香港和广东为主的大珠三角传媒产业竞争与合作全面辅开,围绕传统传媒产业形成了显著的空间结构。新媒体发展推动传媒产业全面进入媒介融合阶段,原有清晰的产业和空间边界不断交融,挑战着传统媒体的媒介功能和内容生产。泛珠三角传媒产业格局出现了媒介功能以互联网平台为主体,内容范围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方向的深度重构。文创产业是后现代社会转型中不断显化的产业部类,又因其知识溢出而成为经济社会转型极为重要的驱动力。粤港澳传媒产业转型与大湾区战略的提出具有藕合性,是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结果也是方向,传统传媒产业格局形成过程中的竞争与合作模式为区域业态升级提供了基础条件,以及路径和模式参照,但媒介融合中技术和资本不仅完全改写着区域文化生产方式,倒逼传统传媒产业跨界跨区域融合,更有力量突破体制、制度、政策性边界的限制,倒逼区域文化治理模式。媒介融合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的大文化生产,需要重建“边界”思维,既要突破原产业框架和区域格局,又需重构区域和各城市占位和战略差异,探索以文化协同为根基,以市场为战略实践场域和主要工具,综合评估现有政策协同效果,通过顶层设计、制度突破实现区域文化协同发展机制的全面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