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镇台湾、回望故土并虚构南洋的黄锦树作为小说家却有着和本土老现们争夺鲁迅的潜在意识和文学实践，其杂文性讽刺、介入式抒情、解构式重构都呈现出独特的效果。黄锦树亦有自己的局限，他必须明了解构的限度、增强积极建构能力；而要超越自我也必须克服自己的偏见，即使它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让人淋漓尽致地肆意宣泄。
从台湾原住民族的口承叙事、明清时期以来游历台湾者描写台湾原住民生活的诗文，到清末台湾原住民科举士子的诗作，再到台湾日据时期的原住民文人现代诗作家，乃至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群体性积极介入社会现实政治的共同主题，这些围绕台湾原住民生命原乡的文学想象与艺术构建体现了台湾原住民族既要追寻生命的原乡，又需融入现代社会的双重身份认同。而台湾原住民族以外的观察者对于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的态度变异与情感变迁，也给当今世界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的补充完善以及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人类学样板。
近年来，北美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的创作转向人性更深度的探索，她逐渐开始关注促成人性或激发人性某一潜能的内在动因，意在揭示华人移民群体对家园文化的高度依赖，这种精神依托已成为一种生存的必须。“家”与“爱”是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中的两大焦点，以追寻“自由”将之贯穿成一条主线，它落脚于人物的具体行为上就是“出走—回归”。在错置的生活经历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中，人物的种种追求既是对实在事物的渴求，也是对内心获得自由的拼争。这同时也映射了作家创作中所体现的意图———追寻内心自由与梦想。文章以此观照作家坚持以回望的视角和离散的姿态，展露人性、深掘灵魂，由此建构一个专属的精神家园，这也是作家赋予“寻根”新的涵义、缔造移民文化新的“灵魂之根”的巨大隐喻。
从南宋政权的建立（１１２７）到元末明初书家宋克的出生（１３２７）恰巧为两百年时间。在这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文人书法的发展虽以“复古”观念为主导，但在不同阶段不同书家的身上，又演绎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从书法艺术的风格表现看，则既有追求典雅秀逸的一面，亦有尚意率情、重新诠释传统而彰显自我个性的一面；从具体的取法途径而言，张雨、倪瓒、宋克等元末明初书家通过对钟繇、初唐大小欧阳、北宋之苏米以及唐代旭素大草书风不同程度的师法学习，又使书风面貌与赵派书家群之典雅、平正的风格来开了距离，别开生面，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奏响了颇具特色的一个篇章，并对明代吴中地区书法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作为人类精神食粮的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魅力。让文学的生命得以展演的不是形式的美，而是文学内在的情感，文学理论中应该有情学的位置。情学是艺术美的内涵，因为情就是美，是美的根源和内在。情感是打开艺术灵感之门的钥匙。情感是艺术思维活动中最重要的，有了情感才有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新的历史时期，关注情感才能真正将文学的生命诠释、将人类的幸福展演。
在线解决争议方式（ＯＤＲ）所具有的高效性和便捷性使其在很多情况下已成为电子商务纠纷中消费者获得法律救济的唯一机会。其中，网上法庭因其自身优势如法官享有较高威望、裁决结果具有强制力、更大的公共财政支持以及正当程序保障而具有私人ＯＤＲ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着力构建适应我国电子商务纠纷解决需要的网上法庭机制尤其是在线小额索赔程序是增进公众对电子商务信心的重要举措。在设法消除对前述机制可能的顾虑并做好应对相关挑战的准备的基础上，我们应借鉴各国经验，结合我国现有规定和已有实践，对未来的在线小额索赔程序进行具体设计并加快推进机制建设。
虚假诉讼监督作为一项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是恢复公民受损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强化检察监督虚假诉讼职能，不仅基于虚假诉讼具有严重侵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等危害性，也是因为对比法院、受害当事人在识别、防治虚假诉讼遭遇的困境，检察监督虚假诉讼具有法理、职能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当前检察机关开展工作实际，可以从构建虚假诉讼线索发现机制、证据核查机制、整体协作机制、案件纠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角度强化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监督，增强监督实效。
当前我国城市更新相关法律、法规分别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３１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４３条，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８条等。在此基础上各地方政府建立了以“多数决”、产权置换、自主改造以及土地出让金收益激励等四机制为主的更新模式。当前我国地方城市更新立法或规范性文件存在结构性缺陷，同时公共利益原则缺位。建议在明确城市更新法律制度的公共利益导向、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加强无市场利润的旧城区更新以及加强城市更新中弱势群体的居住权保障基础上，一是修订《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增加城市更新条款；二是制定《城市更新法》。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考虑，美国在国家本位阶段、言论自由独立性价值兴起阶段和社会价值及个体性价值博弈阶段于色情淫秽问题上呈现出了不同的道德实践和价值取向，这反映出美国法律的同化主义、个体主义和多元主义，也揭示出当代美国在平衡未成年人保护与成年人言论自由的利益这一价值权衡的难题上进行取舍的正当性考量基础。同化主义通过援引主流道德和价值观念，实施“共同体的标准”，界定共同体生活品格。个体主义依托权利理论，以个体主义价值为基础，突出对个体的保护。多元主义则通过使竞争性的群体维持各自独特的视角，以承认群体异质性为前提，实现文化多样性与成员和睦合作。三者相互作用与影响并不断寻求着弥合彼此的突破口，在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边缘地带上最终达成了一致。
