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经典将跨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且为全人类所共享。讨论海外华文诗歌经典化的缘由和必要性，寻找一种带有综合高度和提高诗歌创作与研究的参照系，相信对海外华文诗歌经典的生成和建构可以带来诸多启示性意义。经典诗歌的奥妙，正在于经典诗人比起一般诗人在处理自我与世界、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等多重层面提供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文本。诗人洛夫“二度流放”海外（加拿大）书写的《漂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特别是文本所展示的个人独特气味和带有经典气质的书写，将如同诗歌史上的那些经典诗作，不断流传下去。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角度来加以考察，事实上海外华文诗歌中具有经典意味的诗人诗作远远不止于此，需要我们不断追踪、发现和寻找。对于生活或旅居在海外的华语诗人，只要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和从容的姿态面对自己进行书写，怀抱着真诚而辽阔的爱，就能看到华文诗歌的美丽前景和未来希望。
司马文森与巴人基于启蒙视野而形成的南洋叙事，对晚清以来的启蒙话语既有追随、挪用，也根据异域经验进行了修正、改写，开启了华侨华人历史叙事的新起点。这种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的重生、衍变过程可称为回旋。回旋是对关联与运动性的重视、强调影响的迂回路线、强调继承和流变的交织；它意味着异域经验的融入，往往不是使文学创作骤然远离原有传统，而是在传统与新的创作旨趣的融合中，开拓新的发展路径。这一类作品的价值难以在原有传统中得到准确评价，需要从异域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视野出发重新定位。对司马文森和巴人南洋叙事的意义探寻也是如此。
汤亭亭的小说《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将族裔身体的表征编织进了小说的后现代叙事中。在惠特曼·阿新打算创作一部戏剧到戏剧最后上演的线性发展过程中，“种族自憎”与“种族自爱”的情感模式共时存在。“种族自憎”表达了对族群社群的摒弃，而“种族自爱”表达了作者希望建构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平等的多族裔社群的理想。但是“种族自憎”和“种族自爱”之间显而易见的对立构成了悖谬。而通过思考其悖谬之处可见，汤亭亭在强调肤色差异性的基础上所倡导的多族裔共存的理想是一种“新种族主义”，它无助于华裔顺利归化进入美国社会。
促进中小微科技企业健康快速成长，要求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体系，针对关键资源因素设计有针对性的实践政策。公共政策、创新文化及精神、技术创新网络嵌入性会非常显著地影响其成长绩效，而吸收能力、隐性或显性知识获取及利用能力、外部社会性资本及风险资本的影响也较为明显。为了实现中小微科技企业成长战略目标，首要必须优化公共政策；其次要加强创新文化及精神建设，增加高级的创造力资源注入，提高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力，确保企业成长的科学有序性；还要加深企业的技术创新网络嵌入性，发挥技术创新网络在我国中小微科技企业成长中的外部性及激发作用。
服务失误情境下，我国消费者沉默行为包括五种类型：防御性沉默行为、无助性沉默行为、猜疑性沉默行为、亲社会沉默行为和漠视性沉默行为。其中，无助性沉默行为和猜疑性沉默行为还会导致品牌关系疏离的产生，其他沉默行为类型并不会显著影响到原有消费者与品牌间的关系。
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是工业化过程中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指数。对比基于西方社会产生的亲属关系现代化理论，中国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具有地方性：小家庭情感联系不一定紧密化，美英等国意义上的大亲属群体“疏远化”从未发生，企业家根据市场理性不断扩展大亲属群体，最终形成了选择性的紧密化。小家庭性别分工的城乡二元格局、企业内部－外部差异以及大亲属群体顾恤－剥削的两面性是宏观二元经济环境的投射，金钱、情感和权力交织下的企业家亲属关系凸显了市场经济二元制下的性别区隔和社会等级。
国际水道的上游国家对共享水域的水量贡献举足轻重，现行国际水道法普遍适用的公平利用原则在不同沿岸国家的诠释下，“公平”易基于自利而异化，完全平均于上游国家来说系另一种不公。国际水道上下游国家逐水而居、唇齿相依，形成利益共同体，需援引生态系统和比例方法重析“公平”价值，重构沿岸国家参与共享水域管理的模式。借鉴国际水道联合委员会的管理模式，基于同股同权和股东与公司资产剥离等公司法原理，拟制股份制国际水务公司作为各沿岸国开发利用共享水域的权益载体，考量沿岸国河岸线长度、河床深度等对共享水量的贡献因素，核定该国在国际水务公司中的股份比例，使原有模糊不清的权益通过股票形式而显性化、边界化；同时赋予股票在公开市场交易的流通性，以平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沿岸国家即期和远期的诉求，保证国际水道生态环境系统的安全运行，使之可持续性开发利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加强了《反假冒贸易协定》对数字知识产权的保护，首次在多边贸易协定里规定了“避风港”制度，其中“通知—删除”规则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限制的具体条件。此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提高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义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规定在版权和相关权利部分，不只是针对数字环境下的侵权，还对《反假冒贸易协定》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和明确。技术措施方面，扩大了反规避的范围，同时明确了法律救济种类。权利管理信息方面，增加了受保护的信息种类，扩大了禁止行为的范围，降低了行为人的主观认知要求。
