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第41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9-02-15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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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管理
  • 朱福林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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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调查问卷第一手数据对服务外包企业能力与绩效之间的影响路径关系及制度环境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如下:服务交付和关系能力、技术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均对外包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技术能力在影响路径体系中占据出突出地位。制度环境的进步不仅直接有助于微观企业外包绩效的提高,而且正向促进了外包企业能力,从而同时具有了对服务外包绩效的间接效应。针对企业权变因素的考察发现,企业自身因素是导致促进外包绩效的具体能力呈现差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 许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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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成长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探讨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鲜有涉及企业自身的“基因特定”所导致的路径依赖问题。为从企业、产业基因结构视角研究企业的成长,将结合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基于大型微观企业数据库进行规范的计量检验,克服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先验性的理论分析的缺点,对企业的发展指导具有直接的实际应用性。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员工价值创造能力、企业家领导能力、企业文化和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决定一般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员工价值创造能力是最根本的因素。与此同时,结合不同企业特点,不断协调和优化企业资源将对企业成长大有裨益。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如果能够结合企业、产业基因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安排,企业通过“基因结构”的互补,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零和竞争”转化为互利共赢的“正和竞争”。
  • 刑法与刑事司法
  • 李川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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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在规范网络环境下诽谤认定方面效果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对诽谤罪主观要素的认定标准几无规定。然而受制于传统争议延续和网络诽谤新形式,网络环境下诽谤罪主观要素的认定面临比客观要素认定更深入和复杂的境况,需根据网络时代名誉权倾斜保护需要明确主观要素认定标准。在故意认知要素方面,根据网络诽谤以散布为核心和陌生化、全域化的特点,明确对行为性质的认知以单一散布认识为标准、对行为对象的认知需排除真实合理确信、对行为后果的认知需识别特定对象名誉的不应有贬损。在故意意志要素方面,传统诽谤限于直接故意的条件在网络环境下消亡,出现大量放任因素的存在空间,因此需承认间接故意的主要地位。网络环境下诽谤罪主观标准出现适当扩张,这与网络名誉权亟待保护的价值取向紧密联系,但由于构成要件过滤机能的完善并不会造成诽谤罪犯罪圈的过度扩张。
  • 方斯远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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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我国初任法官选任制度存在的问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原则上提出了多元招录、法官遴选委员会、标准多元、逐级遴选、适当提高任职年龄等改革政策,并给予地方探索空间。对此,广东省在总结本省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试点改革,在选任模式的区分以及比重,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设置模式、组成与运作程序,遴选标准和程序以及任职年龄和资格等方面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些地方经验为后续的司法改革,乃至《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的修订均提供了有益经验。
  • 法学理论
  • 泮伟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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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遗产继承案中,卡迪的第十二只骆驼是裁判成功的关键。卡迪的第十二只骆驼既是一只生物学意义上真实的骆驼,实质上却发挥了“道具骆驼”的作用,象征着法律系统自我观察与外部观察的奇妙统一性。传统非此即彼的法学或者社会学的单一视角,都无法对卡迪的第十二只骆驼做出观察。观察就是做出一个二值区分,并表示其中的一侧。任何对二值观察图式自身的观察,都将导致悖论。卡迪的第十二只骆驼就象征了法律观察的自我指涉性质的悖论。系统论法社会学能够综合法学与社会学两种观察视角,对法律系统的观察进行观察,实现内部观察与外部观察的统一。
  • 张淑雯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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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继承与古罗马继承的制度共性是法定特权与社会等级、家长权、传后祭祀。唐宋继承制度与古罗马继承制度的理论差异是天人合一和自然法。唐宋继承制度以伦理法和宗法为内核,注重礼教人情和宗法顺序,继承重心基本不变,始终“从身份到身份”。而古罗马继承制度以理性自然法和宗教为核心,顺应自然法则与血缘顺序,继承重心从身份转变为财产。
  • 文学
  • 张节末, 陆颖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7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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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荣作为曲波小说《林海雪原》的人物原型,实现了从小说文本向视觉文化符号的转向。本文以20世纪50—70年代的早期杨子荣造像为考察对象,探究跨文化、跨媒介视域下的杨子荣图像阐释与视觉衍生。杨子荣图像范式的确立,保障并巩固了图像接受的群众基础,这得益于英雄造像对传统文化的隐性留存、移用与强化。范式化的杨子荣图像输出,为中西视觉文化的传播、共融与再造提供可能,催生并推动视觉文化的创生。由此,杨子荣从具象人物转向抽象符号,而杨子荣图像则成为集体观念与多元文化交互的载体。
  • 林蔚轩, 闫月珍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1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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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马史诗》的器物叙述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以器物比拟英雄的状态、技艺、品格和权力。第二,以工匠的技艺喻指英雄和神灵的活动。在公元前7世纪以前,工匠被古希腊人视为公共生活的构建者,文明的火源,器物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关于器物的制作、使用和祭仪是希腊人重要的原初经验,器物叙述便是这种观念在语言上的遗留和体现。
  • 周正庆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1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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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于清末民初闽东民间婚礼中的婚书主要是乾坤书、聘礼单与吉课书三种。三种婚书的形制,保留了咸丰年间以前形成的婚书书写契约化、 “尚礼”核心理念不变,版式形制以“民间通俗类书”格局为主等特点不变的同时,婚书书写形成了以聘礼单为重点,逐渐向简约化,功能明晰化方向发展的演变格局。促成闽东民间婚书演变形成的这些特点,是主流思想对婚书形制核心理念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势婚”对于婚书书写重心的转移,以及清代初期以来形成的闽东社会契约秩序影响等原因所致。
  • 聂红萍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1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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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遗留文献不多。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沿途日记》的作者阙名。根据日记第1册作者称湖北、湖南人为同乡,并有与时任陕甘总督升允发生冲突的记载,结合《清德宗实录》等相关史料,确定该日记为吴禄贞及其好友周维桢所作。这为研究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禄贞西北考察提供了新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