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中“自由”一词所蕴含的两种思想来源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传统与基督教神学传统。奥古斯丁的“自由”接续了柏拉图以及罗马廊下派的自由观：即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追求至善。与此同时，作为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又对古典哲人的自由观进行了改造：人的理性（自由选择）并不能保证人全然成善，唯有对上帝的信靠才能保障人追求善、认识善、践行善。

秦帝国政府权能迅速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应溯源于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与“法”理论。由于商、韩倡导的君主专制的国家本位理念的结构性缺失与偏倚，构成其国家政治目标的功利性与狭隘性，国、民在利益与价值观上深刻的对立性，“法”“术”共生下的阴暗性，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性，以及由这些特点所导致的“胜民”、“制民”、“弱民”的治国理念，法律上的工具主义倾向与刑治精神，思想上的抑制多元文化与道德贬黜倾向，经济上的国家极端干预思想。这些思想既对加强秦国社会的控制与整合，一统天下起到重要作用；又形成秦帝国统治思想中的系统性、结构性缺失，隐藏着使秦国家崩溃的潜在的功能性缺陷。

当消费者借用品牌联想来构建自我或向他人传递自我概念时，消费者与品牌的连结就建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消费符合“行为与地位相符”的传统价值观，地位越高的消费者，其与奢侈品牌的自我—品牌连结越高，反之亦然。自尊和虚荣对上述关系有调节作用。低自尊的消费者，地位较低时，其与奢侈品牌的自我—品牌连结要高于地位较高时；高自尊者则相反。低虚荣的消费者，地位高低对其与奢侈品牌的自我—品牌连结影响不显著，而高虚荣的消费者，低地位者与奢侈品牌的自我—品牌连结要显著小于高地位者。

银行挤兑是银行的灾难性危机，储户的悲观情绪在储户间的交互传染是诱发银行挤兑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结果表明，不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银行储户悲观情绪传染的状态取决于系统内部所有银行储户的初始平均态度，如果考虑金融权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其正确引导是可以缓解储户之间的悲观情绪传染的。银行管理者为避免银行遭受挤兑，使银行始终处于良好的经营环境，可以从维护银行良好形象以增强储户信心、保持银行良好的流动性储备以及尽快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入手。

战时国民政府开展积极有效的侨务工作，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派遣党府政要到美国侨社修复其与美国堂会的关系，向堂会人士宣讲抗战，从事募捐，以及邀请堂会领袖回国参政，给予一定的政治身份，激发了堂会及其领袖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针对美国堂会的具体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华侨堂会支援祖国抗战的积极性。各堂会也以民族利益为重，抛弃过去对政府的成见，组织动员堂会成员乃至整个华侨社会支援祖国抗战，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反对专制分裂投降，对中国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社交媒体中的口碑传播为营销带来新的契机。如何制定精准的传播策略，从而实现口碑信息接收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研究采用实验法，探讨了作为社会关系变量的社会距离和作为个体心理变量的调节定向是如何影响口碑信息接收的。研究发现，在信息说服力和产品评价上，调节定向和社会距离间皆存在交互效应：社会远距离他人的口碑信息在信息说服力和产品评价上都对促进定向个体更为有效；社会近距离他人的口碑信息在信息说服力上对预防定向个体更为有效，但在产品评价上，不同调节定向个体间差异不显著。

信托担保在罗马法中是指，为了担保的目的，信托债务人通过要式买卖或者拟诉弃权的方式将财产的所有权转让给信托债权人，作为其债权的担保，同时当事人之间订立信托简约。信托简约因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只能诉诸依据诚信的私人裁决。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裁判官将其接纳为具有市民法诉讼性质的诚信诉讼的一种，即信托之诉，信托债务人可以依此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信托债权人可以提起信托反诉。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有利于促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悔过自新、回归社会并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然而自新法实施以来，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瓶颈，并未发挥立法预定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关概念含义模糊、混用；立法规定之间相互矛盾；与酌定不起诉制度界限不明。为提高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的科学性，完整性与实用性，应当厘清附加条件、适用条件、义务三概念的内涵，分析附加条件存在的问题，探究与酌定不起诉之间的界限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策。

