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46卷, 第7期 刊出日期:2024-07-25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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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研究
  • 陶芸, 冷罗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7): 1-14.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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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同属大陆法系,二者的法律术语中存在着大量同形词,如“逮捕”等。这些同形词为中国人学习、翻译日本法律以及日本人学习、翻译中国法律带来莫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学习者和翻译者设置了各种“陷阱”。研究中日两国词汇的成果较多,但研究中日两国法律术语的成果相对较少。许多中日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和翻译的法律文本将“逮捕”当作同形同义词处理。通过查阅中译日和日译中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法律文本翻译件、法学著作中的对应译词,以及比较中日两国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顺序与特征,基于认知语义学、对照语言学的理论,采用例证的研究方法,仔细辨析中日法律术语“逮捕”的释义,经过比较分析后发现,中日法律术语“逮捕”并非同形同义词,而是同形异义词。中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日文法律术语“勾留”,日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中文法律术语“拘留”。
  • 王毓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7): 15-32.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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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律小注是“详译明律”最典型的体现,创造出以“译”为主的小注风格。清律新增小注以对律文语言结构诸如实词、虚词和连词、副词、介词、代词,以及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语法结构的补足为主要内容。同时又进一步明晰明律所隐含的法律规范要素,援引其他法律条文提醒法律适用的规则。除此之外,清律小注还将注释范围扩大到律名与例文,充分吸收明代注释律学的精华,注释方式更加灵活,对律典进行全方位的彻底注释。清律小注使得承继自明律的律文确定化程度更高,成为律典小注集大成者。由明律小注之简发展到清律小注之繁,也体现出律典制定繁简交替、因时制宜的要求,对维护律典的稳定传承、法律条文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 数字法治
  • 韩龙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7): 33-46.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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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数字化必将导致金融的数字化和数字金融的平台化,通过创新金融模式、金融服务和市场结构,带来金融生态的巨变,同时也带来许多新型金融风险。数字化带来的金融生态的风险变化,不仅颠覆了传统金融制度的预设,而且使传统金融规制目标受挫与规制措施失灵。在金融数字化、平台化勃兴的当下,其风险治理应实行确保金融规制基本目标实现、自反迭代规制、重视功能与穿透性监管等基于原则的规制思路。在方略上,应实行动态灵活规制,采取窗口指导和试点项目等做法。在措施上,应实行针对性规制,与时俱进地开发出新型规制措施,并以数字技术赋能金融规制和监管。
  • 廖凡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7): 47-60.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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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数字领域的自然延伸,同传统主权一样表现为国家在数字领域的对内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独立自主权。数字主权大体包括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两个方面。就网络主权而言,应当坚持网络空间的“和平”和“日常”属性,强调一国基于国家主权所享有的管辖权、管理权和规制权;就数据主权而言,应当探索平衡、适度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路径和方法,在维护数据主权与发展数字经济之间求得最优解,有望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正向发展,对其的异化和滥用则可能诱发监管过度扩张、加速西方国家对华“数字脱钩”。作为因应,中国在国内层面应当坚持数字主权的国家属性和“防御”属性,探索更加平衡、适度的监管方法和路径;在双边层面应当对“等效监管”要求作出更加灵活有效的应对,包括考虑主动进行“逆向”充分性认定;在多边层面应当探索确立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全球数字治理模式,并充分利用有关区域性机制。
  • 戚红梅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7): 61-74.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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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采纳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限,但金融数字化对这一新生制度形成严重冲击。数字技术、数字科技企业、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构成数字时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型和主要来源,并能够将损害扩展到金融之外的整个市场和社会。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对宏观审慎监测制度、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宏观审慎处置制度以及宏观审慎监管体制形成了全方位的挑战。既有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唯有进行变革才能完成自身救赎。为此,宏观审慎监管制度需要将进入金融业的传统金融机构之外的新型机构纳入约束范围,同时开发出跟踪、监测金融数字化条件下的宏观审慎监测制度,变革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及其实施制度,改革宏观审慎处置制度及宏观审慎监管体制,使之与金融数字化相适应。
  • 公共管理·基层治理
  • 杜姣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7): 75-87.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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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国家在乡村设置了多重治理目标,由此型构出基层的多中心工作格局。面对多中心工作压力,工作指标全面量化不仅是上级考核下级的重要制度工具,而且已经越来越成为乡镇政府实现乡镇内部工作人员高强度动员的重要手段。工作指标的全面量化主要表现为完成结果可量化工作指标的结果量化和过程量化,以及完成结果不可量化工作指标的过程量化。乡镇借助量化工作指标所内含的工作任务的可计算性、可分解性以及可比较性,充分启动责任到人、结账督办以及面子激励等机制来实现对乡镇工作人员的高强度动员,提升工作任务的执行效率。然而,此种依靠工作任务指标量化的动员方式同样引发了乡镇的过度动员与超负荷运转,以及形式主义滋生和基层政权悬浮等困境。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多中心工作格局,保持基层治理的简约状态,减轻基层负担,同时赋予基层政府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增强基层政府的社会回应性。
