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作为美国传播学的强范式，体现出行政和市场导向的特征。传播学的研究需要构连具体的社会历史脉络，揭示出传播背后的人文意涵和社会权力架构。透过聚焦全球传播与社会的最新成果，列举全球经济一体化语境中新媒体和商业主义构连的侵蚀、社会运动倡导、劳工抗争、阶级分化、社会性别等级化、技术监控等多种权力关系交织的社会情境如何宰制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消费主体，可以呈现中国传播学如何为全球贡献具有社会转型经验的现实关怀的批判传播理论。
在ＩＳＩ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中检索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后发现：网络舆论研究正处于发展时期；传播学是其核心研究阵地；美国是其研究中心；作者群体的流动性强，核心作者群薄弱，已形成少量的科研合作团队；新的传播形态和媒介内容对媒介使用者的影响是其主要关注点。国内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与之对照，在研究水平、研究方法上还存在很大差距，研究旨趣也大相径庭。
在知识分子那里，主体性是通过“文字共和国”秩序中的思想传播和文化参与行为实现的，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确认过程建立在普遍的公共性基础之上。当下，在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体系中，“电视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大众视野，与之相随的则是公共性的衰落。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在场”促使了信息传播的“再中心化”流动趋势，而且在公共议题构造和公共话语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角色，这使得知识分子“重返公共领域”成为一个可以期待的逼真命题。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复苏，同样蕴藏了一个更大的现代性批判背景，也就是在“共视社会”中重拾一个时代的“集体主体性”。
亚裔美国人的故土利益游说发展缓慢，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族裔游说普遍面临的爱国主义困境，亚裔内部多样性导致的重大不团结，亚裔次族裔故土间的相互矛盾。这使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呈现高度分化，主要包括完全对抗型、部分对抗型和非对抗型三种：完全对抗型游说很大程度上会使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利益零博弈在美国国内政治得到完整体现；部分对抗型游说使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显著映射在美国游说政治中；而非对抗型游说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为应对亚裔美国人游说的可能发展，中国需要准确判断美国族裔游说的未来发展趋势，准确判断亚裔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的可能变化，预判未来涉及中国的游说议题的可能发展。中国应以上述判断为基础，以亲大陆华裔为核心，联合友好的亚裔次族裔团体和其他族裔团体，推动亚裔游说朝向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发展。
南侨机工返国运输军事物质是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历史事件。抗战胜利后，南返居留地成为南侨机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南侨机工南返给国民政府带来不小的冲击，并导致国民政府与南洋华社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南侨机工及南洋华社的南返要求，国民政府会同各方制定南侨机工复员方案，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在国民政府、“华侨互助会”和南洋华社共同努力下，第一批机工踏上南返之路。受制于战后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机工南返较为曲折和艰难，但在国民政府组织和协调下，基本上将登记的机工送回南洋居留地。
实践中推行的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有转让、转包、出租、入股、（个别）信托等，这些模式在增加农民收益、实现规模化经营及保障农民利益等土地流转目标上存在固有缺陷。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可以有效克服现行土地流转模式的局限，具有构建的现实理由。从政策、法律、理论和实践角度审视，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具有构建的基础。未来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制度的构建应遵循受托人激励原则和保障农民利益原则，围绕集合信托的主体结构、设立和运行、受益人利益的保障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理论上讲，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能够兼顾土地保护、土地生产要素性、承包经营人投资者地位、社会保障四项功能，因此，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保护．但实践中承包经营权人并不明晰的委托人地位弱化了上述功能，政府、集体资产管理公司、村委会作为委托人的做法有现实意义，但并非长久之计，条件成熟时，仍需明确承包经营人的委托人地位。土地信托的商事信托性决定了承包经营人商事主体地位不容忽视。现行法律对受益权确定、流转并无规定，属制度供给不足。未来立法可以从确认承包经营人收益权和保障受益权用益两方面进行制度构建。受益权的特殊债权性对承包经营人权利实现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１９９６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因特网条约对权利管理信息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国对于权利管理信息提供适当和有效的法律救济。由于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权利管理信息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比较各国履行因特网条约权利管理保护条款的国内立法，主要差异体现在权利管理信息定义、禁止行为、主观认知要求、例外限制情形以及法律救济方式五个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权利管理信息提供了较为详尽合理的规定，但仍然存在一定不足有待明确。
知识产权诉讼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反衬出ＡＤＲ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上的灵活性、互利性和快捷性等优势，美国、欧盟、日本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既有实践也证明了知识产权ＡＤＲ的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应当围绕立法衔接、组织构建、行业协会、诉讼调解、国际交流和实践探索等若干方面建构和推行自己的知识产权ＡＤＲ体系。
