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39卷, 第9期　刊出日期：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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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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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中央规范性文件角度的考察

  高其才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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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中央规范性文件对村规民约、乡规民约进行了具体的规范,体现出村规民约在农村基层组织、乡村社会管理、乡村基础建设、乡村生态保护、乡村社会治安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反映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对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一定重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有关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的规定,内容比较原则。从乡村实际情况出发、尊重村民自治进行规范方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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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良性互动

  王春业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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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术界对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间互动问题关注较少。实际上,适用的地域性和内容的民间性使得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具有天然联系,为两者良性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大多数民间规范的内容只有通过地方立法才能获得合法性,并使之明确化、规范化;地方立法只有不断从民间规范中汲取养分,才能不断充实内容,获得社会民众的认同。要建立以地方立法为中心对民间规范进行吸纳、引导和规制的互动机制,地方立法不仅要吸收民间规范的有益成分,还要对民间规范进行引导、规制甚至治理,以防止有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民间规范抵消了地方法治的效果。为此,必须对地方立法权限进行适当扩大,以实现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吸纳和规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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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冲突及协调

  谈萧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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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冲突、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冲突、顺从民意与服从立法的冲突。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之所以会产生冲突,主要是因为民间规范在特质上与地方立法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有:在历史起源上,民间规范更具有社会性,而地方立法更具有国家性;在适用范围上,民间规范更具有特定性,而地方立法更具有普遍性;在强制措施上,民间规范更具有内在性,而地方立法更具有外在性。明确了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冲突的主要表现和产生的根源,可以从法律文化整合、法律秩序融合、功能边界划定、双重权威明确、成本收益比较等方面寻找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冲突消解和协调的路径。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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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我国法院调解与审判的程序分离

  郝振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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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解和审判混合并置的方式下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的特点大致是一致的。这种路径致使调解和审判产生了难以消解的冲突,严重制约着审判程序的现代化及其多重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调审程序分离的路径主要是构建调解程序的某些特殊原则和制度,并未解决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同质性问题。可以借鉴日本调解非讼化的思路,着力改造调解程序的对抗主义结构,使之建立于非对抗结构之上,并且注重程序的自足性和体系性,以形成独立的法院调解程序,使程序不仅“分离”更要“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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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终身监禁的裁量因素分析

  胡学相, 洪莉鸥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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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监禁是在我国新形势下兼顾“少杀、慎杀”与“严惩贪腐”的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它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为前提,以不予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为内容的新举措。其与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执行之间的刑罚界限问题,须注焦于犯罪人的内部特征,以行为人的反社会性人格强弱与改造可能性大小为裁量依据。立于行为背后的人格才是责任非难的对象,而人格之形成乃系全部生活经历之结果,具体应考察犯罪人性格、成长经历及境遇、一贯表现等人格因素,从而发挥其在重大贪污受贿犯罪中的刑罚裁量作用。
【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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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沟通影响独生子女品牌忠诚的机制研究——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中介效应

  王明天, 薛永基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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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年轻一代出生并成长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其品牌忠诚度形成具有独特机制。本研究的目标是调查社会沟通对独生子女的品牌忠诚度、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以及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在社会沟通和独生子女的品牌忠诚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并表明,家庭沟通对品牌忠诚度有直接积极的影响,朋友沟通和互联网通信对品牌忠诚度有间接积极的影响。此外,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在社会沟通和品牌忠诚度之间施以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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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一般利润率测度及趋势分析

