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46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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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青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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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何以自豪?——青年受教育程度与国家自豪感的关系演变(1995—2018年)

  毕文芬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1-17.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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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于1995—2018年世界价值观的中国调查数据,利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以18—35岁青年为研究对象,分解出青年受教育程度对其国家自豪感影响在时期和队列变迁中的演变趋势。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来看,中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最强,高等学历青年次之,初等学历青年最弱。随着时期推移,我国青年总体上的国家自豪感呈“U形”变迁趋势,其中,1995—2012年的先降后升趋势主要与初等学历和中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变化有关,而2018年达到最高点则主要与高等学历青年国家自豪感的加速提升有关。随着队列年轻化,青年国家自豪感呈现出“三个高峰”的趋势,并依次由初等学历、中等学历、高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变化所引起。由此来看,在时期和队列变迁中,较低学历青年的规范性国家自豪感会随个人地位及其生活体验进行重构,而高等学历青年的国家自豪感则主要来自于对国家客观成就的理性判断。
文学·词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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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国故”运动与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的写作缘起

  曲晟畅, 朱惠国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18-31.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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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龙榆生“彊村传人”的身份,此前学界更关注他在词学研究中“传统”的一面,并将《研究词学之商榷》中的“八科”分类视为现代词学形成的标志。但1928年龙榆生赴暨南大学任教后,与胡适产生交往,他早期的《唐宋诗学概论》《中国韵文史》等著作多有引用胡适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诸篇论文中,龙榆生始终以胡适为潜在的对话对象,并试图超越。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借助“整理国故”运动主张的体系化、科学化、社会历史分析等思路,顺应主流文学研究的趋势,构建了完整的研究体系:从词体内部声律出发的声调之学,从外部文史考证出发的批评之学,以及具有综合性质的目录之学。《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的现代性体现在对“整理国故”所提倡方法的摄取,以及建构声调、批评、目录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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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省例与习俗之间:清代闽东契约书写格式中的法律意识

  刘正刚, 邱德鑫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32-45.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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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例是清代国家律例的重要补充形式,上承国家法宗旨,下接地方习俗。同治《福建省例》对乡村绝卖、活卖或典当田宅等契约书写均有固定模式,约束契约书写格式。但民间社会书写契约时并未完全遵从省例,保留有明显的习俗痕迹。闽东文书无论是绝卖缴税的红契还是活卖或典当不缴税的白契,多为单契。闽东乡村女性立契的形式,不仅反映了省例与习俗交织互存的关联,也显示出人们在乡村买卖田房时存有国家在场的意识。
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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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制改革探索

  蔺捷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46-56.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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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制内嵌于金融规制的范畴,包括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和规则实践。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涵盖国际层面的“软法”规则、区域层面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规则、国内层面的立法规范以及自律性机构发布的特定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自律性规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则实践则体现为国际标准制定机构“软法”规则的指导价值、欧盟法律规范在成员国直接适用或转化实施的协调统一、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为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立法规范出台的具体监管规则以及各国国内自律性规范的具象价值。站在宏观审慎监管和强化风险防范的视角,我们需要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范体系和规则实践进行统筹布局。统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制,一方面要建构统一协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范体系,另一方面要探索张弛有度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则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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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迟延

  程绍燕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57-69.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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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进程的“妥速”包括了快速审判和必要迟延两个方面,然而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快速审判给予了高度关注,却忽视了必要迟延的价值。必要迟延来源于公正审判,并可进一步细分为权力推进型、权利保障型、合意型三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必要迟延存在着权力主导型迟延必要性不足、缺乏迟延的权利保障意识、合意型迟延的价值未被充分挖掘等问题。相应地,应从规制、确权、扩容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完善,包括修改完善非必要迟延条文、规定明确的迟延条件和迟延时间、赋予当事人申请复议复核的救济权利,重建正当事由型迟延制度、明确规定最短诉讼期间、建立必要迟延权利实现的保障制度,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增加暂缓判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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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冰上丝绸之路”行使航行权的困境及出路

  刘松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70-83.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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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部分北极沿岸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冰封区域条款”,在“冰上丝绸之路”制定特殊航行管制措施,限制他国船舶行使航行权。这些特殊航行管制措施超越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范围,违反了适当顾及义务。《国际极地水域营运船舶规则》是“冰封区域条款”的重要补充,是我国在“冰上丝绸之路”行使航行权的法律依据之一。为保障在“冰上丝绸之路”的航行权,我国可以在三个层面加以应对:首先,在联合国体系下积极参与国际航行规则的制定;其次,通过北极理事会等区域平台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最后,加强与北极沿岸国的合作与对话,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管理学·ESG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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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构与重构:重新认识ESG

  肖红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84-107.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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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SG的认知分歧与偏离是引发现实中企业ESG实践出现异化和错位的重要原因,推动ESG健康发展亟须深化对ESG的认识。本文深度透视了单一主体视角的评价观、双重主体视角的评价观、单一主体视角的行为观、双重主体视角的行为观等四类ESG定义,从双向影响管理角度和内嵌动力、内容、方式三位一体的构成角度对ESG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ESG是以新的方式开展组织运营,是组织意愿、行为和绩效的综合体,是各元素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下的整体。超越既有的等同论、替代论和协同论观点,从纵向演化和横向比较视角将ESG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重新定位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高级形态或者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高阶范式,认为其在前置理念、核心目标、本质要求和管理内容上较既有企业社会责任形态实现了实质性突破和超越,属于共益均衡型企业社会责任范式,即CSR4.0。在此基础上,从内容边界和行为边界双重视角对ESG范围边界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环境维度、社会维度和治理维度的内容边界界定思路,构建了由底线边界、理想边界、挖潜边界、释能边界和权衡边界构成的ESG行为边界模型。
经济学·高水平对外开放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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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退税、消费者福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钱学锋, 孙曼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108-124.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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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及中国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重背景下,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畅通供需双侧循环,持续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今出口退税对供给及外需侧的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其对内需侧影响的研究却较少。文章利用2004—2021年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及中国地区层面价格与工资等数据,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中国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率上调会通过降低物价水平即降低消费效应和提高工资水平即增加收入效应来提高消费者福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的上调对低收入群体及东部地区福利提升水平更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在其促外贸、扩内需的作用,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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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产品质量与技术性贸易壁垒——理论及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王孝松, 王艳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125-146.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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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产品质量改进引入基于博弈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利用2002—2020年产品层面的数据,从实证层面考察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因素,特别分析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是否会影响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决策。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升了中国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随着从中国进口额占据总进口额的比重增大这种现象而加剧,可见中国制造的崛起遭到了歧视性的贸易壁垒。该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不同占比的样本等条件下依旧稳健。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与中国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系在不同年份、不同国家和不同产品上有差异。为实现中国产品更好走出去的愿景,政策建议如下:一是密切关注主要伙伴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二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处理机制;三是推动建立统一、合理的国际标准体系;四是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不公平、不合理地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行为进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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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产业与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

  谢申祥, 高新锐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147-164.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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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渗透全产业链条,重塑国际贸易分工格局,为兼顾价值链效率与安全提供了可能性。在定义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基础上,文章系统考察了数字产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作用效果和微观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在考虑相关稳健性因素后,其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机理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发展通过推动国内产业链整合和提高国内中间品种类来稳固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这种韧性提升效应在不同数字产业发展特征、行业和企业间呈现异质性,数字产业在高产业占比和高集聚水平的发展特征下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促进效果更强,数字产业发展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集中度行业以及民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实现贸易方式转换、中间品进口替代和信息成本缩减对数字产业发挥韧性提升效果有明显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