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力—劳心之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结构性论题，直接关联着对于人类第一位的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及其成果的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约略经历了劳力—劳心结合的“圣人创物”说和劳力—劳心分离的“小人末技”说两大阶段，当下正追求在新生产力基础上的劳力—劳心结合的众生创物前景。
宋代大儒杨慈湖与道家思想的关系，首先体现在他对先秦道家老子、庄子学说的批评与肯定；由其晚年所撰青词，可以见出他对道教科仪的娴习，及在道教斋醮活动中汲引儒家义理，援心学入道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慈湖曾长期讲求内丹修炼，《慈湖遗书》所收《内丹歌》为其自述之作，表现了他在内丹修炼方面真实深湛的体验。慈湖的案例表明，儒、道两家在身心体验、证悟境界等方面，具有沟通、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性。
《中庸注》是康有为发挥今文经学中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以为其变法维新寻找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之一。《中庸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和发挥了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树立孔子的无上权威，把孔子塑造成有德有位之人；阐明孔教原于天而宜于人，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建立三世三统与变法维新的联系。康有为试图通过对《中庸》的阐释，以建立孔子、孔教与变法维新之间的有效联系。
考察台湾体验与“黄锦树现象”的复杂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台湾既是旅台学者黄锦树的资源支撑的反攻利器，同时又是一种伤害和背叛。对马华本土的大力批判毋宁更反映出黄锦树对大马这块阵地的高度重视和迷恋，而对台湾的背叛既是一种对伤害的回应，又是一种丰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黄锦树对中国性和本土性都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吊诡情结，其中也有需要清理的霸权逻辑，甚至也部分限制了他的自我提升。
为加强中、古两国间的文学交流，中国与古巴官方合作出版了首部古巴经典小说《黄色行李》，其作者是历史上首次将“契约华工”纳入创作视野的著名作家玛尔塔·罗哈斯。小说的突出价值在于，通过主人公尼古拉斯·唐克带领仆人范倪远涉重洋贩卖“契约华工”的故事题材，将苦力贸易的历史往事逐个激活，让读者切身感受到中、古两国人民交往之初的被动局面，殖民者自由诚信背后的恶劣行径，“契约华工”遭遇的凄惨生活，以及华侨华工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纪弦半个多世纪上海—台北—海外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也开启中国新诗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上海沦陷时期，他以“诗领土社”的活动聚合起南北诗坛，突破“京”“海”对峙，使现代主义诗脉得以延续，而殖民政治的高压强化了他的现代主义诗艺探索。１９５０年代，纪弦在台湾发起中国新诗史上成就最大的现代诗运动，会合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土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各诗社的论争推进了诗人们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各有个性的探索，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而他的海外生涯，使其现代诗主张在冷静的回顾和反省中更为开放，其现代诗创作的生命力也得以全面展现。
我国当下民间法研究方兴未艾，但非法学思维模式的泛滥和与法治真命题的隔膜使其始终难以摆脱生死之问的梦魇。美国“法律重述”以其明确的示范规则、缜密的说理论证和清醒的时代自觉获得了法律界广泛认同，成为美国法治王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国民间法学者不妨效法美国“法律重述”，针对法治难点和热点，将钩沉拾遗的精湛学术成果整编为翔实清晰的示范法，配以深刻严谨的评论和示例，供立法者和司法者参考采纳，促成别样民间法的生成。
ＷＴＯ在开展全球贸易治理活动中不仅需要成员方和政府间组织参与，而且需要ＮＧＯｓ参与。《ＷＴＯ协定》第５２条为ＷＴＯ允许ＮＧＯｓ参与其活动提供了准入依据。实践中ＮＧＯｓ积极参与ＷＴＯ活动，并发挥一定作用，但是ＷＴＯ缺乏ＮＧＯｓ参与其活动的准入制度。为了规范ＮＧＯｓ参与ＷＴＯ全球贸易治理活动，提高ＮＧＯｓ的参与效率，充分发挥ＮＧＯｓ的磋商和合作作用，ＷＴＯ应对ＮＧＯｓ参与其活动建立相应的准入制度：首先明确ＮＧＯｓ参与其活动的准入条件；其次明确ＮＧＯｓ准入领域。
无论是从解决我国当前实践中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存在的问题出发，还是基于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行为属性的分析，我国对未实施犯罪的精神病人之强制医疗，事前可以无司法审查但事后不能无司法救济。《精神卫生法》第８２条规定为未实施犯罪的“精神病人”对强制医疗寻求司法救济提供了可能的法律依据，但其操作性还有待增强。
