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43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1-02-10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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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中国
  • 韩大元, 夏泉, 姚国建, 邹平学, 田飞龙, 黎沛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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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学
  • 蒋述卓, 李治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2): 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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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文化过滤”思想为理论工具,以“日本近世流传的李渔肖像”为线索,结合日本国宝《十便十宜帖》的创作以及《芥子园画传》东渡日本的情况分析,挖掘出日本近世绘画世界中有关李渔形象的特殊一面,即文史兼长、离俗隐逸、独具慧眼的艺术家形象。这种形象有别于以往常被提及的作为戏剧家李渔的形象呈现的“俗”味,是一种与之相对的“雅致”。这种“雅”味的产生是文化过滤的结果,其本质是日本近世文艺界对“世袭制”积弊的反拨。
  • 何兰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2):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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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格纳和勃拉姆斯一般被认为是音乐立场上的对手,而尼采曾不顾瓦格纳的反对,在瓦格纳面前褒扬勃拉姆斯的音乐。其时,尼采尽管仍未完全放弃对瓦格纳复兴酒神音乐的希望,但已意识到瓦格纳音乐所存在的缺陷和危险,从而很可能试图结合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不同音乐倾向,对勃拉姆斯有着类似于对音乐中的日神精神的期待,以勃拉姆斯来补充瓦格纳。但在抱有这一音乐理想的同时,尼采对瓦格纳和勃拉姆斯均心存怀疑:由于酒神和日神不可分离的一体性,没有日神约束的酒神只能成为激情的放纵,失去酒神根基的日神只能成为浅薄的假象,因此,瓦格纳不能代表酒神音乐,勃拉姆斯也并不能称其为日神艺术家。最终,尼采确证了自己的怀疑,认为瓦格纳和勃拉姆斯并无根本不同,他们都是艺术上的浪漫主义者,代表了音乐上的颓废倾向。
  • 证据制度研究
  • 纵博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2): 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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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如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构建有效的证据隔离机制,防止在案件事实认定中法官心证受被排除证据的影响以实现证据排除规则之实效这一问题,学术界提出将庭前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在庭前会议解决证据排除问题、实行严格的证据说理制度等建议,然而,这些建议或者在我国难以取得实效,或者本身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极其有限。因此,可将证据排除后的事实认定规则作为隔离裁判者与被排除证据的措施,即以原则性、指导性的事实认定规则防止法官将被排除证据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事实认定的规则不宜采取强制性规则的形式,在司法解释中增设原则性规则并辅以指导性案例更为妥当。
  • 杜闻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2): 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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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司法鉴定而言,我国民事审判中的一个痼疾是法官的以鉴代审。导致该问题的根本原因有:其一,在判定涉案科技等专门性问题时,法官面临“外行判断内行”的困境。其二,我国学界及实务界存在着以科学上的中立性及完整性取代法律上的中立性及完整性的倾向。在此倾向下,人们较为关注司法鉴定的行政管理改革等外围配套问题,忽视对以“诉讼规制”为中心的技术争点听审程序的探讨和构建。在借鉴两大法系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我国应利用《民事诉讼法》、《人民陪审员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构建中式技术陪审员制度及相应的前提性技术争点听审程序。这对遏制以鉴代审问题将大有助益。
  • 农村问题研究
  • 罗敏, 周超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2): 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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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是依托共生型组织。共生型组织是一种共生单元之间互为主体、价值趋同、资源共享以高效合作、高度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化形态。组织共生强调在不同组织之间或同一组织内部构建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共生关系,关注不同组织之间和同一组织内部的有效互动。不同于以往“权益—冲突”的视角,基于“组织—共生”的角度,探讨多重组织与基层政府、本地居民三者互动的现实样态,揭示农民工组织化的“共同体”意识,推动农民工“本土化”。对于城市治理而言,农民工组织化为单一个体(共生单元)的城市融入降低了交易成本,它既构建了农民工共生型组织与基层政府、NGO及本地居民的“共生关系”,又形成了城市社区“以外治外”的治理逻辑。
  • 湛礼珠, 罗万纯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2): 8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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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后发型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村庄利益密度较低且人口外流严重,其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异的过程机理和最终形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村庄就业形势的转变使理性农民将就业视野拓展到村外,村庄人口大规模外流成为常态。受个体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农民职业分化逐渐形成,经济分化继而推进。但因人力资本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及父代责任绵延等的影响,有限的经济分化难以进一步扩张,因而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内部社会分层。与经济分化并行的是社会性分化。由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加之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市场观念的持续输入和由村庄“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共性消解,加速了乡村伦理共同体的裂解,而这也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代际间阶梯式推进的“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与动态化、螺旋式产生的房支“断链化”、家庭“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村庄治理困境相伴而生。破解这一困局,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 历史文化与社会
  • 陈平, 马熙逵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2): 1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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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手工艺凝结着祖先千锤百炼的智慧与经验,对其有序的挖掘和利用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工程。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转化面临诸多问题,如生活环境的跨度、传承制度的改革、市场流动的调节、跨界设计的应用、现代生活的适应等等,如何在“永续利用”和“不走样”的发展前提下,实现传统手工艺公益性与产业功能的充分整合成为问题解决的关键,这需要更多关注到民间社会的启蒙与引导。本文聚焦传统手工艺现代转化的实践性策略,实现高附加值转化,调动当代民间手工艺者传承创新的积极性。本文特别关注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转化,同时强调文化自信和国民教育在技艺传承中的意义。
  • 姜亦炜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2): 10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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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维系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的机制有多种解释,文化治理可能也是一条解释路径,即通过充分地运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获得国家的合法性。文章因此建构了一个基于基层政权与民间社会的文化系统动态反应模型,一方面展现了国家基层政权如何利用文化治理来获得合法性的细节与技术:博物馆—寺庙神道,现代化与传统性的交融;复兴的传统节庆,合法性获得与本土权威的树立。另一方面表明国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必须要渗透农村社会而后贯彻其政治意图,存在着国家审美与民间偏好的互动。国家与乡村在文化系统的动态反应模型中通过形塑、影射、渗透、延伸、挪用与创变保持平衡。最后提出了文化治理在乡村的限度,需警惕文化治理的戏剧性演绎、文化治理对生活渗透的边界问题以及文化治理主导权的互动与均衡。
  • 疾病史研究
  • 张二刚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2): 12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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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类是狂犬病毒的重要中间宿主。为预防狂犬病,上海从晚清即对犬类实施管控。全面抗战前,租界虽对犬类施行有效管控,但华界并未管控犬类,后来华界政府颁行章程取缔野狗,但该章程却未被卫生局有效执行,因此,狂犬病在彼时的上海依旧频发。战后负责犬类管控的警察局采取家犬登记、持续捕杀野犬以及强制家犬注射狂犬疫苗等措施,在减少野犬数量的同时,也减少了人感染狂犬病毒的病例。因此,管控对人类有疾病传播风险的动物应在一定区域内联合进行,亦需加强执行部门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