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43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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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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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时期有关澳洲、新西兰排华立法的中外交涉

  张丽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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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中叶华人以淘金热为契机进入英国殖民地澳洲、新西兰以后,当地相继出台排华法案,对华人移民施加程度不同的限制。1887年,清政府首度就澳、新地区的排华立法向英政府提出交涉,恰在此时,发生了澳洲阻止华人移民登岸并将大部分乘客遣回香港的“阿富汗”号事件。由于中外条约的不对等性质以及中美之间草签了禁止华工入美的条约,中方在交涉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清政府就“阿富汗”号事件本身以及排华立法的多次抗议毫无效果,反倒是澳、新各殖民地趁势果断决策,同时推进英国对华条约谈判与本地立法,以阻止华人向澳、新移民,且此一决策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中英缔约谈判失败后,澳洲和新西兰在“白澳”、“白新”的国策下迅速颁行更为严苛的华人移民限制法案。1909年中国政府向澳、新派驻外交代表以后,再度提出交涉,试图谋求放宽某些重点人群的入境限制,基本上未能如愿。晚清时期中方就澳、新排华立法的连番交涉及其失败,充分反映出中国国运沉沦年代中外关系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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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侨对日军轰炸广州暴行的见证与揭露——以广州外侨对华正义会为中心

  徐炳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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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空袭广州期间,广州外侨数十人共同创立“外侨对华正义会”,通过会刊、宣传册、广播、报纸、电报等媒介,揭露日军轰炸平民真相、呼吁国际社会援华。他们留下的文字均为即时生成的重磅材料,这些材料通过多种渠道广泛流播到世界各地,不时为西方主流媒体所引用,其潜在影响不可低估。他们的见证是广州轰炸既有史实的有力验证和补充,对国际社会而言比中文材料更具客观性和说服力。正义会的言行,体现出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嫉恶如仇的公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西方社会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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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发展阶段及主要成果

  段渝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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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以至中、西亚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交通线路,学术界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经历了三次高潮,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主线路及道路的主要作用,以及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的时间、路径、途径、机制、内容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充分认识到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并将南方丝绸之路放到整个欧亚古代文明的背景下进行探索,大大推进了相关研究。
民法典实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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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中抵销权与时效抗辩权的冲突及其化解

  夏昊晗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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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销溯及力的正当性存疑,在逻辑上也并不必然要求允许已过时效债权主动抵销,已过时效债权人对于时效届满之前产生的抵销适状亦并无值得保护的合理信赖。在对方提出时效抗辩之时依然允许已过时效债权主动抵销,可能系受到“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不当影响的结果。如果允许已过时效债权人以主动抵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债权,不仅违背抵销制度之功能,而且势必架空诉讼时效制度,亦可能导致对同一生活事实的矛盾评价。毕竟抵销仅关涉个人利益,加之时效抗辩权属于需要主张的抗辩权,基于私法自治精神,如果对方不提出时效抗辩,自无必要禁止已过时效债权主动抵销。一旦对方于合理期间内提出时效抗辩,已过时效债权人的抵销主张则不产生抵销之效力。即便抵销适状在主动债权时效届满前已经产生,结论亦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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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视域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情节严重”要件研究

  李宗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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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细化了《民法典》第1185条关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件,但仍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深度解读和修改完善。移植于文学领域的“情节”概念在法律语境下应当能够客观描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有利于实现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补偿、惩罚和预防功能。现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知识产权侵权“情节”,包括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等,需要做补充和细化解释。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不应当被列为判断“情节严重”与否的考量因素。“情节严重”与“恶意”共同构成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前者是客观要件,后者是主观要件。两者的考量因素虽可能有部分重叠,但差异更多,应先判断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情节严重”对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赔偿基数和倍数裁量都有一定的影响。
社会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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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养老、阶层差异与老年人心理健康

  文太林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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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分层线性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养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表明:首先,中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且老年人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即农业户口、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更低。其次,社区养老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向相关,社区养老对心理健康的积极效应在不同人群间存在异质性,农业户口和低收入的老年人从社区养老服务中获益更多。在老龄化、健康不平等的背景下,加强社区养老服务具有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降低心理健康不平等的重要作用。最后,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两个方面提出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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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事件情境下地方政府政策响应的异质性研究——以中小微企业支持性政策扩散为例

  程聪慧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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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突发事件情境下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能为优化政府应急决策提供重要参照。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出台的131篇中小微企业支持性政策文本为素材,通过基于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政策扩散研究,揭示在中央政府精神指引下地方政府政策响应的异质性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关于中小微企业支持性政策的响应过程经历了顶层设计、逐步推进与平稳实践等三个阶段;相关政策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表现为自上而下扩散和跨层级扩散两个特点,且均呈现以金融扶持为主线、以财政政策为抓手、以政务服务为保障的价值取向;在地方政府之间则表现为扩散时间的S型分布和扩散动力来源广泛等特点,且存在“东重西轻”的差异化响应和模仿趋同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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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量医改与增量医改:中国“新医改”的实践逻辑——基于三明市和厦门市的医改调查

  田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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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9年中央政府启动“新医改”以来,全国各地开展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改革实践亟须学术界做出学理上的概括、分析、总结和评价。本文基于对“三明医改”和“厦门医改”的实地考察,通过构建“存量医改”和“增量医改”的基本框架,探讨了我国“新医改”的实践逻辑及其生成机制。“存量医改”和“增量医改”的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概括全国各地新医改的多样化实践,并揭示其背后的深层结构和理论创新。各地对“存量医改”与“增量医改”的不同侧重,体现了我国医改的复杂性和各地情况的差异性。“存量医改”与“增量医改”的辩证关系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客观发展规律和新医改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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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时代之问”及其发展之道

  马金保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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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民生建设是以聚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的一项系统工程。围绕着民生建设中的需要转向、矛盾转化和“五大建设”反噬等“时代之问”,新时代民生建设逐渐形成了以“发展共享、创新推动、绿色环保、保障兜底”为系统思维,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价值旨归,以“五大建设”与“民生建设”为协同推动的发展路径。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科学性,成为助推中国梦实现的必要手段,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维度。
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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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杠杆、企业杠杆与公共财政的时变政策效应

  王浩楠, 陈创练, 郭玉清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9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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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构建一个考虑内生性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效应测算模型,考察了1996—2018年间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对家庭和企业杠杆的影响效应及其时变特征。研究发现,政府投资与消费通过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导致家庭杠杆增加,这种效果在2013年后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偏高。政府税收通过降低企业收入迫使企业主动降杠杆;但长期上为了满足消费平滑安排需求,税收增加会导致家庭负担加重,由此抬高家庭杠杆。此外,政府债务发行由于挤占社会资源,抑制了家庭杠杆和企业杠杆,但2013年后该效应趋于稳定,并收敛于零。从时变乘数效应的影响因素看,经济增长、直接融资比例和房价波动等对八类冲击乘数效应的影响存在此消彼长关系。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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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汇率低估、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增长

  胡君, 郭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5): 11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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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两部门模型,构建实际汇率低估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对全球179个国家(地区)1970—2017年大型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实际汇率低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其影响渠道是通过加快工业部门(可贸易部门)的规模扩张,同时促进劳动力跨部门转移、资本投资与技术进步。然而,实际汇率低估的增长效应会随着工业化进程而逐渐减弱,具体将伴随劳动力剩余减少、金融发展水平提升以及前沿技术差距收敛而弱化。研究结论认为当一国工业化进程尚未触及实际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临界条件,维持实际汇率在适当水平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