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对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有着独到的思考。对于日本，陈诚精辟地分析了其入侵动向，并主张长期坚持全面战、持久战、消耗战等方针；对于西方盟国，陈诚主张努力与之结盟但心存警惕，秉承自力更生的外交方针；对于苏联，陈诚拒斥中有限度地加以利用；对于远征军的派遣，陈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反映出他在中国与盟国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政治抉择。陈诚的见解是极度务实的，既坚持了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又兼顾了政党利益。陈诚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的决策，进而影响了抗日战争的进程。
抗战胜利后，为尽快遣返滞留中国大陆和台湾的３７０万名日本侨俘，国民政府本着国际人道主义之精神，在美国政府的帮助和协调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动地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台澎地区遣返日本侨俘。新中国成立后，绝大部分日本侨俘已经回国，剩余之４万名日本侨民也被陆续送还回国，只有极少数人获得中国国籍。这一体现中国人民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民族品格之历史事件，尚未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缺乏宏观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甚至华南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尚未被纳入学界视野。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拓宽研究覆盖面，广泛挖掘遣返日本侨俘之史料，细化遣返日本侨俘的相关内容，推动这一研究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广州是近代中国报刊发行中心之一，其报刊主要集中在西关，形成独特的报刊地理景观，这一分布特征深受西关文化影响。由于西关商业氛围浓郁，以世俗生活为主导，致使西关报刊商业化和民间化趋势显著，并呈现强烈的地方色彩，成为区域文化的鲜活代表。作为地域文化中的媒介，西关报刊是比较彻底的地方性产品，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既是“历史的创造”，又是“地理的创造”。
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学术期刊面临网络化和数字化的挑战，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也对学术期刊的传播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学术期刊依托自身的权威内容优势，通过优化和推广期刊网站，加强与数据库合作和借助微博、微信等数字化媒体进行跨平台传播，推动信息的传播，扩大其影响力。
现有的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框架注意到了传统的现代转化、殖民支配和本土性书写等维度，提示许多有益的思路；叶荣钟一系的汉诗写作，则在政治与文化的共生等方面呈现了自身展开的独特进路，并揭示历史和精神进展的内在动力。就此而言，叶荣钟等人的汉诗政治，有助于激发对台湾文学现代性问题的重新理解：首先，他以其汉诗实践超越了新旧文学的纠葛及自身思维中的紧张；其次，他的汉诗史观凸显一种批评的精神，勾勒了台湾汉诗的两种政治；再次，他的汉诗政治，以汉诗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共振拓展了反殖民的空间，并在对“文”的执着中试图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拯救。
“越界”是１９９０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发展的重要特征，路径有二：其一是“跨文类”，即打通散文与诗歌、小说诸体裁间的壁垒；另一是“次文类”，即将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诸学科间的界限打破，在散文内部形成各种微型文类。论文拟考察新生代“越界”的资源、过程，并辩证其得失。
救济类信访受理范围的任意扩大是信访功能异化的原因之一。促进信访制度功能回归是实现信访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功能回归也必须从信访受理范围的调整入手，而关键是实现救济类信访和非救济类信访分类受理。救济类信访事项的受理主体仅限行政机关，并且只有针对行政失当行为提起救济的事项属于信访受理范围。
立法协商是将协商民主引入实行选举（票决）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过程的民主活动，是贯彻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具体举措，有助于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地方立法协商不仅需要立足于立法协商的立法性属和协商旨归，更需要根植当下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政治资源，构建起民主法治、科学合理的制度框架、具体程序和运行机制，为立法协商奠定法治保障，从而使立法协商活动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在中国企业组织中，上下属关系会显著影响上司的管理行为。具体而言：上下属关系对上司针对下属的“照顾支持”、“晋升提拔”和“奖励分配”的主效应显著；对于“奖励分配”这类管理行为，上下属关系与才能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即使关系亲近的下属才能欠佳，其所获奖励分配额度的下降程度也会较关系疏远者的状况平缓许多。另外，上司的中庸倾向会强化上下属关系与上司的“照顾支持”行为之间的关系。
