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第44卷, 第12期　刊出日期：20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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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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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

  莫纪宏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1-7.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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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深化了人民民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提升了人民民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和价值,是对我国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涵的充分揭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作出了重要部署,为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指明了方向。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主、争取民主、建设民主、完善民主的百年历史,对人民民主的制度化保障始终是人民民主发挥自身价值的重要特征。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践人民民主的制度载体,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角度出发,必须首先立足于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各项制度都能体现人民民主的主体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关键是要以“全过程”的价值要求来深化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确保人民民主的主体人民始终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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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王旭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8-15.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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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论断是新时代十年非凡法治成就基础上的战略升级,是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开辟法治中国建设理论与实践新境界;需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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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李霞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16-25.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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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独特优势。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锻造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都离不开制度规范体系的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命题,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根本遵循和内在结构。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将自我革命精神自觉融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着力建构两个体系——以自我革命为逻辑起点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四个机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机制,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执纪问责机制和“三不腐”一体推进机制,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治理效能。
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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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村:城乡社会结构的“第三元”——基于京郊H村的调研

  杜鹏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26-36.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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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村是农民工流动的空间节点,赋予农民工“半流动性”特征:一方面,城中村形塑了内部循环的生活世界,维系了农民工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和相对完整的生活模式,另一方面,嵌入城中村的劳务市场拓展了劳动力市场化的路径,城中村成为农民工进退自如的根据地。因此,城中村兼具生活世界的封闭性和发展机会的开放性,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存在本质差别。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过渡现象,城中村赋予中国式城乡关系以弹性,是城乡社会结构的“第三元”,有助于缓解农民工进城与返乡的两难困境。因此,需要从战略高度定位城中村之于中国渐进城市化的意义,审慎稳妥地推进城市更新,保护农民工流动的缓冲空间,稳步推进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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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下乡、角色建构与乡村振兴——基于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考察

  何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37-48.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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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村第一书记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主体,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激发驻村第一书记内生动力、规范驻村第一书记行为活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文章以角色理论为基础,提炼角色认知、角色职责、角色转换、角色激励和角色退出分析框架,立足多案例对乡村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展开探讨,发现乡村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对脱贫攻坚中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延续、变革与发展,旨在继续弥补农村社会领导力不足问题,通过外部嵌入、党建引领和资源整合等方式维护村民利益,从而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但在适用情境转换过程中存在着角色认知不清、角色职责过载、角色转换困难、角色激励模糊、角色退出不畅等制度性障碍。倘要在乡村振兴中更好地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需要在适应情境转换基础上,明确驻村第一书记角色定位,调适驻村第一书记权责清单,保障驻村第一书记角色转换,细化驻村第一书记激励机制,健全驻村第一书记退出通道。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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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社会: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对话

  林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49-58.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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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与托克维尔的相遇是现代政治哲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与他们表面的分歧相比,两位哲人内在的共识具有更深的历史意义。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了现代民主的危机,即推动工业繁荣和个人平等的民主运动同时也在塑造一个内部蕴含撕裂和对抗的共同体。他们都从社会状况出发展开对民主政治的分析,发现危机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及其利己主义,其结果便是现代人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发生不可弥合的断裂,并催生了一个拒斥公共责任的平庸的中产阶级,这决定了民主国家无法摆脱其专制本性,也导致了革命与复辟的一再循环。他们都意识到,消除民主危机的出路在于扬弃市民社会而重建“社会”,这要求人们克服政治浪漫主义和政治冷淡主义,以现实的手段开展自治和联合的尝试。马克思与托克维尔的思想关系绝不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简单的对立,相反,他们为现代民主的诊断开启了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
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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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况记忆:宋丽复交后的诗歌存储

