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39卷, 第7期 刊出日期:2017-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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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闻思想专题研究
  • 林如鹏, 支庭荣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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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立足于新的时代条件下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新闻舆论思想和理论成果。习近平提出了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性的“五个事关”论述;提出了新闻舆论工作地位和作用的“48字职责使命”论述;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四个讲清楚”论述;提出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论述;提出了新闻宣传工作的“九个创新”论述;提出了新闻舆论工作者坐标定位的“四种角色”论述等。习近平新闻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作出了新的原创性贡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价值。
  • 张晋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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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发展进步始终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日益显示出新的特征,构成了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思想基础、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定位,把握新的舆论生态中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价值,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在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中的主体作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蓝图。
  • 罗 昕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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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网络舆论观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具有目的明确、中心突出、思路清晰、方法得当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观、统一战线理论、群众路线理论是习近平网络舆论观的思想来源。习近平网络舆论观是基于当前网络舆论生态的现实逻辑而作出的理论思考,这些现实问题包括舆论主体上的话语权争夺、舆论内容上的红灰黑较量、舆论心态上的负情绪传染和舆论载体上的社会化动员。针对这些现实问题,贯彻落实习近平网络舆论观,舆论主体上要抢占互联网主战场制高点,舆论内容上要做强网上正面宣传,舆论心态上要包容并处理好网民意见,舆论载体上要加强新媒体社会动员的管控。
  •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大湾区文学专题
  • 郑海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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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意象频见于澳门当代文学对本地空间的刻画中,这一意象既是澳门狭小地理空间的现实反映,又是创作者施之于文学世界的一种有意建构,折射出了创作者群体普遍的社会心理。本文首先梳理澳门当代华文文学中的“小城”意象,进而探索这一意象的生成机制,质询 “小城”内部异质文化空间以及“小城”与外部世界关系在文学中如何得以呈现。
  • 徐诗颖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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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杂性”是回归过渡期香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身份特征。然而,当我们重新将“混杂性”放在香港文学场域进行考察时,却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概念,隐含着认可西方文化价值标准,从而突显自身“主体性”的策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通过“夹缝”和“边缘”这两种视角潜在表达这一诉求。然而,这种做法并未有效实现这一诉求。与其思考如何逃离各种文化中心主义,还不如搁置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对抗,用中华文化价值标准作为重新思考研究“香港文学文化身份”的方法,将目光聚焦回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反省如何将百年以来的殖民历史经验融入作品当中,以此作为回归后香港文学能真正发出属于自己声音的出发点。
  • 大湾区管理研究专题
  • 岳经纶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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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之际,研究香港特区政府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变迁,了解香港社会救助制度的运行,不仅可以丰富“一国两制”的理论研究,而且可以为中国内地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重要的借鉴。回归以来,为回应市民的需要,香港社会救助制度不断完善,为缓解香港贫穷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社会救助制度的变革和发展可以为内地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提供重要的借鉴。内地政府可以借鉴香港经验,把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相结合,加大对社会救助的资源投入,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及时调整社会救助水平,努力实现共享发展理念。
  • 杨爱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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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迁,粤港政府间关系呈现出几个阶段性特质。回归之前,粤港政府间关系实际上是中英两国分治下的国家层面间关系。回归以来,粤港政府间关系嬗变为“一国两制”下的地方政府间关系。这种地方政府间关系,回归初期主要体现为结构性政府间关系;但随着央港、粤港、深港力量的此消彼长尤其是区域整合大势的不可阻挡,粤港之间正日益形塑出新型的功能性政府间关系。相较于结构性政府间关系中的非对称性特质,功能性政府间关系是一种问题导向的政府间关系,它是因应国家发展战略及粤港跨境治理问题的新思维和新路径。
  • 中外关系史研究——“一带一路”专题
