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海洋方言有三个层次：中国沿海汉语方言，中国沿海海岛的汉语方言以及海外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第二、三层次的海洋方言均与第一层次沿海汉语方言从南到北的官话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相对应。我们企图探讨汉语海洋方言的扩散与回归，讨论汉语方言扩散、回归的方式和表现，为进一步研究汉语的海洋方言做好铺垫。
副词释义的原则与方法有以下四个要点：１．必须借助于大型语料库的语料，并进行穷尽性的考察，尤其要高度关注副词的高频组合。２．在区别近义副词或者对若干义项进行辨析时，需要特别重视组合框架的功能，以提升释义的精准度。３．重点揭示语义相近用法相仿的副词可替换与不可替换的条件制约。４．要特别注意多元比较，涉及近义比较、同类比较、搭配比较、语境比较、功能比较以及认知比较。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４—１６日法工委召开民法总则草案专家讨论会，讨论《民法总则草案（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８日民法室室内稿）》。室内稿规定民法地域效力；用“法律行为”概念，代替民法通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统一规定欺诈、胁迫的法律效果为可撤销；维持“重大误解”概念不变；规定法律行为一般有效要件；坚持现行合同法和物权法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的立法思想，符合民法法理和我国社会现实，应予坚持。此外，建议将室内稿关于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合并为一个条文。建议保持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内容不变，纳入民法总则。建议删去室内稿第十条。建议沿袭民法通则的基本思路，采用“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建议以合同法第五十条为根据，明文规定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制的规制。建议用“禁止性规定”取代“效力性强制规定”。建议增加关于虚伪表示与隐藏行为的规定。建议将室内稿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两个条文加以合并，仍称显失公平。建议采纳广义的代理概念，规定间接代理。建议在总则编规定诉讼时效制度，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长期时效期间为十年，另在物权编规定取得时效制度。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属于强行性规定，不得变更，建议增加关于未成年人受性侵害的请求权的特别规定。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提升司法公信力作为新的改革目标而被凸显出来，也是衡量司法改革成效的根本尺度。法官的角色定位对于司法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转型期的基层法官如何定位角色，已经成为影响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的改革形势下，基层法官角色的应当定位于纠纷的裁决者，纯粹的司法者，一线的法律适用者。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剪刀差”现象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剪刀差”概念的提出，其内涵不断被学者扩大，如今常用来形容城乡之间不等价交换、不平衡现象。由于城市偏向法则、迪雷克托法则、市场失灵和三层分配理论等因素作用下，我国依然存在三类城乡“剪刀差”体系，即政府导致的“剪刀差”、市场自发形成的“剪刀差”以及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剪刀差”。每一类“剪刀差”体系中的各个子“剪刀差”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都有直接的影响。作为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法，财税法对缩小城乡“剪刀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可替代之功效。通过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对农村居民实行“多予少取或不取”财政收支政策，逐步消除城乡“剪刀差”，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互联网金融创新了金融服务模式，也带来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法律监管及其路径选择问题尤为重要。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存在监管空白、不到位和法律监管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借鉴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理念与方法，可以提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路径，即以目标监管模式为最终监管模式，中期的功能监管、协调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三位一体和现阶段的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完善。有效的金融监管法律路径，有助于规范和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形成我国金融行业合理竞争和良性发展的秩序。
本文旨在技术哲学的路径中讨论新媒体研究的理论视野与范式变化，以“技术”“语言”“媒介”三个关键词为焦点，反思主流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以及这种预设在新技术崛起时遭遇的挑战，重新思考“传播”的意义，及其与人类生活之根本关联，以实现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
新媒体环境下，被称为“不定量多数”的受众正在演变成节点化的用户，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的点化存在更为明晰。节点化的用户是传播的基础单元，他们可以根据意愿来构建个人化传播中心，这样一个传播网络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网络连接的基本单元，同时还是内容—社交—服务的融合单元以及资源的贡献单元。在新媒体用户被全面数据化的今天，用数据测量用户的节点位置变得可能，这包括用户的物理位置、社会位置及服务位置的测量。节点位置的测量是个性化服务和精确化运营的依据，也是激发用户潜力的基础。
自中国政府２０００年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及一系列国际传播规划的实施，国际传播空间的博弈日盛。中国的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穿越历史，又到了一个学术发展和实践方向的重要节点。作者从问题意识出发，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以《美国国际／跨文化传播年刊》（１９７４—２００８）为例，通过分析其研究主题的变迁，再现跨文化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演变形势，烛照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思想史层面存在的问题，呈现跨文化传播研究两个维度的博弈（战争／控制、误会／理解），推动中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建构来指导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重大、敏感、现实问题，既回应历史、现实重大关切，也丰富中国学术生产体系。
广东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主要贡献来源为技术进步，从总体上看，环境规制显著地促进了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主要表现在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上；分区域看，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珠三角和西翼地区的ＴＦＰ增速明显超越了东翼地区和北部山区；相对于粗放型增长地区，集约型增长地区获得了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结构、地方财政支出能力、经济开放度、外资利用强度、人力资本和人口密度是影响广东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农户的投资结构已趋于稳定，但其非农投资领域仍局限在“资金门槛”和“技术门槛”较低的行业。进一步来看，农户过往投资结构（如上期投资结构和期初投资结构等）和非农投资回报对农户投资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即我国农户投资结构具有较强的状态相依性；此外，农户不同类型资本（譬如实物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等）对投资非农化程度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此建议如下：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农村资本交易市场，增加农村信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以便于农户拓宽资金来源和规模，满足农户资金需求，从而促进投资非农化程度的上升；不仅如此，还要引导农户进行理性投资，同时给予适当奖励和补助，以增强农户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后劲。
碳交易政策会对碳封存成本不同的国家产生不同的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具体而言：若碳排放边际环境损害低于福利效应的边际环境损害临界值，碳封存成本较低的企业所在国家既不存在贸易效应，也不存在福利效应；若碳排放边际环境损害介于福利效应和贸易效应的边际环境损害临界值之间，碳封存成本较低的企业所在国家仅有明显的福利效应；若碳排放边际环境损害超过贸易效应的边际环境损害临界值，碳封存成本较低的企业所在国家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