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层面看，澳门特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严格按基本法办事，“澳人治澳”１５年实践是成功的。从治理层面看，尽管１５年来形成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发展局面，但这种局面背后的一些治理缺位问题，如权力改革、产业正常化、住屋贫穷等方面，值得社会深刻反思。
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及地区历史的缩影，外贸在粤澳经济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两地发展的起伏，社会各方面的变动，无不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对外贸易之中。粤澳贸易主流属平等和互惠型，推动了双方的现代化进程，对此展开探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嫖宿幼女”一词始见于１９８６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是“嫖宿幼女”入强奸罪。１９９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沿用这一做法。１９９７年刑法创设了嫖宿幼女罪。嫖宿幼女罪在逻辑上难以自圆，违背文明社会的一般法理，背离儿童利益优先保护原则。在法社会学上，嫖宿幼女罪将
强奸罪的被害人污名化，客观上保护了“嫖宿幼女”行为，从一个侧面引发了性侵幼女的犯罪浪潮。嫖宿幼女罪的存在严重损害了立法机关的声誉，引发官民对立。废除嫖宿幼女罪有利于保护儿童，有利于提高刑法的震慑力，有利于维护立法机关的权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逐步扩大有立法权较大市的范围，反映现代城市管理中对地方立法权的现实需求。现行较大市立法中的批准制度反映当时法制建设的实际状况，却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模糊了各级人大之间法律监督关系，混淆立法权与立法监督权，忽略了较大市立法责任，制约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树立法治思维，完善法规备案审查制度，授予较大市完整的法规制定权。现代宪法理论中，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依据，更是国家权力运行底线，根据实际需要，全国人大立法授予较大市完整立法权并不存在宪法障碍，因而也无须修改宪法。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技术侦查由幕后走向台前，可是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为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保障，这是技术侦查被滥用的根本原因，为了改变当前对技术侦查法律监督乏力的情况，效果低微的困局，必须建构全程性、动态性的技术侦查法律监督体系，并沿着下面三条路径切实推进：加强事前监督，实现技术侦查的审批由行政审批向司法审查的转轨；加强事中监督，努力构建现场检察制度和见证人制度；加强事后监督，全新建构事后通知机制与报告制度。
近年来，民事诉讼中的恶意诉讼行为呈高发态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普遍担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一百一十三条对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的诉讼作出了相应的规制，实乃此次修法的一大亮点。然而，为了更好地遏制恶意诉讼，为权益遭受侵害的第三人提供救济，还应在民事实体法中探索建立恶意诉讼之侵权责任制度，从而对恶意诉讼形成双重的、系统的规制。
九步审讯法是旨在消除嫌疑人的抗拒，促使其作出供述的侦讯策略和方法，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适用。九步审讯法分为夸大策略和缩小策略，其中，夸大策略是指审讯员通过夸大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的证明力和犯罪的严重性，以促使嫌疑人作出供述的策略。夸大策略对我国侦讯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夸大策略有着“骗供”和“虚假供述”的法律风险，故必须合理谨慎地使用，侦查人员除要做好充分的讯问前准备及在讯问中适度运用模糊语言外，更重要的是给审讯策略中的“欺骗”设置一定的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以降低其风险。
高校创新投入和产学合作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但现有研究较少将两者置于同一框架内进行研究。以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我国十三省市的经济数据为基础，分别考察高校创新投入和产学合作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校创新投入和产学合作能够增加企业的专利产出，并且产学合作能够提升创新资本投入对专利产出的边际贡献。在分区域的实证结果中，高校创新投入能够促进一类创新区域内企业的两种创新产出，而产学合作分别作为单独变量和调节变量，也能显著提升一类创新区域内的两种创新产出，但在二类创新区域内，产学合作仅对专利产出的促进作用显著。
