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46卷, 第9期 刊出日期:202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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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文化思想
  • 张抒聿, 徐成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1-12.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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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了文化建设中的理论智慧与实践经验,坚守中华文化的人民立场,高度凝练具备新时代鲜明特征的思想理论,为应对时代之变和发展之需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导。这一重要论述出场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新的发展阶段,是新时代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发展的结果。这一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包括:从信仰维度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从政党维度看,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巩固人民性的价值旨向;从国际维度看,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强化国际话语权建设等。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党的领导对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守了文艺发展的根本遵循,贡献了国际话语权建设的中国智慧。
  • 陈联俊, 郑维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13-25.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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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可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文化动力和文化支撑。其逻辑起点源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民族复兴的文化需要和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推动;逻辑内涵包括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增强文化自主权;发展先进文化,巩固文化领导权;强调文化的实效性,扩大文化话语权;逻辑结构体现为文化理念上坚持认识论与方法论融通、理论建设与实践检验相通以及历史传承与现实创造贯通,文化使命指向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部署上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核心价值观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有机统一起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引领在于坚定文化自信,永葆文化本色;丰富文化方法,扩大文化影响;开展文化实践,激发文化活力,更好地实现“第二个结合”,推动塑造新型文化生命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 孙鲁霞, 周湘莲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26-37.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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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系统思维,认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从系统论视域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基于系统思维而形成的科学思想体系,既有着全面完整的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生成基础,又包括相互联系功能互补的地位作用、使命任务和原则路径等构成要素,同时兼具整体性、动态性与稳定性等系统论的理论特质。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源、所是和所状,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系统整体的原像,对于新形势下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 语言学研究
  • 甘于恩, 林宸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38-51.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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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方言学相比,地理语言学是一门基于语言数据的、凸显空间性质的学科,强调点、线、面等概念。广东地理语言学面临如何拓展广度与深度的历史课题。本文通过对广东地理语言学近四十年来的实践概述,展示广东地理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优秀成果,反思迈向解释性原则的地图解说等研究方法,展望以数字人文推动发展广东地理语言学的未来。
  • 法学研究·民法典实施
  • 程啸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52-64.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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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等法律未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那样将个人信息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作为一类独立的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根据。这种规定是科学合理的。一方面,合法利益的范围过于宽泛,并且适用前需要考虑个案情形及各种因素进行利益平衡测试,所以在解释上和适用上具有较大的不可预期性和难度,也不符合我国法律严格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及充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足以保护个人信息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司法实践中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抗辩都可以通过有关规定逐一解决。此外,我国法也对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与个人的权益间位阶有相应的规定。故此,合法利益不应当作为我国法上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根据。
  • 杜明强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65-78.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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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时代来临,既对传统人格权法制有所冲击,又为新兴人格权生成提供新的土壤。大量以“个人信息法益”为内核构造的信息性人格权应运而生,主要涵括信息性隐私权、个人信息权、被遗忘权等类型。这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进逼下生成的新兴人格权,系人格尊严面临智能科技革命时所作出的一种法律反应。从法理看,信息性人格权有异于其他具体人格权的特质,其以个人信息的不同面向为权利客体,满足私权自治意思力属性的主观标准、作为客观法律秩序的实质标准和实证上的法体系容纳标准,具备法权化的正当性基础和规范性依据,符合权利证成的理论和实践基准。故宜将其纳入人格权家族体系,以充分发挥其扩充人格权理论、丰富人格权规则体系和应对尊严危机的重要制度价值。
  • 翟宇翔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79-90.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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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购房者优先权产生于保护消费购房者利益和维护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社会需求,权益位阶、弱者保护与成本效益衡量理论可为其提供理论支撑。“以居住为目的”仅限于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居住,与所购房屋类型和数量无必然关系。“支付全部价款”主要包括通过全款支付与按揭方式支付。“房屋不能交付”指商品房尚未竣工验收合格,而“房屋无实际交付可能”需结合工程进度和开发商经营状态综合认定。消费购房者优先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但不优先于符合特定条件的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权。购房款返还请求权的范围仅限于已支付的房款和已偿还的贷款,不包括利息、违约金和损害赔偿金。破产程序中,符合条件的消费购房者可请求管理人交付房屋并协助办理过户登记。
  • 经济研究·全球治理
  • 袁然, 邓琳琳, 连慧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91-105.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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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发达国家在南北合作框架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融资支持能否成为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2000—2015年OECD国家与全球106个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数据,从债权国国际移民流入视角验证了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国际债务有助于国际移民从债务国流向债权国,这一移民创造效应源于债务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服务质量改善以及社会网络关系强化。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际债务有助于债权国从债务国引进国际人才,但是,其在优化债权国国际移民流入技术结构方面并未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这些结论证实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债务融资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即在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缓解发达国家技术劳动力短缺问题。
  • 邹战勇, 姜永宏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106-121.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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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美国全球竞争战略重心的东移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两国都将在环亚太区域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展开全面竞争。本文选择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在内的环亚太15个国家作为研究个体,以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效应为理论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5国在2001到2020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面板数据下的空间杜宾(SDM)模型实证估计。结果表明消费、人均净收入、出口和进口是环亚太国家跨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对该地区的跨国影响力显著强于美国,主要体现在中国在以上四个宏观经济变量的跨国影响力都大于美国,特别是中国的进出口对该地区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于不同地理位置,在东北亚地区中国的影响力优于美国,而在东南亚地区美国在经济总量影响上更有优势,中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上更具影响力。对于不同时间段,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美两国在不同方面共同促进着环亚太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在危机爆发后,美国会对环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但中国对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 经济研究·数字经济
  • 刘修岩, 徐邵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122-136.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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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发展数字经济以期实现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发生、提升劳动报酬份额、优化要素分配结构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阐释了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和提升劳动技能结构两个渠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其次,本文利用税收调查数据对企业数字资本规模进行测度,并汇总到省级层面,得到了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并利用随机系数模型计算了各省劳动对产出的时变贡献份额,进而对数字经济和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资本规模提升1%,劳动报酬份额大约提升0.032%。而造成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整体下滑、阶段性由降转升的深层原因在于数字经济不仅会强化资本对简单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也会促进资本和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以及数字经济对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最终,在劳动力规模效应和技能的结构效应共同作用下,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 李春梅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137-151.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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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2010—2021年2609家上市公司微观层面的数据,并构建中国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标,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质量。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呈现“倒U形”的关系。改变估计模型、替换核心回归变量以及解决变量内生性等问题后,估计系数依旧保持稳健性显著。在“倒U形”的作用机制中,数字经济会先缩小后增加企业与行业中前沿技术的差距;另外数字经济逐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水平,而达到拐点后会加剧市场的垄断程度。这为“中国创造”的目标实现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与启示。
  • 胡元聪, 冯一帆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9): 152-164.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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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时代以降,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在对数据要素加深认识和更好利用数据要素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过,数据要素参与分配在产生巨大收益和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亟须合理分配的数据风险,并由此引发了不同的分配正义诉求。当前我国数据要素风险分配正义制度方面存在风险分配主体不明确、风险分配程序不合理、风险分配责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需要在理论跃升基础上实现数据要素风险分配的制度跃迁,以期实现数据要素参与分配中风险的分配正义,同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释放数据要素最大价值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