情感承诺和组织心理所有权在ＣＰＭ领导行为与和谐组织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１）团体维系通过情感承诺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和谐组织产生影响，个人品德除了通过情感承诺的中介效应对和谐组织产生间接影响外，也能直接对和谐组织产生影响，而目标达成则直接对和谐组织产生影响；（２）情感承诺通过心理所有权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和谐组织产生影响，目标达成还通过心理所有权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和谐组织产生影响。
职业高原是个体职业发展中的停滞阶段，它对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等变量的影响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对企业管理者来说，职业高原与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的关系非常复杂。首先，职业高原会使企业管理者的工作满意度降低、离职倾向增加；其次，职业高原还会通过工作满意度部分中介作用于离职倾向；再次，成就动机对“职业高原→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职业高原→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三条路径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信用卡预授权是指信用卡持卡人通过ＰＯＳ机终端渠道或远程提供信用卡信息途径，就其与特约商户之间的基础交易指令发卡银行向特约商户做出的付款承诺。预授权是持卡人、发卡银行、特约商户之间的复合法律关系，其中发卡银行与特约商户之间的担保关系居于核心地位。预授权作为一种信用担保，它一经设定即告完成，而不由预授权交易单或确认单决定，预授权交易单与确认单只是预授权行为与预授权结算行为生成的书面凭证。信用卡持卡人不享有预授权解除权，不利于对其权益的保护，应规定持卡人法定事由下的预授权解除权，保护信用卡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完善国有独资公司治理，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有独资公司的特殊政治经济功能。国有独资公司以合作博弈为治理目标和理想追求，其治理过程中却常常呈现非合作博弈的状况，具体体现为公司外部关系的权利（力）博弈与公司内部关系的权利博弈。国有独资公司治理中的发展权应体现国家发展权、企业发展权与个人发展权的有机统一。其中，出资人的正确定位是实现国家发展权的关键之处，落实董事会的权能是实现企业发展权的基本要求，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实现个人发展权的着眼点。
随着海外逃、避税形势的日趋严重，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制度在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层面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２０１４年２月发布的ＯＥＣＤ《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成为继欧盟利息税指令，美国ＦＡＴＣＡ法案以及ＯＥＣＤ既有协定之后国际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多边协定的最新成果。在参与的广泛性与条款的可操作性方面，ＯＥＣＤ新标准取得了较以往协定范本更大的突破，为推进国际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协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在执行条件、执行动力以及执行效果上，新标准仍然存在局限，由此将制约新标准国内适用的效果。我国应当以新标准的适用为契机，完善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的制度和操作细则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对国际人格权侵权管辖问题的解决，欧盟主要依据《布鲁塞尔条例Ⅰ》中第２条第１款所规定的被告人住所地法院管辖规则，以及第５条第３款所规定的损害事实发生或可能发生地法院管辖规则。尤其是条例第５条第３款之规定，作为欧洲法院试图统一欧盟国际人格权管辖规则的依据和起始点，欧洲法院关于该条款的解释和发展备受瞩目。但欧洲法院的现有实践既未能提高管辖权判断的确定性，也不能有效地规制当事人挑选法院。同时，欧洲法院还面临着新问题：对互联网与非互联网人格权侵权案件的管辖依据，是否必须予以区分，以及对《布鲁塞尔条例Ⅰ》所确立的特别管辖规则之适用，是否有必要从严解释。基于未来欧盟恰当解决人格权侵权管辖规则问题之考量，对欧洲法院之相关实践进行检讨具有重要价值。在不对互联网与非互联网人格权侵权案件的管辖规则予以区分之前提下，对欧洲法院在“谢维尔案”中确立的“马赛克准则”，已有调整之必要。同时，对“利益中心地”理论的取舍，也应重新考量。
基督教教育中国化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并成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面对内外挑战的主要应对之策。加拿大传教士吴哲夫的“中国化”理念源于其在华西地区的实践经验，并通过参与巴敦调查团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实际工作将其赋予全国性意义。从“与中国妥协”到“添入中国元素”再到“进入中国体系”，当吴哲夫的“中国化”理念一步步变成现实时，基督教教育固有的沟通中西的体制性问题制约了其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吴哲夫筹款“争取中国资源”变得遥不可及，形象上的“中国化”与实际的“西方化”仍有较大落差，这不是吴哲夫们主观所能左右的。
清末、民国时期，天主教传教士主要在新疆北疆地区进行宣教和创办学校的活动，而基督教新教的瑞典传教团主要在南疆地区通过创办学校、编译、印刷、出版、发行书报杂志等印刷品，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等多种教育活动进行传教。传教士所办学校层次低，学生人数少，但课程内容和教材因地制宜，宗教知识和科学文化并重，丰富了当时新疆教育的形式，传播了先进的科学知识。但由于多种原因，其教育活动的影响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