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日战争期间日本铺设安奉铁路最初是因为军事上的需要，但在战争结束以后，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增加商品出口并扩大市场以提高其在经济上的职能，安奉铁路也成为一项十分紧急的工程。安奉铁路的铺设和改建，不仅提高了交通运输职能，并提供了区间性的便利条件，还扮演了连接日本、韩国及中国东北地区，进一步到欧洲的干线铁路的角色，并且为连接各个地区的新流通网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清末以来，伴随着欧美土地金融理论和土地金融制度被介绍到中国，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的中国土地金融制度开始兴起并得以运用到土地改革中。抗战中后期，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奉国民政府之命办理土地金融业务，扶植自耕农，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国民政府在土地改革上的大胆探索，为日后台湾土地改革成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清代文字狱远胜于历朝历代，而乾隆朝又是文字狱的高潮时期，乾隆帝以索隐的方法罗致罪名，在文学创作领域制造了恐怖气氛。志人小说和以时事为题材的小说不再有人敢写，而一切小说家在创作时也不能不畏惧头上悬着的文字狱利剑。作家的关注点从时事政治转移到人和人的精神世界，却创作出《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
历来被相提并论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两大古代长篇小说经典，其实存在一系列重大区别。最突出的区别是：《三国》展示的是志在天下的国士情怀，《水浒》凸显的则是敢作敢当的好汉气概。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奋斗目标、行为模式、聚集方式等方面。造成这种重大区别的根本原因，一是题材本身的制约，二是创作思想的歧异。
明代江西科举之风兴盛，受其影响，不同功名的江西小说作者在小说创作倾向上出现明显差异。文言小说作者大多为取得功名的科举得意士人，其官宦经历作品多为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作者则因科举失意，转而编写宗教宣验小说、类书体小说及历史演义小说等。科举还进一步对小说文本的生成及传播产生影响，《剪灯馀话》的评点及禁毁事件、《国色天香》的叙事与体例都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要求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公共应急组织体系。传统的社会动员机制自身存在许多缺陷，且忽视市场机制在公共应急体系中的作用，难以实现上述目标。市场机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储备全社会的公共应急能力，降低公共应急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并提高公共应急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作用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中尤为明显。我国的公共应急市场还很不成熟，其形成和发展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长期培育，一是要对社会需求加以适当刺激，二是要对企业加以保护和激励。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期，社会矛盾高发、多发，对经济健康发展、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都将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是：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诱发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较多，如：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行政管理失序，司法不公与信访不信法并存，主体文化受侵与教育结构失范，等等。对矛盾产生归因的分析为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思考路径。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呈爆发式增长，集中反映出以电影为代表的体验经济正在创造出越来越巨大的社会经济价值，消费体验已成为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的关键。消费体验由不同子维度构成，商业性体验与艺术性体验是检验文化产业等体验经济的重要维度，在消费者满意度形成过程中，商业性体验与艺术性体验皆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作用方式有所不同。电影业只有从细节方面不断锤炼影片内在质量，从商业性体验与艺术性体验两方面不断改善综合消费体验，才能真正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并在良性循环中迎来进一步的繁荣。
在消费者使用信用卡的过程中，外界刺激（商品促销打折、商品包装和别人的建议等）会显著影响其循环信用使用行为。同时，消费者的个人特质起调节作用，其中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信用卡态度各维度态度（认知态度／情感态度／行为态度）显著正向调节该影响。
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处于一个跌宕起伏的特殊时期，此时要求目标公司董事在决策时更应当遵守注意义务，以谨慎之心履行自己的职能，为公司最大利益行事；而目标公司与董事之间存在的天然利益分歧，却使董事注意义务的评判变得错综复杂，给法院的事后审查带来了不便。源于美国司法判例产生的经营判断规则，在公司收购案件审理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经过不断的完善与修正，成了对目标公司董事行为进行甄别的重要规则。
我国法学方法论在文献研究整理方面已成绩斐然，未来应强调实践理性，使之成为本土法治事业的真正驱动力。部门法学人应积极参与方法论移植、创新工作，在制度研究中对方法论问题保持敏锐，在运用中习得，使移植而来的法学方法早日扎根本土。方法论创新也应超越集腋成裘的补缀模式，而以法律生活为基础，在推动部门法学发展的同时，促使法学方法融会贯通、自主创新。为达此目标，应遵循中庸之道，尤其是就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法源的单一与多样、实然与应然的分离与融合等问题折中权衡、博采众长。并以系统思维，把握方法论学说的系统性、各学说相互之间的系统关联、各学说与法律系统及社会生活系统之间的系统关联。最终实现知行合一与下学上达。
