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学》的开头部分，亚里士多德将诗性制作定义为对行动的模仿。此时，一个重要问题已经显现出来:行动的承担者是何种意义上的人？虽然他没有在《诗学》中直接给出答案，但相应理论线索却显现于其著作家族中:在《灵魂论》中，他曾强调灵魂不能亲自“织布或造屋”，行动的承担者只能是身体，因此，当他将诗性制作定义为对行动的模仿时，他实际上展示了重视身体的立场。仔细梳理这条重要的理论线索，我们就会重构一种可称之为具身性诗学的隐性体系:它以具身性行动为诗性制作的出发点，以具身性要素的编排为诗性制作的基本方式，以具身性体验为诗性制作的归属(目的)。通过貌似松散实则连贯的推理，亚里士多德开启了重视身体的诗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