产权制度与厂商数量（市场结构）对可再生资源市场动态均衡有着决定性影响。在不同的产权制度前提下，市场结构对市场均衡的影响不尽相同：私人产权制度下，厂商数量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有可能带来正效应，又有可能带来负效应；而在公共产权下，厂商数量一定会给资源持续利用带来负效应，当达到一定厂商数量后，生态灾难将不可避免。因此只有合理的、符合实际需要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市场结构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可再生资源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四角”城市群的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对于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振兴中部地区经济、提升群内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中四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经济竞争力、社会竞争力、环境竞争力、创新竞争力和辐射竞争力五个评价指标构建新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运用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对城市竞争力进行定量实证评价，给出了各城市的单项和综合竞争力排序及其时间演化分析。结果表明，武汉、长沙、合肥和南昌城市竞争力强，孝感、益阳、抚州、安庆等１０个城市竞争力弱。最后，针对“中四角”城市竞争力提升策略提出了政策建议。
包容性增长作为２１世纪最新的经济发展理念，除了要求缩小收入差距外，还要求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机会。而城市化作为中国过去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城乡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中国未来四十年最主要的社会变革。城乡作为经济区域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对比城乡割裂下和城市化进程下的城乡经济发展情况，发现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在公共品方面的平衡有助于缩小城乡的公共品差距，两方面差距的缩小才能促进城乡包容性增长。同时，公共品方面的差距会导致城市化偏离社会的最优水平。
冯梦龙四书学活泼灵动，对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都不盲从，总体而言，受王学影响明显。在《四书指月》中，冯梦龙对理学的心性气情、理与欲、本体与工夫、经与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究。其治四书与治春秋学一样，都是为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晚明实学思想有一致之处。
爱默生的文学创作伦理观强调价值观的信守，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激发人们思想活动、增长智识才干和提升责任意识。爱默生将“作者的伦理意识”和“作者的人格化书写”作为其文学创作伦理观的核心要旨，前者体现为德性化写作，表现出对人类生存和人生命运的深切关怀；后者体现为“以生活存在”为伦理导向的创作思想，以及两种“自我”对话的创作目标。爱默生的文学创作伦理观通过从感性到理性以及“人的存在”的创作过程来凸显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并肯定自我存在的意义，这指明了１９世纪美国文学“德性化写作”的基本内涵，为创立具有美国特色的道德文本提供了新范式。
“功能”是布拉格学派研究的核心术语之一。围绕这个术语，学派建构了结构主义的功能主义理论系统，并奠定了审美功能在功能系统里的重要地位。透过这个理论体系，我们更应该看到，布拉格学派功能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重建社会的有机团结，审美功能具有的特殊能力正是促使社会有机团结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社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在华外籍居民的规模持续扩大，对中国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以在华外籍居民为样本，基于人格特质论与词汇法构建传媒业个性形象测量模型。结果发现，在华外籍居民眼中的中国传媒业形象在人格上被定位为政府喉舌，在内涵修养上是纯真知性的，在外在气质上是坚韧稳重的，在内容产品的品质感知上是“魅力隽永”的。在华外籍居民的中国传媒业个性形象感知受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母语、宗教信仰上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针对中国传媒业个性形象中的负面刻板印象，可以通过训练策略、意识性抑制策略、熟悉性策略和树立无偏见信念策略进行干预。
良好的大学形象有助于增强大学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有助于增强大学的内在发展动力和外部竞争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大学的形象传播研究在理论上以组织形象和组织传播研究为基础，在实践中要充分考虑到高等教育的生态环境、大学形象传播的社会生态以及大学形象传播的媒介生态的作用和影响。
１９３６年６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在广东推行中央法币、收兑地方性货币毫券，完成法币改革。宋子良、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先后赴广东主持货币金融改革，１９３７年６月全面开启统一两广币制的计划，一时成效可观。然而，在紧随而来的战争格局下，国民政府却不得不采取沿用毫券、增发毫券，甚至使毫券国币化的举措，以维持对敌金融作战。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广东省货币改革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货币变革的区域性特点，也为我们反思法币改革究竟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例个案。
广东省营造纸厂建成投产不久，就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而被侵占，并进而劫掠至北海道勇拂。战后在纸厂被劫机器及日方配件归还与雇用日籍技工等问题上，中国经过与美、日的反复交涉，皆获致满意之结果。这一交涉个案反映了中国当时较弱的实力，也反映了中方人员自身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