我国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存在明显的逆向调节作用。虽然城镇自２００５年、农村自２００６年起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微略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是由于城镇居民得到的转移性收入远多于农村居民，导致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由自有收入的２.５７扩大到可支配收入的３.２５，从而
使得总体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１１.９８个百分点。除２００８年略高于０.４以外，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所有年份居民自有收入基尼系数均未超过国际警戒线，居民收入分配相对合理。加上转移性收入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幅度扩大，并且所有年份的基尼系数均超过国际警戒线，进入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区段。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内涵表现为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政府治理两大特征。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因其产权的缺失及“经济人”的特性，为了争夺资本，扩大投资规模，竞相展开财政竞争，将公共资源优先配置在能带来更多利益的基础设施等经济建设类投资，从而忽视非经济性公共品及公共服务的投资；而为了顺应财政分权改革及地方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为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努力改善政府治理结构，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从而起到改善非经济性公共品及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
协同治理作为近年西方国家兴起的解决复杂公共问题的独特制度形式，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都颇为重视的制度安排。协同治理强调协商的决策方法、集体平等的决策过程和共识导向；它倡导民主治理理念，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相比于官僚体系、市场体系和混合形式，协同治理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参与者协商行为对集体决策质量的影响问题，集体决策的代表性问题，以及协同治理绩效的测定和评估问题。
为解决保险交易中的产品不适合参保人（投保人）需求的问题，英美法系创制出“适合度准则”（Ｓuitability Ｄoctrine）。在保险领域而言，“适合度准则”亦即法律制度应当确保消费者通过参保或购买保险得到与自身最具有适合度的保险产品或服务。近年来，“适合度准则”被引入具有大陆法系特征的国家或地区。我国农业保险存在保险产品不适合农民需求，农民参保意愿低的问题，影响农业保险覆盖率的提高。以“适合度准则”的理念完善我国农业保险监管领域的立法、执法与司法，提升农业保险产品设计、经营策略以及保险诉求对于参保人的适合度，有利于解决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区别于欧盟等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保障的区域府际合作，我国现行立法尚未对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府际关系及府际合作进行规定，府际合作缺乏必要的立法规范，影响合作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客观审视府际合作的宪法基础，推进府际合作的立法规范，解决府际合作中规范化、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实际难题，为当下的区域府际合作所必须。
瑕疵行政行为司法规制在当下存在司法认定的标准确定难、司法规制的方式确定难、司法建议的贯彻落实跟踪难等诸多瓶颈。司法规制和监督的力度欠缺，易引起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怀疑，且有损法律的统一适用。走出瑕疵行政行为司法规制困境在于培养法治思维、构建瑕疵行政行为认定的实质标准、健全瑕疵行政行为的裁判体系、推进适法统一、完善司法建议工作机制。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是推动城市建设法治化进程的监督手段。构建相关评价体系必须首先厘清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逻辑起点、核心要义与终极目的，以区别常态化的城市法治评价；进而厘清应遵循的统一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系统性与开放性并重、领导机制与工作机制相协调之基本原则；最终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这３个方面来设定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释了国人的认同性焦虑，对日趋边缘化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有所提振。但是，对“性”和血腥暴力的过度推崇与放纵描绘，是莫言作品无法忽视的两大突出硬伤。这与莫言地道的农民出身有关，更与中国当代文坛普遍的反文明倾向有关，即作家们明显地排斥现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因而对现代社会中那些大肆挑战或突破文明道德底线的人和事赞赏备至。莫言获诺奖，是否遮蔽了这一粗鄙化倾向？这实在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隐忧。
巴金不仅在尚且年幼之际即通过对安那其主义者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人所创作的文本的阅读和接受，树立起终生矢志不渝的信仰，而且还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执笔为文走上了文学道路。也正因此，无论巴金的生活还是文本都打上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的烙印，充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我们可以不赞同巴金的安那其主义思想，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巴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人格高尚的人，纯洁伟大的人。具体而言，理想主义者巴金打破了生活和文本之间的厚障壁，自由地穿梭于生活与文本之间，有效地将生活文本化和文本生活化，显现出将生活与文本融合一致的特征。为信仰不懈努力地生活成了他文本创作的源头，写作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为理想而奋斗的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