  • 郭 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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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主权历史依据的挖掘与整理,是中国南海问题研究乃至主权论战中的传统优势。法国南海早期文献能提供一些有力论据,尤其在他国不断挑衅中国历史依据的情况下意义非同寻常。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政府及其殖民机构早期有对西沙群岛不属于安南的言论,以及对中国主权的某种承认,这在它们内部协商问题时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为了获取地缘利益,至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利用国际局势中对己有利的因素,决定伺机占领西沙群岛,为此编造各种“历史依据”。这段历史清晰地揭示了法国编造的各种“依据”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的,它的目的是为侵占他国领土服务的。
  • 侯 毅, 吴 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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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在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过程中,遗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遗迹与文物。这些历史遗存不仅是中国发现、开发海南诸岛的标志和见证,更是中国在南海诸岛及其相关海域拥有主权及享有历史性权利的重要佐证。南海历史遗迹与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不能仅限于一般性的保护,而是要充分注重其开发、利用,使之转化为法理优势和政治优势,为我国南海维权提供有力支持。当前,南海历史遗迹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必须明确指导思想,科学规划,加强管理,持续投入,强化机制保障和人才培养力度,才能更好地推进南海历史遗迹和文物的发掘与利用工作。
  • 法学
  • 张 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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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通过双边投资协定(BIT)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投资”定义是BIT的核心条款之一,但从国际投资协定的晚近发展以及中国近年BIT实践来看,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现存BIT中的“投资”定义在立法体例和具体内容上明显滞后,不能满足保护和促进双边投资合作的现实需要。中国应基于发展中资本输出国的立场,从内容、结构和限制三方面对其中的“投资”定义进行重构。
  • 孙志煜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9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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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导向”是区域贸易争端解决领域中的重要术语,但国内外学界对该术语的解读未形成一致意见,导致其被不同程度地误读。“规则导向”是对传统争端解决理念的一种变革,依据杰克逊先生之本义以及该理论在区域贸易争端解决领域所起之作用,将其界定为一种新型的理论范式较为妥帖。在范式理念的观照下,“规则导向”将更具解释力和包容性,不仅能较好地解释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趋同化、碎片化特征,也能涵摄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并在命题化的演绎进程中呈现全新的理论图景。
  • 姜保忠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1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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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股东权的司法保障,意在通过司法程序和诉讼制度实现对股东权的司法救济。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发现实践中因股东权遭受侵害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尤其是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呈逐年增长趋势,而现行《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股东权的司法保障存在严重不足。最新通过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股东诉讼案件进行类型化规定,在解决《公司法》具体适用的同时,丰富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论,如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讼担当、诉讼承继等,从而大大扩展了股东权保障的范围。尽管如此,《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仍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 李伟民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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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作品意指多人参与创作,成果不可分的作品。合作作品与其他多人创作的作品最大区别是贡献无法区分,成果无法分割,组成部分不可单独利用。多数国家著作权法规定合作作品属于不可分割的作品类型,只有少数国家规定了“可分割合作作品”。中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三条和《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十七条属于“可分割合作作品”的立法模式,实践应用中常常产生争议,应该对《著作权法》合作作品制度进行完善,废除“可分割合作作品”的规定,建立新的合作作品制度,明确规定“两位或两位以上作者出于共同创作的目的,共同参与创作,贡献无法区分、成果不可分割、不可单独使用的作品是合作作品”。同时对共同共有的合作作品使用规则作出明确规定,以减少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李建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11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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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传播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满眼皆为客体的世界,不是单向、单声道、单主体的对传播对象硬性的输出和灌输,而是一个主体与另外一个主体或多个主体碰撞、交往、交流后的调适与共享。对外传播所追求的不是以我为中心,而是以我们(包括你)为中心。中国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还面临着传播遥远化、浅表化、碎片化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通过实行双主体、本土化、情感传播等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贡献,提升中国话语权,传播自信的文化,不断壮大中国文化软实力。
  • 书评
  • 程相占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7): 12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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