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42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0-06-15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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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诸子学
  • 高华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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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早期法家以李悝、吴起、商鞅等人为代表,他们的法家思想皆起源于儒家,与儒家思想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其立论宗旨皆为富国强兵,制定的法律政令多涉“兵法”,带有战时法令的性质;其论述则常以治乱、虚实、强弱、贫富诸范畴肯定国家走向治强的主张,而否弃导致国家政治混乱和贫弱败亡的思想。《商君书》对先秦诸子学术批评的主要指向,是先秦孔孟儒家的礼义教化等核心价值观和“不轻不重”的执法与量刑公平的原则。《商君书》对道家使民“愚”“朴”观点有所继承,但否定了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观点;吸收了墨家的“尚同”说及人性论观点,但对墨子本人“兼爱”、“非攻”、“尚贤”等核心价值和好辩、“外交”等行为,都给予了明确的批评;继承了名、法家与“礼”“法”等上下等级制度和法令制度相关的思想,而对其“烦言饰辞而无实用”的“名辩”则给予了坚决的批判和否定。此外,《商君书》还明显有农家重农思想的影响。
  • 黄效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6):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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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权谋家《公孙鞅》与法家《商君》在篇数上差了两篇,其文本情况也可能有诸多差异,但其中的内容应该绝大部分是重合的,其之所以会被重复著录,可能是由于两者的版本不同。“商子”的出现可能和经、子学术的分化以及目录学中分类方法的变化有关。《商君书》也可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或唐初被重新整合。根据一些新材料,其开始缺佚的时间推定为韩愈之后的唐代后期。后来虽然发现了一些似乎是佚文的语句,但它们属于误引的可能性较大。
  • 古代文学
  • 陈维昭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6):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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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做是一个与代说相对的制义修辞范畴。断做从出于对代说之互补,到作为驭题之主体性的呈现;从作为铺叙之对峙,到作为异端或师心自用的“凌躐”,这其间有着逻辑的合理性,有着辩证的变易性。从“断做”这一修辞范畴的内涵与周延及其变异,我们可以看到明清制义的写作成规、修辞乃至审美取向的发展演变。它是明清制义史的一个缩影。
  • 戴伟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6):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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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春深”诗唱和,每人20首,元诗遗佚。大和二年刘白唱和只有时间“春深”之限而无地域南北之限,此前二人都有江南生活经历,刘禹锡在少年时居住江南,但白居易诗中有江南描写,刘禹锡无一首咏及江南。白刘“春深”唱和诗仍以长安咏唱为主,四十首唱和诗中的长安风俗人物展现,内容丰富,人物类型众多,合起来就是一部“长安春深风物录”。“戎装拜春设,左握宝刀斜”礼俗、“青衣传毡褥,锦绣一条斜”婚俗等考订,亦可补史载、史解之阙。白刘二人对江南书写或缺席,反映诗人对江南认知和江南体验的差异。
  • 当代文学
  • 张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6):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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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善人”说是近年《白毛女》争议中颇引人注目的一种“真相”,但究其实,从歌剧版到电影版再到芭蕾舞剧版,《白毛女》都建基于若有若无的传说之上,并未以具体真人真事为原型。故而包括“黄大善人”说在内的所有“真相”皆无事实根据,不过就与自然真实的接近程度而言,现存《白毛女》诸文本比“善人”说更切合其时乡村的实况。然而《白毛女》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革命中“弱者的武器”,却又是阶级/伦理之“糅合”策略与“成长”/“复仇”之叠合机制对“白毛仙姑”传说予以重构、再造的结果。《白毛女》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见证了早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历史变动中的反复自我调适。
  • 法学
  • 张玲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6): 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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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建设中跨境投资与贸易迅速发展,但沿线国家跨境破产司法合作机制尚未建立,涉“一带一路”跨境破产争议解决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国际层面建立跨境破产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国内层面完善我国跨境破产制度是解决我国与沿线国家破产程序相互承认与协助问题的并行路径。我国有必要与沿线国家共建以主要破产程序为主的平行破产协调机制和法院间信息沟通与共享制度,解决各国跨境破产法发展不平衡和双边与多边司法合作协议供给不足问题。在国内层面完善我国跨境破产制度,明确承认对象和协助措施的范围,确定法律互惠的判断标准,从程序公正和促进跨境破产司法合作双重维度对本国债权人利益予以合理保护,明晰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跨境破产案件中适用的边界,为承认与协助沿线国家破产程序提供法律保障。
  • 聂友伦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6): 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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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缺席审判的制度价值在于通过纠纷的及时解决来恢复被破坏的法秩序。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法律缺少缺席审判的制度设置,使得一些实践问题难以处理。2018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初步构建了三类缺席审判制度,这对实践问题的解决与诉讼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在理论上尚存程序启动与制度合法性两方面的疑难,应通过理清“在案”概念、明确审判对公诉案件的全面受理,锚定被告“出庭”价值、研讨出庭权限制的正当性,以实现缺席审判制度的合法性证成。因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出台,缺席审判程序应如何具体适用,仍存在一些法律问题,如启动条件、审理程序、适用范围等,皆有待进一步予以明确。
  • 新闻传播学
  • 李国, 高敬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6): 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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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来看,当前我国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舆情治理仍存在系统性技术瓶颈,主要表现在:海量社会舆情数据让传统的舆情监测技术捉襟见肘,致使难以摸清主流民意;多元社会思潮激荡,难以实现有效的情感动员与价值引领;日益分化的舆论场域,难以实施有效的网络干预。大数据技术虽然远未成熟,但为突破上述瓶颈,提供了诸多动能。依托海量舆情数据,深入把握公共危机事件社会舆情的内在规律、传播模式,有助于推动公共危机事件社会舆情治理能力的提升。
  • 经济·管理
  • 傅京燕, 程芳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6): 9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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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个维度,这也是环境政策实施评价标准的核心问题。本文以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为切入点,选择2003—2016年省级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是否能够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和区域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排污权交易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排放量,说明排污权交易实施的有效性,且对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实现了经济和环境的双赢。第二,在排除另外一种市场型手段碳交易政策的影响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三,不同区域的排污权交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不显著,虽然实现了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但是没有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梁杰, 高强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6): 10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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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山东省平度市720名农户的调研,运用Probit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不同规模农户信贷约束的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不同规模农户信贷约束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呈现差异化特征。具体地,兼业经营使得小规模农户缺乏融资需求,需求型和供给型信贷约束均得到较大程度缓解。种植大户具有较强农业融资需求,但无力承受因较大农地规模带来的较高生产经营风险,易遭受较严重的需求型信贷约束;缺乏合适抵押物和担保人等因素又使其面临较为严重的供给型信贷约束。家庭农场较大农地规模和多样化生产布局使其预期产出收益远高于贷款成本线,具有较强融资动机,面临的需求型信贷约束较微弱;但家庭农场缺乏合适抵押物和担保人,易遭受来自金融机构的供给型信贷约束。为有效破解农村融资困境,应针对不同规模农户制定精准解决方案,提高农业资金供求的匹配程度。
  • 张苏秋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6): 12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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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是影响个体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中国家庭综合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估参与艺术活动与否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参与艺术活动的主观幸福感将比不参与艺术活动显著提高,艺术会带来幸福。但在具体领域满意度上的影响存在差异,反映了相关艺术服务供给的不足。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审美、认知、娱乐和交际的艺术能动性是其带来幸福的内在机制,艺术参与改善了个体的闲暇体验和社会资本。其中,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和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而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艺术参与既会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也有可能因过度参与而产生艺术疲劳,进而发生艺术对劳动的挤出效应,降低人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