  吕肖奂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59-68.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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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与高丽文王在位期间,双方经过积极努力,恢复已经中断四十多年的宋丽朝贡关系。复交后的五十余年间,宋丽双方不仅频繁互派较大规模使团,而且不断提高接待对方的礼仪规格。宋皇帝主导的群臣唱和成为礼遇高丽的重要标志,神宗首唱,哲宗、徽宗继承,形成了君臣唱和款待远客的传统;高丽贡使的创作唱和是对宗主国礼遇的回响,朴寅亮、魏继廷、朴景绰、李资谅等人仅存的诗歌,体现了高丽使臣对宋的态度及汉诗水平。二者共同复现宋丽赐贡交聘的繁荣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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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家所撰序跋与通俗小说文献学的成立

  刘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69-80.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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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清代中叶起,通俗小说开始进入藏书家视野,通俗小说藏书序跋也随之诞生。这些由藏书家撰写的序跋记录了藏书家接触通俗小说的不同途径,藉由通俗小说进行书籍社交的多种方式,筛选、校订、刊行通俗小说时起到的主导作用,以及主动搜求早期通俗小说版本、探讨通俗小说基本学术问题的具体过程。以上发展趋势以藏书家的通俗小说收藏活动与序跋撰写为媒介汇集到一起,成为雅俗文化融合的交叉点,并构成通俗小说文献学基本问题、研究范式的必要积累。
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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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语中的助词“之”及其与“的”的关系

  刘雪莹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81-89.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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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现代汉语中“之”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根据“X之Y”的语义关系对其进行分类并考察各类关系中“之”与“的”的替换情况。结构整体的语义关系、X和Y的语法功能、语体色彩、韵律节奏和修辞等因素都会对此产生影响。其中“集合—元素”关系中的“之”不能直接换用为“的”,该表达方式是对古代汉语同类用法的继承和保留。“之”在现代汉语中并不仅仅是与“的”对应的文言成分,而是表达“集合—元素”关系的词汇库藏手段。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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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时期广东省的粮食政策刍议

  吴斌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90-100.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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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的粮食开始出现短缺。为解决军糈民食,奠定抗战的物质基础,广东省政府只能通过增加生产、厉行节俭、储备粮食等方式应对国统区的粮食短缺问题。然而,作为战时粮食政策的治本之法,战时粮食增产政策效果不彰。研究表明,战时广东省粮食恐慌是社会经济结构长期畸形发展的结果,在短期内一时难以消除,战时广东省的粮食恐慌问题只不过是广东省长时段粮食短缺问题的一个缩影。总体而言,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战时粮食增产运动带有很大的省际差异性,需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论之。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的国防安全,必须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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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早期广州行商陈汀官家族事迹考述——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二

  汤开建, 李琦琦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101-119.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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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出现的陈汀官家族是广州对外贸易中众多行商家族中最为重要的一支,陈汀官家族祖孙三代除了积极地参入广州对外贸易外,还在陈汀官主持对外贸易期间,成为对欧洲商人最大的供货商,并且领导广州贸易的五大总商之一,使得该家族成为清代早期广州对外贸易中势力最大的家族。本文大量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陈汀官家族的贸易材料并结合中文档案文献,对陈汀官家族成员的原名、商名、更迭进行考证,并对该家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进行详细研究,以得出对该家族较为全面的考察。
教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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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能爱国者治港:新时期香港管治人才选任标准与培养路径

  冯悦, 夏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12): 120-128.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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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中央以“爱国者治港”为根本原则重整治港理念,并对治港者的政治忠诚和管治能力提出明确要求。“爱国”与“贤能”是新时期治港人才选任和培养的两项核心标准,前者是治港人才选任的首要标准和底线原则,后者则是确保爱国者能够治理好香港的必然要求和客观需要。治港制度体系的完善为选任贤能爱国人才提供了坚实保障,但当前治港人才队伍建设仍面临对国情国史认识不足、公务员国家意识和担当能力欠缺、后备人才匮乏等挑战。为此,需从加强宪法基本法与香港国安法教育、建立国情国史培训制度、推进公务员队伍建设和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着手,建立健全治港人才长效培养机制,开创香港特区贤能爱国人才辈出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