  • 陈文琼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7): 88-103.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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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而下为调动基层公务员积极性,做了很多正向激励的努力,如职级并行、考核奖励、“制造流动”等等,但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基层公务员存在激励困境,本文旨在探讨该困境生成的内在机理。基于中部A省某区直单位为期6年的观察发现,首先,体制内激励基层公务员的办法通常有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以及晋升激励。这三种奖励办法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以晋升为奖励手段的内核激励,以及以物质和精神奖励为手段的边缘奖励。其次,由于奖励资源的稀缺性,实施奖励就必须具有程序上的公平依据,因此,考核是实施激励的重要补充。但吊诡的是,现实中考核往往并不是激励的依据,而是相反。再次,实施内核激励的真实依据是由基层公务员在体制内外关系资源的强弱建构的隐性晋升秩序,而边缘奖励则对该秩序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作为一种平衡。因此基层普遍存在年度优秀公务员和晋升者不一致,以及晋升者的领导评价和同事风评不一致的现象。最后,隐形晋升秩序让内核激励和边缘激励效果出现了双降,本文将其总结为“关系消解激励”,并且当前的分配型体制正在强化县域的关系属性。
  • 公共管理·风险管理
  • 王刚, 张康宁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7): 104-117.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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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被标签为“风险社会”,一方面体现在风险类型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体现在风险类型之间的转化和扩散。其风险的形塑链条遵循“类型拓展”与“由实向虚”两种途径。在形塑过程中,体现了风险三种状态的嫁接和重叠:类型转化、扩散放大和实虚相张。遵循风险的形塑链条和形态嫁接,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应对、技术治理和扎根情景。系统认识现代社会风险形态及其形塑逻辑有利于践行党的二十大对国家安全和重大风险防范的指示。
  • 赵谦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7): 118-130.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2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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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决策的时效性、科学性乃至执行效率,往往受制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机构建制水平。有必要基于组织规范构造的视角,围绕所涉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配置与职权行使事项,来系统性约束和保障其机构能力。一方面,应针对专有权责与共有权责来设定其权责配置规范,以彰显相应职能部门在该类决策过程中的差异性决策设计与多元化决策考量。另一方面,应针对监测计划设置与监测信息传递来设定其职权行使规范,以厘清相应职能部门在该类决策过程中的内部决策定位与外部决策整合。最终尝试依托复合决策维度中、决策要素驱动下的协同履职,来明晰实现高效决策的可行规范进路。
  • 经济研究·粤港澳大湾区
  • 李鹏, 史丹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7): 131-145.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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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园区是促进地区技术水平提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新发展阶段国家实施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于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反映园区发展质量,研究认为,通过超前制定政策规划、优化创新体制机制等,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园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协同发展基础持续夯实,绿色发展成效不断显现,跨境贸易日益繁荣,园区合作竞相迸发。然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园区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部分园区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创新要素不充分不均衡、产业集群缺乏整体统筹和引导、生态环境管理机制亟待优化、服务平台建设不足等。
  • 杨亚平, 秦宁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7): 146-164.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3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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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迈向高端化的重要支撑与主攻方向。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规模优势突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城市产业分工和协作对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2011年、2016年和2021年三个时间点的结构趋同程度、产业竞争和合作网络、行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以及主导产业特征及其演变研究的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制造业结构趋同,其中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总体表现出合意的趋同,主要是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协作城市产业内和产业链分工协作所致。(2)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的产业竞争表现为能级接近城市之间的横向竞争,这种横向竞争无论是否在相同城市圈都存在。产业合作则表现为核心城市与协作城市的纵向合作,主要存在于都市圈内部,且横向竞争在减弱,纵向合作得到加强。(3)核心城市部分行业专业化、集聚现象得到强化,外围城市正经历差异化、专业化发展阶段,这是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产业在区域范围再次分工、协作的结果。(4)都市圈联系网络的加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地理邻近性、港澳地区的积极作用等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制造业结构趋同和产业趋向分工合作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