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庚子事变后的“惩凶”问题处理中，为了规避近代国际法中的“邦国惩罪由其自身”原则，联军积极援引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确立了“依靠中国当局”和“尊重当地法律”的两大原则，或直接设置法庭，或通过与地方当局合作，以惩办其占领区内的涉事中国官民；在未占领地区，他们利用“反人道”、“反文明”等自然法罪名定罪，通过清政府之国内法来加强其合法性，并假由清政府之手来实现对涉事官民的惩处。实质上，列强之行为只是以国际法原则之名行压制清廷之实，其对中国法律的“尊重”和“援引”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利用。相比之下，清政府所能引用的国际法词汇非常泛化，对公使团的抗议也绵若无力，坠入
“势不如人理亦亏”的双输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