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第44卷, 第10期　刊出日期：202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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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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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便利化、进口中间品与企业出口绩效

  程凯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0): 1-16.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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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提高企业出口绩效则是缓解三重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2007—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从进口中间品视角实证考察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绩效总体上表现为提升作用,且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绩效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作用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对时间敏感行业中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作用大于对时间不敏感行业中的企业;对出口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作用大于对出口非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影响渠道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企业进口中间品价格和种类来实现。并且随着技术匹配度的提高,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作用会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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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与工业结构升级

  戴魁早, 吴婷莉, 潘爱民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0): 17-35.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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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究人工智能影响工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并利用智能化指数和工业结构高度化指数,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中国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各地区工业结构升级。金融危机以后和“十二五”期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政策支持强化了这种促进作用,而东部地区更为明显的积极影响可能源于工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优势。人工智能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强对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对影响等机制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人工智能对工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受到要素市场发展状况的影响,而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等要素细分市场的发展都明显改善了人工智能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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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投资效率对股利平稳性的影响:“替代效应”还是“结果效应”

  董竹, 柏向昱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0): 36-55.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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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现金股利平稳性受到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以“替代效应”和“结果效应”归纳了投资效率对现金股利平稳性影响的两种可能路径,使用200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中国企业投资效率对股利平稳性的实际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现金股利政策的平稳性,特别是降低过度投资程度会使股利平稳性增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结果效应”成立。进一步从企业特质角度出发,研究发现非效率投资特别是过度投资对股利平稳性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当中。
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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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堑”能“长一智”吗？——重特大事故中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溢出效应研究

  唐雲, 王英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0): 56-71.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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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间的危机学习作用是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的关键一环。相比于以往研究关注政府内部的危机学习,本研究聚焦重特大事故中地方政府之间的危机学习过程,运用2010年以来的重特大事故调查报告和安全生产事故数据,研究发现:重特大事故不仅会触发事发地的危机学习活动,推动事发地的地方政府“吃一堑”而“长一智”,还会扩散至周边地区,在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危机学习的溢出效应,实现“吃彼一堑”也能“长己一智”,但这种溢出效应仅限于地理距离而非经济距离,且重特大事故带来的学习溢出效应小于事发地的直接学习效应,即“吃己一堑”更能“长已一智”。进一步,发现重特大事故中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溢出效应受到事故异质性和归因性、政府联盟以及政府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因此,建议通过建构区域间协调联动的学习机制,尤其是共享事故致因链、责任链等数据信息,推动危机学习经验的跨地区溢出和共享。
民商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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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见代表”之虚与实

  刘骏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0): 72-83.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1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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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日本商法上表见代表董事制度和原《合同法》条文编排之影响,主流观点将《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和《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解读为“表见代表”,但真正的表见代表是相对人对代表人的身份发生认识错误,主要因登记不实和无权代表人伪称而引起,实乃表见代理法理。相反,相对人很难对代表人之概括代表权发生认识错误,在代表人违反对其权限的非法定限制时,相对人对这些限制的简单知情并不属恶意。区分表见代表与经理权规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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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处分限制与宅基地三权分置

  陈吉栋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0): 84-95.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1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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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元土地所有模式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处分限制是宅基地流转困境的根本原因。被限制之处分(权)是指法律上的处分(权),该处分(权)为财产权利的当然内容,并非所有权的权能。所有权处分权能主要指事实处分。宅基地的处分限制属于权利限制中处分自由的限制。三权分置本质上是承认宅基地使用权之处分(权)的制度设计,其理论基础在于母子权利结构及作为其基础的所有权弹力性理论的扩大适用,突破处分限制存在解释论与立法论两种方案。既有三权分置之框架需要重构,“资格权”为用益物权,而非集体成员权后置固化为权利内容;“使用权”仅是资格权部分权能的处分,是资格权的次级用益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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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论土地承包权的性质

  张凇纶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0): 96-108.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1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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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权分置政策凸显了承包权性质问题的重要性。但无论是身份权说、成员权说还是剩余权说,既有理论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弱点,难以成立。土地承包权的本质是作为财产权的物权,而且是非他物权的物权:其实为农民在私有层面的所有者权益。由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所有权本来就具有不同的制度目的,因此将承包权定位为私法上的所有权,不仅不会与传统物权法的原则相冲突,反而会在理论实现自洽,逻辑上保证顺畅,实践中留下空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土地承包权的制度目的发生了衰变,因此从发展的角度讲,承包权认定标准应当逐步放弃户籍,而以“团体协议+司法审查”作为基本操作规程。
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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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不为发财:试论张謇的财富观

  李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0): 109-119.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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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经历贫穷之苦的张謇大魁之后投身实业,创办了数十家企事业,资产总额高达两千多万两。但张謇创业不为个人造富,目的在于为国家救穷、为社会造福,体现了独特的财富观与创业观。张謇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而非个人财产的史实,表明他作为企业家的济世情怀与高远理想;他突出社会效应的创业实践及其影响,也为后世企业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即企业的经济效应再大,如果转化不成社会效应,也只是一种“小财富”;只有转化成社会效应,才能升华为一种“大财富”,这种财富不仅可以保值、增值,而且可以流传,进而升华为一种历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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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义统合观与明代商人的经世之路

  常文相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0): 120-132.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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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多有商人以“天道”为衡量,着眼于公共价值的落实,未把追求扩大商业利润当作唯一目标,而是统合利义关系,在私利和公义之间寻求一种价值平衡。他们利用财富积极开展地方救助和建设活动,内中虽含有一定个人诉求,但总体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稳定支撑作用,显示出与既有体制的契合性,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经世之路。当时商人凭借经济优势,通过主持或参与公益事务越加有能力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进而与士大夫阶层共同成为基层主要支配群体。这也提示着明代中国在延续帝制基本框架下,向商业化要素日益增强的社会演进的可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