清代公羊学在乾隆后期逐渐崛起，后来经过常州学派、龚自珍、魏源等承袭和传播，逐渐蔚为大观，由学术影响到政治，最后转化为激进的变法工具，乃至与维新变法同归歇绝。考查清代公羊学，我们不仅要从学术发展本身的规律上去看，更要将之与时代和政治形势相联系。公羊学开始作为“汉学”的竞争者而出现，但是当后世学者逐渐将之用于改变现实的学术工具之后，公羊的“本义”渐渐被“引申义”所取代，但是于社会而言，公羊变法的影响却也变得更为有力。所以考查清代公羊学与晚清变法的关系，可视为传统学术和政治关系最为经典的注脚。甚至极端而言，近代的一切变革思潮，都是以公羊学为“里子”而以舶来的西学为“面子”的结合。
基督教学校在近代日本始终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明治时期的排外运动以及文部省就有关基督教教育政策的制定与颁布，使日本的基督教学校逐渐被嵌入到公立教育体制之中，并不断国家主义化。二战前，日本的全面军国主义化则使基督教学校在这一泥潭中越陷越深。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的基督教学校逐渐被纳入到战时体制下。日本基督教学校在与政府的长期交往中始终处于下风，其所本应具有的“基督化”特色也丧失殆尽。究其原因，实与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建构方式密切相关。
取代明朝入主中原的大清为了把日本纳入以其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之内，清初即以救助和遣返日本漂流民为契机向日本宣谕，一度引起日本对清朝外交政策的强烈抵触，此后中日陷入了无官方政治外交往来的状态。在中日两国关系处于相对平稳的清代中期，同样是通过对日本漂流民的救助与遣返，中日之间却有了咨文往来这种特殊形式的官方往来与龙牌下赐这样的互动关系。尽管受当时中日关系的制约，这种形式的官方交往没有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这些偶然的行为却成为清代中日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厦门海后滩案缘于光绪四年海后滩章程中英文本含义的歧义，英方不顾厦门官民抗议，强行将其并入租界，最终引发旷日持久的抵制风潮。厦门公民会利用地域乡情及闽籍华侨所具有的地方性与国际化特点，使海后滩案从局限于厦门的地方悬案转为海内外闽籍华人关注的重要事件。福建地方当局的默许与支持，为该组织的运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英方初始并未将英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基于传统的条约体制思维，采取强硬立场，忽视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太古洋行遭受严重经济损失，尤其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爆发迫使英方改从现实利益出发，以海后滩权益的让步，换取风潮的终结。北洋外交部初期对海后滩案的漠视与不作为，使得该案悬而不决，此后在民众压力下被迫介入海案交涉，但其在国际外交与国内权威的弱势态势，使其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由此亦可窥知北洋外交所具有的局限性与缺陷。
互联网与大数据环境使得隐私保护“应当”强化的社会期待与司法在实践上“能够”强化保护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互联网传输与运营模式使个人信息管理存在风险，用户对个人信息自我保护的行动意识比较缺乏。大数据具有构建“合成型隐私”的功能，“合成型隐私”导致“使不可辨识”隐私保护传统策略面临无效考验。大数据的融合价值实现可能形成对隐私主体“被遗忘权”的侵犯。对隐私作类型化划分，区别设定其保护规则。“自然型隐私”的法律保护强调注重位序性与制约性的系列原则：以人格尊严与伦理价值作为要件的隐私庇讳原则；以主体不同身份角色与所处境遇确立隐私外延差异原则。“合成型隐私”保护规则应以“维护伦理人的基本尊严”即“人的羞耻感与内心安宁渴求本能”作为标准确立隐私保护必要性。
卫星电视是现代国际传播的重要工具，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发挥重要作用。电视媒体中文本、制度和受众三者之间有内在的互动机制，国家形象的“原初物”和“成像”之间会发生“棱镜折射”作用。ＢＢＣ纪录片《中国人要来了》是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时被扭曲的典型案例，以此为例进行分析，既有利于推动国家形象在电视媒体中的准确传达，也有利于国家形象传播方式的改进。
一个智能导览系统的核心是基于单步协调控制的决策支持模型，其基本思想是通过构建基于择优选择机制的逐次决策算法来确定游客的下一个参观点。为验证模型的优越性，借助一个简单算例进行仿真分析。实验结果表明，模型在游客等待时间、设施利用率和设施平均等待时间三个指标上均显示出良好的性能，既能均衡利用各设施的接待能力，又能减少游客的等待时间。研究成果有助于大型游乐场的客流时空分布调控，模型逐步产生的推荐路线能让游客自动散布到各个有剩余容量或不太拥挤的设施上，把不同游客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同时能降低游客在寻找和等待上的游玩成本，非常适合应用于排队问题突出的大型游乐场的经营管理中。
在文化创意旅游中，“文化”是产品的内容和属性，是核心，是指包含了某种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创意”是指生产模式和过程，也就是文化价值的“构建”；“旅游”是文化价值输出的实现方式。文化创意旅游的核心内涵在于文化价值主张的构建与输出。文化创意旅游不仅仅是提供简单的文化产品，更关键的是营造一种“理想的生活”，包含了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智慧等多个方面内容，可以融合多种要素，也可以表现为多样的形态，因而它也可能打破旅游业乃至多种服务业的发展边界。
随着经济开放步伐的加快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入境旅游发展迅速，已成为争创外汇收入的主渠道和解决就业的有效途径。经济开放、市场化、入境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经济开放对入境旅游业发展具有持续稳定的正向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特征，即某地区的经济开放并非独立，必然与邻近地区发生一定的联系，表现出地理上的相关性和溢出特征；尽管市场化对入境旅游的发展没有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提升经济开放水平间接影响入境旅游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