从国家权力的来源、地方是否分享有制宪修宪的动议与批准权、基本法与宪法关系以及基本法的性质、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之间划分管理事权的方式等方面看特别行政区自治的性质是单一制授权性地方自治。从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运行实践来看，国家权力事务的范围有纯主权的事务、可授权地方行使的自治事务和可委托地方管理的事务。地方自治包括可授权地方行使的自治事务和可委托地方管理的事务。特别行政区实际享有的权力包括授权的地方自治事务和授权的非自治事务（包括可委托地方管理的事务）两个层次，通过三种类型的授权来实现。地方自治事务范围的自治权国家通过一般性授权形式授予地方自治主体，这种自治权通过宪法第３１条和基本法第２条规定的对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自治权力的设定来实现。非地方性事务的自治权可以通过基本法和其他法律授权来实现。这种自治权主要是拥有这种权力的机构（广义的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中规定的具体授权和其他法律文件的授权两种形式授权给其他机构（地方自治机构）来行使。
行政审批法治化，就是将法治的精神要义具体运用于行政审批的全过程，将行政审批纳入法制轨道。行政审批法治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势所趋，但行政审批法治化并非一帆风顺，仍存在诸多障碍：全能政府理念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思想障碍；政府自利驱动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动力障碍；现行行政审批法律体系的局限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制度障碍。为此，我们应该以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作为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及时修改完善《行政许可法》，健全行政审批配套制度，有步骤、分阶段、整体性推进行政审批的法治化进程。
我国启动了证券行政和解的试点工作，和解金的确立与分配是和解制度的重要内容，和解金数额的谈判是监管机构与行政相对人的博弈与利益平衡。不同的主体对和解金谈判的理想结果是不同的，在具体的个案中，会受到相对人对自身行为性质的判断，监管机构的证据掌握情况、权威性与强势程度等多因素的影响，而且上市公司与证券中介机构作为相对人的表现与选择也会有所差异。和解金的分配规则万福生科案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前的分配顺序与程序体现了民事赔偿优先的理念，在实践中尚需完善和解金不足额时的清偿规则等制度，并从保护投资人的角度完善相关配套和监督制度。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强力推行对澳门的殖民管治政策，鼓励居澳华人加入葡籍、接受澳葡政府管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华人或逃避清政府的威逼，或为了营生的便利，或出于移民者的从众心态，纷纷加入葡籍。葡籍华人在内地贸易营生，不时涉于诉讼，而辄求助于葡国领事，使之成为中葡外交事件，对清朝的地方行政造成很大的困扰，因而深受世人所诟病。事实上，大多数葡籍华人并没有从文化心理上做一名真正的葡萄牙人，他们热衷于内地事务，维护皇权，谋求清朝官爵，关注内地社会发展，坚守儒家传统，处处彰显其不变的“中国心”。
《海关医报》（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是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纪初任职中国海关的海关医员编撰的一份有关沿海、沿江以及沿边各通商口岸的医疗卫生报告。无论是从年降雨量，还是年温度变化，《海关医报》为我们提供了腾越、思茅、蒙自商埠清末珍贵的现代气候参数。尽管这些数据不够系统，但是从这些数据仍可以看出清末这些商埠的若干气候变化特征。从所载疾病案例分析，虽然各埠记载的患病类型和人数详略不一，但这些商埠仍表现出一些类似的疾病流行特点。从医疗卫生分析，这些商埠虽然开埠较晚，但是从这些报告中仍可以体会到西方“现代”医疗卫生观念和行为对于这些商埠的可塑性非常大，某些医疗观念和行为转变十分显著。
前近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以民养民”论的出现，民间社会救助活动出现了新的发展形态。从民间办理的仓储事业，到民间建立的社会救助组织，再到地方宗族组织进行的各种具体社会救助事务，民间社会救助呈现出一种繁荣兴盛的局面。其中既有政府层面的积极提倡，又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更有富民阶层的主动参与，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并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表面以描写一个孤独少女渴望借助爱情逃离家庭为叙事框架，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伊芙琳》实则不仅影射了近代爱尔兰移民潮，更揭露了其导致的白皮肤性奴这一异常社会现象，以及当时的爱尔兰人对女性纯洁的广泛焦虑感和道德恐慌。小说以独特的反讽话语策略与社会语境和历史隐喻关联为基质，揭示了日常家庭伦理矛盾与冲突背后隐含的核心政治、经济及宗教等话题。
《奥狄浦斯王》和“褒姒亡国”的故事在中国与古希腊各自的文化背景中都有深远影响。后世文学史家、批评家分别对它们进行过多次的批评与阐释，但少有人从比较的角度对两个故事进行研究。客观地说，两篇故事就其叙事方法和潜含的无意识心理等方面有较强的可比性。通过探究《奥狄浦斯王》和“褒姒亡国”的叙事模式、人物设置和矛盾冲突等方面，发现两个故事具备极为近似的逻辑结构和表达形式。并基于此，探讨出东西方民族对命运及其反抗的共同心理态度和其他相通的文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