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43卷, 第8期 刊出日期:2021-08-20
  

  • 全选
    |
    建党百年专题
  • 周文, 肖玉飞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8): 1-11.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开创历史、奠定基业、开辟未来的100年。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鲜明特征就是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庄严使命就是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民族5 000多年悠久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历程中逐步创立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之制”擘画“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彰显“中国之制”。“中国之制”越加牢固,“中国之治”令世界惊叹。“中国之制”具有组织优势、力量优势、政治优势与文化自信优势的四大优势,“中国之治”蕴含政党之治、人民之治、文明之治与世界之治的四重内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中国之治”引领和推动“全球之治”。
  • 刘继同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8): 12-23.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服务、住房与家庭、义务教育、医疗健康照顾服务共六个亚体系组成。社会福利服务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最基础和最关键的部分。国家福利性质、公民法定权利、以长期照顾依赖和弱势群体为主,去商品化服务、国家福利财政,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为主要服务人员等制度特征明显。因政治本质属性,儿童与家庭福利服务处于国家福利服务体系基础和最高层次。福利服务国家性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去商品化”服务状况最能反映国家福利责任承担状况。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一体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立法、以公民权利保护为基础福利服务和社会福利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战略重点和优先领域。最重要的是,现代、“中性”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基本制度和本质要求,又是现代、开放、多元、民主、高风险社会最佳的社会安全阀和社会稳定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佳的制度体现。
  • 典籍研究
  • 陈广恩, 邵婵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8): 24-36.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尺牍最初以公文的形式存在,早期主要流存在具有“记言”档案性质的《尚书》中,后出现在具有“属辞比事”性质的《左传》《史记·列传》等私家撰述中,且私书有所增加。汉魏以来文体变革,类目体系不断完善,加之尺牍应用化与寒庶文人的社会需要,尺牍文献入集条件已然成熟。唐宋以来,尺牍文献在走向专集化、著述化的同时,亦借助日用类书的发展实现了日用化、大众化,反映了唐宋社会变革的面貌。从尺牍文献的流传脉络来考察《中州启札》在著录书目中从子部类书、杂文再到集部总集类的演变,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从日用到专集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折射出元及明前期儒学边缘化、儒士下沉的现实,亦反映出明中叶以来儒学复兴的历程,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强化之特征。
  • 古代国家治理研究
  • 屈文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8): 37-47.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大蒙古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期曾在汉地实行“画境之制”。该制度开始于金朝灭亡之际,因为对农耕区的忽必分封方案被否决而推行。画境之制将原金朝地区分为十“道”,每道均设大达鲁花赤,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监临本道内军政民政事务的次第展开和行政体制的建构及趋于稳定;该制度源自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政权的政治实践,与汉地的制度传统没有关系。画境之制与元朝总管府路的形成有密切关联,但随着路府州县临民体系的实行和定制而最终在第四代大汗宪宗时期消失。
  •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 杨志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8): 48-61.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人类社会要实现善治,必须不断推动政策和制度变迁,其中理性和学习两个要素、渐进和强制两种类型贯穿始终,由此产生基于渐进理性和强制理性的不同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商互动,建立了一种常规且良性的政策变迁模式,以网约车改革实践应用分析其具有政策学习和社会学习的相关特征。强制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体现“间断—均衡”、“诉求—结果”和“冲击—回应”行为机理,以邻避冲突为代表的应用分析其具有“邻避冲突的突发性、政府回应的临机性、决策改变的消极性、项目承接的共谋性以及环保体系的变革性”特征。两种政策变迁路径的机理和趋势均有不同,同时在政策合法性、学习的动因条件和机制效果等方面亦有差异,以地方治理现代化推动并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中长期治理目标,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必须得到重视和发掘。
  • 卢扬帆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8): 62-74.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作为政府绩效评价前沿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面临独立深化发展的紧迫诉求。明确其为一种独特评价类型,是源自公共政策主体结构、共识型决策机理以及评价技术范式成长对于专属性空间的需要。它跟公共政策评价区别主要在于技术方法,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区别在于内容重点,跟部门履职和政府整体绩效评价区别在于问责效力。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具有体系结构与制度功能上的鲜明优势,以绩效为导向的政策预算管理将驱使政府组织行为走向灵活。未来应从价值导向、组织机制、技术标准与知识运用等方面着力,进一步推动该类评价实践良性扩张。
  • 民商法研究
  • 张金海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8): 75-88.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帕累托效率说能够给减轻损失规则以最为直接、合理的解释。在违约的情况下,实现债权人的期待利益可能有不同方式,减损规则所认可的是使损失较小进而能减轻债务人负担的方式。以帕累托效率观念为指引,确定非金钱给付和金钱给付的债权人利益何在,并明确债权人不应徒然支出附带费用,不应放任完整利益损失发生或扩大,可对减损规则的具体要求作全面的、体系化的建构。基于帕累托效率观念也可以对减损要求的制约因素作有条理的整理:减损要求不能有害于债权人的期待利益;减损要求应有实效,不能负担过重;选择有利于债务人的方案不是无条件的,债务人仍应对债权人因缺乏资力而未能合理地避免的损失负责。
  • 冯恺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8): 89-100.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划定“儿童同意”的年龄界限,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判断儿童作出同意是否有效的客观标准。“儿童同意”年龄的本质仍在于儿童的同意能力,此种能力受到传统民法中行为能力理论的影响,又因“同意能力”与“行为能力”在理论上的分离而表现出一定独立性,进而促生了具有差异性的“儿童同意”年龄标准。为了设定一个合理的年龄界点,有必要对本国法律体系中“儿童同意”年龄标准的正当性基础作出解释。同时,尽管“儿童同意”年龄标准统一化符合法律的实践要求,但也存在难以应对儿童个体的现实差异、不利于儿童自主决定权行使和交易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等局限性。我国在统一设定“儿童同意”年龄标准的前提下,仍需要提供一定例外性规范增强其现实适应力。
  • 刑法研究
  • 魏汉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8): 101-116.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正当防卫的权利之本是正当防卫成立条件设置的基础与解释之源,但国内学者大多停留于介绍国外理论学说而没有进行必要的追问,以致正当防卫的权利之本没有达成共识,这是有关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解读百家争鸣却难以平息的主要原因,也是有关防卫案件的司法裁判难以让人信服的深层根源。由于法益大小的衡量、法益位阶高低的判断变得越来越困难,“法益衡量说”和“优越利益说”的解释力越来越低。“社会秩序维护说”难以发挥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解释功能,“个人的自己保全说”无法演绎出正当防卫的边界。“社会相当性说”贴近正当防卫的自然法之源,可以实现法理与事理的对接,会使正当防卫制度更接地气,得到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指导意见及其指导案例的间接肯认。另外,将社会相当性作为正当防卫的权利之本,不会重回法律与道德的混同,社会相当性的判断标准模糊的缺陷可以克服,判断要素无限、判断标准多元的问题可以解决。
  • 金融研究
  • 孙志红, 刘炳荣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8): 117-132.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收藏
    资本市场开放加剧还是抑制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一直是政府部门与学术界重点关注的话题。本文以“沪港通”交易制度为准自然实验,运用2012—2016年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视角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且该作用在大规模、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和司法效率较高的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沪港通”改善了公司内部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投机套利动机,强化了境外投资者外部监督作用,提高了股价信息含量和信息披露程度,进而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进一步发现,有为的政府治理和有效的金融监管在上述传导机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上述发现为新时期深层次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有序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提供了一定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