传统型和政策型诉讼欺诈在民事诉讼中频繁发生，并呈现出类型集中、抗辩弱化、结案特殊、事实虚构等特征。国内外对此类行为的定性存在争议，我国刑法也缺少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主要按无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处理。由于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刑事可罚性符合成本收益均衡原则，制裁手段的失效、法律制度间的衔接化等共同决定了其入罪的正当性。要结束“同罪不同罚”的乱象，需要构建统一规则下的司法解决模式：侵财性诉讼欺诈以目的行为定罪处罚，但未达到诈骗罪法定数额的以行为手段定罪处罚；非财产性诉讼欺诈以行为手段定罪处罚。
涉外涉侨工作是中国外事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涉外涉侨治理能力尤其是应急管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和平崛起的中国面对的涉侨突发事件日趋复杂，触点多、燃点低，频发、多发、重发。研究涉外涉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对于提高我国涉外涉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能力，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涉外涉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探索。在对此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基础上，设计建构了涉外涉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体系总体框架，并结合越南撤侨事件对建构的监测预警体系进行实证应用和检验，结果表明：果断采取撤侨行动确保了在当事国局势失控的情况下能有效自我保护，同时也为不得已进一步采取的各种可能行动提前做好准备，起到多重政策效果。
政府信息系统成功实施可以从系统质量、信息质量、用户满意、系统使用、个人影响和组织影响等六个方面进行评价，而对政府信息系统实施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的５个主要因素包括：内部组织管理因素、供货商的产品技术水平、外部技术环境因素、外部政策环境因素和信息化部门支持协调能力等，这５个因素均与应用成功呈正相关，其中内部组织管理和外部政策环境，以及单位层级和“一把手”的影响尤为显著，而管理模式、所在处室、专业背景、单位性质、学历等特征则对应用成功无显著影响。
服务失误难以避免，这将造成顾客的负面情绪甚至顾客流失。为了留住顾客，当服务失误发生后，企业应进行服务补救。经研究发现服务失误越严重，产生的顾客负面情绪越严重；服务补救中，顾客所感知的结果公平和交互公平正面影响服务补救满意度；服务补救满意度正面影响补救后口碑；顾客负面情绪负向调节服务补救满意度与补救后口碑的关系。因此，服务企业应在管理顾客负面情绪的基础上，换位思考，采取针对性的服务补救措施，从而提高服务补救满意度，进而获得顾客的正面口碑传播。
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大多是初创型企业，未来成长中蕴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研究其成长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就成为探索创业板市场发展状况的基础与核心。但是已有的研究对两者的关系存在悖论，因此将这种关系置于公司治理的框架下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对企业价值能够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与良好的公司治理共同配合完成的。单独考虑成长性与企业价值关系时，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１９１３年七八月间，二次革命紧张之际，张季鸾在北京被捕，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这是其长达三十年报人生涯中的第一次入狱。唯有关此事的前因后果，大多语焉不详。细察当时情势，可以发现其中别有经纬。即不止局限于通常所说的创办民立报北京分馆、为宋案仗义执言或披露善后大借款等具体事件。衡诸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情势，他之被捕入狱直接是因戒严令，而根本上则是南北冲突大环境之结果。
肃奸、惩奸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政治活动之一；战后，惩奸作为战争遗留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之保持，亦关系政府威信树立与民心向背。战后政治态势与舆论监督、经济利益共同促使国民政府将惩奸工作纳入政治进程。其对汉奸的惩处主要包括刑罚与财产没收两种途径。汉奸犯罪特殊性决定惩奸中财产刑运用既不同于普通刑法上之一般没收，亦与特别没收存有差异。国民政府惩奸中对刑法财产刑的借用与适度调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但囿于实践中存有瑕疵，亦引起社会各界非议，进而影响最终惩奸效果。
以心理治疗会话中的真实语料为基础，对话语解述的生成机制及语用功能进行研究表明，心理治疗会话中的参与者（主要是治疗师），通过扩展、删减、重组、推衍等方式对对方的话语进行解述；解述在心理治疗的话语实践中具有互动控制、问题诊断、做出心理学或专业性解释、实施问话等多种语用功能。解述具有互动合作性，而且隐含话语引导的权力，有效地运用解述有助于实现“以言治病”。
女性形象在各类研究和文学作品分析中屡见不鲜。以女性概念词为例，基于杨百翰大学系列英语语料库资源，分析和研究女性概念词和女性形象描述词语的频次分布，解释女性公众形象的特征。结果显示，在各英语国家书面语和以美剧为代表的口语中，表达女性的概念存在单复数用法差异，书面语多使用复数而口语中则偏向于单数。除生理特点外，女性形象备受关注的是外貌、教育程度、优秀品质，婚姻状况等主题。女性典型行为则突破男女界限，呈分散性分布，但体现女性被歧视现象的动词仍然存在一定的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