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5期《暨南学报》精心打造“网络安全法专题”，推出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龙卫球，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金瑞，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赵精武的三篇文章，刊发后引起关注。

其中，赵精武的《网络安全漏洞挖掘的法律规制研究》被《新华文摘》2017年第17期“新华观察”专栏，以“对完善我国网络安全漏洞挖掘制度的建议”为题，转载5000字左右。

文章建议应从立法论的角度重塑漏洞管理机制，在充分考虑网络安全漏洞自身动态性、复杂性、开放性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把握漏洞挖掘治理，健全漏洞挖掘立法体系；完善漏洞库并配套漏洞评级机制；明确公私合作框架，对挖掘主体进行备案；在遵循现有实践的基础上对挖掘行为分级授权，并进一步强化漏洞的跨境流动应对。

龙卫球的《我国网络安全管制的基础、架构与限定问题——兼论我国<网络安全法>的正当化基础和适用界限》被2017年第4期《北京大学学报》“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专栏摘录。

文章认为，我国《网络安全法》奉行着一种关于网络安全治理的强监管理念，在当今世界的网络安全专门立法中可谓独树一帜，系以一个更加多层次的综合化的网络安全概念为面向，重在强化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管制力。其体系架构，在原则上体现为一种由复杂原则组合指导的特点，但格外强调国家管理的本位性和直接性；在管制事项上则体现为名目繁多，内容绵密并呈现不少独特的体制特色。所以，为了有效而合理地实施《网络安全法》，应当深刻理解有关网络安全管制正当化基础及其演化，更加准确地解读和把握我国网络安全管制的内在基础和外在边界，并且还要特别注意实施中的目的体系、行政权属性以及网络技术架构等限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