  邹建军, 刘金山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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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利润率及其变动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和关系的最本质规律。本文梳理了从古典经济学家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利润率的主要观点。在阐述一般利润率的计算方法及其难点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数据,测算出我国一般利润率。研究表明,1990—2014年我国一般利润率均在30%以下,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平均每年下降率为2.23%。
【新闻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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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修辞的学术起源与意义机制: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刘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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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修辞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强调以视觉文本为修辞对象的修辞实践与方法。“新修辞学”“视觉传播”和“机构转型”分别回应了视觉修辞“出场”的理论突破问题、修辞议题问题和机构实践问题。而罗兰·巴特的《图像的修辞》(Rhetoric of the Image)、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Visual Thinking)、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 )成为视觉修辞起源的三大奠基性成果。视觉修辞的意义,对应于巴特所讲的图像符号的含蓄意指。而视觉意义生产的修辞“语言”,存在于视觉符号深层的“修辞结构”(rhetorical structure)之中。
【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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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术背景下的“五短身材”考释

  张明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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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以降的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五短”或“五短身材”的人物外形描写,“五短”之名实来源于江湖派相术。通俗文学作品对于女性“五短身材”的趋尚以及对于一部分男性“五短身材”的赞誉体现了相术影响下的民间审美意识。此外,“五短身材”往往还起到隐喻人的禀性、命运之功用,预示了人物形象的结局,这些吉凶之论同样源于民间相术对“五短”的阐释。通俗文学中的“五短身材”描写反映了民俗观念中人物形象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以及其背后强烈的功利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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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颂》与《圣经·诗篇》中美颂传统的比较研究

  匡迎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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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颂”是一种超越时代和地域限定的人类共同的文化精神。《诗经·颂》和《圣经·诗篇》是人类早期美颂行为的主要呈现,虽然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但已具有比较成熟的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论文通过对《颂》和《诗篇》中美颂内容、载体及功能的比较,从源头上分析中西方美颂传统形成和发展中的异同,肯定美颂精神在文艺作品中的意义与价值。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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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的治家思想论析

  李育民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9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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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以儒家经籍为本,充分吸收、借鉴传统家训,总结曾氏家族的家风,形成了自己的治家思想和理念。曾国藩注重恭敬平和的治家道德,将其视为家道盛兴的基础。他又将曾氏家风总结为八字为本的家居之法,其理想是成为一个耕读孝友之家。曾国藩非常重视读书学习,以进德修业为树人之道,要求子弟家人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他推崇中国的勤俭美德,同时又注重与此密切相关的养生之道,提出各种具体的规范和方法,以此作为持家之规。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和理念,贯注着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文化,体现了农耕社会的治家特点,给今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有些内容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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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旗人到满族:民间选择与官方导向的二重奏

  邱源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11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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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人观念中,今天的满族源自清代的旗人,而事实上二者的人群构成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清代畿辅地区(今京、津、冀等地区)为例,这里曾经是旗人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然而目前该地区为数众多的旗人后裔却并未呈报满族,这一状况是辛亥革命之后多重历史因素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学术界在对从旗人到满族转变进程研究中较为注重自上而下的角度,强调官方政策导向对于民族意识的塑造,本文则提请学界充分关注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主体人群的自我意识、自我建构和自我选择。满族的形成是辛亥直至今天官方导向与民众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不可忽视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有鉴于此,本文以北京、河北等地区的庄园旗人为中心,力图从下层主体人群的视角,以记忆与遗忘为切入点,探讨清代旗人群体与今天满族群体的“不对等”性,进一步探寻辛亥革命至今百余年间从“旗人”到“满族”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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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驻外公使群体的出洋阅历述论

  梁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9): 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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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遣使初期,使节制度尚处草创,规制粗略,具有出洋阅历的使才寥寥无几,殆至遣使晚期则取代洋务精英,成为驻外公使的重要人选。因知识结构、出洋长短、历练深浅等因素的制约,晚清具有出洋背景的公使外交素养参差不齐,相较而言,驻外使馆馆员的思想、视野、外交素养均在随同专使短暂出洋游历谈判的使才之上,而前者当中的新式人才相比传统士绅,外交历练更为充分,外交能力更胜一筹。经此新陈嬗递,晚清驻外公使群体的整体外交素养得到极大提升,有力推动了我国外交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