目前，ＷＩＰＯ组织推动各国国内版权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工作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仍在困惑中进行，是否需要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进行版权法保护以及选择何种方式进行保护，是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问题。厘清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别，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公法手段与版权法私法手段的协调，是走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版权法保护困境的认识基础；采取版权法并入模式而非特别权利保护模式，是推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版权法保护的合理路径。
“据法讲理、充分论证”应是法官做出司法裁判的基本要求，也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之一。法官司法论证义务在论证事项、论证方式和论证标准三个层次上都应有原则性的要求。要有效落实法官的个案司法论证义务、切实提升司法论证质量，尽管离不开外部适当的强制和压力，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从革新法科教育着手强化“凡裁判必经充分论证”的法官职业意识、培养进行有效司法论证的论证技能。
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实施后近三年庭审阶段655起翻供案件为样本做出考察，重在讨论公诉机关与法官在面对被告人翻供时所呈现的复杂策略与态度。通过考察发现，尽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被告人有效辩护提供了契机，但实践表明法官在证据采信、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等方面仍有失公正。司法层面上翻供现
象的逐步消除，不能只依赖立法的完善，更需要现代刑事司法程序一系列配套措施与外部条件的建立与完善。
“品评”是中国古典文艺审美与批评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从东汉魏晋时期的才性论，到唐宋时期才性论与风格论的融合，再到明清时期向纯风格论的转向，中国传统文艺品评理论的概念、特点、取向、标准等内在逻辑清晰，民族审美特色鲜明，是根植于自身民族文化和哲学思潮的一种成熟的批评范式。挖掘和研究这一传统文艺批评的独特遗产，并深入阐释其内在的东方思维基础，对于在时下乱象环生的国内文艺批评界重新确立当代中国本土化的文艺批评标准与体系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的理论，对于提高标志设计的艺术水平和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要设计出形神兼备的标志，必须从事物的功能、事物的形式特征和历史影响去准确把握所指的深刻内涵；然后通过思维定势的打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融会贯通以及从生活场景、艺术形象和现有标志三个方面积累能指素材，在打造别具一格的能指上下功夫。设计者应该养成丰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敏锐的观察和精妙的技艺，在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高尚的思想境界、审美境界和技巧境界，获得广阔深邃、高妙典雅的胸襟怀抱，这样就有可能创作出富有神韵的标志。
朝鲜太宗时期，“一遵华制”已成为王朝的主导性话语。在此语境下，“华化”政策加速推动，制度的“华化”是其中的关键，在法制领域便是推动《大明律》的深入适用。然而，朝鲜官员们对《大明律》这一外国法律体系非常陌生，难于理解与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鲜人重启了翻译《大明律》的工作，同时还以发布权威解释等方法厘清律意，并对《大明律》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正。与此同时，太宗还先后在官僚群体与普通民众中开展了推广与普及《大明律》的运动。然而，《大明律》作为一种外国法体系，与半岛的“土俗”存在张力，受到了民众的抵制。为此，太宗君臣不得不对《大明律》中一些与本国土俗、国情不合的条款做出变通，使之具有适用性。“华化”进程就是在这种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不断开拓自己的道路。
在庚子事变后的“惩凶”问题处理中，为了规避近代国际法中的“邦国惩罪由其自身”原则，联军积极援引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确立了“依靠中国当局”和“尊重当地法律”的两大原则，或直接设置法庭，或通过与地方当局合作，以惩办其占领区内的涉事中国官民；在未占领地区，他们利用“反人道”、“反文明”等自然法罪名定罪，通过清政府之国内法来加强其合法性，并假由清政府之手来实现对涉事官民的惩处。实质上，列强之行为只是以国际法原则之名行压制清廷之实，其对中国法律的“尊重”和“援引”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利用。相比之下，清政府所能引用的国际法词汇非常泛化，对公使团的抗议也绵若无力，坠入
“势不如人理亦亏”的双输境地。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大凡文明较低的民族在征服了文明较高的民族之后，征服者的文化往往被文明较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这是一般通例。但回鹘之历史演进却与之迥然有别。回鹘于９世纪中叶由漠北迁入西域后，不仅征服了文明较高的当地民族，而且以较低的文明同化了文明程度比之高得多的汉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和于阗人，形成了独特的逆演进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稀见的逆演进现象，原因在于不论是在漠北还是西迁后，回鹘的经济都具有农牧业并重的倾向，形成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存的二重性特质，这些特质使回鹘文化更富有弹性，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以成就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藏族本教文化是典型的神灵文化，法师依托文本教义和繁复的仪程沟通人与神灵，引导民众敬事万物神灵，从而达到敬畏自然和引导民间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甘肃宕昌本教文化历史久远，由完整的神灵体系、与之相契合的繁复仪程及融入族群民众日常的宗教行为惯习等构成，有不同于核心藏区本教的独特传统。当地“本本”法师较为完整地保留并传承了与文本相辅而体系繁复的本教仪程，成为古代高原宗教文化东向发展和引领当地藏人精神世界的活态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