利用报刊进行社会动员是清末以降中国新闻事业最为突出的特征，其中《唯一趣报有所谓》利用粤地方言写作传统和成熟发达的粤文字系统，建构从精英到平民的二次传播路径，暂时解决了方言地域性与报刊“大众传播”之间的矛盾，在二十世纪初期掀起一场以粤语写作民间曲艺，以图“鼓民气”、“合大群”的社会动员，影响深远，是近代报刊中方言写作的代表。

近年来，员工主动性人格这一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探讨。市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使得团队绩效取决于是否可以灵活快速地做出正确决策，为此，团队成员能否自主解决问题、积极发挥主动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企业首先需运用一系列科学的甄选技术，招聘具有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这样的员工具备一些特质，如积极搜寻工作与组织信息、获得工作相关支持、制订职业计划、坚持不懈地清除职业生涯中的障碍。企业还需要给予团队决策的自主权，最重要的是让每个团队成员切实感到团队自主性的真实存在。这些致力于提高团队自主性的举措可以大大激发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做出组织希望的行为。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早年中国学生留学海外运动无疑构成了直接源头。其间，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女作家以集束式的方式留（游）学欧洲，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刻录下了欧洲文明的深刻印记；亦不仅仅是纯粹时间意义上的聚拢，以与具有内在精神及审美相关联的想象性“样本”，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及其精神嬗递准备了条件。

通过将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和产出视为内生变量，预测２０５０年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和产出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影响。预测结果表明，受产业机构升级和知识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的影响，年轻人更倾向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导致短期内劳动供给减少，产出下降，老龄化经济成本提高，但从长期来看，未来社会可提供更多熟练劳动力，这将提高产出水平，降低老龄化经济成本。

媒介化危机是以媒体集中报道作为危机事件发展重大转折点和核心关系结构崩塌主要动因的一种危机类型。“三级效果评估模型”在既有的媒介化危机概念属性、传播规律和应对原则策略学术研讨基础上，针对媒介化危机公关实践在传播者发送、媒体传播、受众接收三个层级上的有效性，提出了可操作的评估方法。该理论模型经由“上海福喜事件”案例分析检验，一方面发现媒介化危机公关原则与策略在媒体效果方面的显著性和受众效果方面的有限性；另一方面通过探讨该模型的优势与局限指出未来媒介化危机公关效果评估的研究方向。

  劳工住宅是劳工福利最基本的内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孙中山民生主义为旗号，借鉴西方劳工住宅建筑经验，开始对劳工住宅问题予以关注，并通令各省财政拨款建筑平民住所。从1929年至1937年，广州市政府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训令，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分别建成平民宫、平民宿舍、劳工住宅、劳工安集所等不同类型的劳工住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劳工的住宿困难。但广州市政府的劳工住所建筑，计划有余落实不足，偏重形式，条件简陋，管理苛严，没有普惠大众，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救广大劳工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以总费用或绩效作为基金家族价值评价指标时，基金家族会以旗下低价值基金绩效为代价通过反向交易行为实施绩效转移，这将使旗下高价值基金获得超额绩效，从而表明基金间反向交易行为是家族造星行为的一条有效路径；当以年龄作为基金家族价值评价标准时，基金间反向交易行为对家族造星策略的实现效果并不十分显著。

研究成果叙述体系是指由相关研究成果集体构建的对研究内容和结论进行叙述或展现方法和模式的有机组合。自民国创立到民国南京政府终结的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中国新闻史学界已初步构建起包括研究对象叙述体系、研究方法叙述体系、研究者叙述体系和表现形式叙述体系等内涵的完整体系。虽然在这一阶段中的国家和民族及社会生活经历的动荡和波折明显影响了新闻史学研究，但新闻史研究仍循其内在规律向前发展，这一阶段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叙述体系在当时和其他学科基本处在相当的水平。

采用四川和江西两地调查数据，结合倾向得分法，比较分析农民工子女处于流动和留守状态时的学习表现。为纠正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内生估计偏误，首先估计农民工子女所处状态的倾向得分，然后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平均处理效应。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相对于留守儿童在学习表现上处于劣势；而且影响程度存在性别和科目差异，对男孩的影响大于女孩，对数学和英语成绩的影响大于语文；无论是流动还是留守，母亲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梁启超从“中国小说”到“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是他塑造以“国民”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开启中国现代“国民文学”的先河，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其中，“中国小说”以一种强烈的断裂性，宣布一种以“国民”为主体的文学内涵的产生，“新小说”与“新国民”的同构关系正是“中国小说”的现代内涵的政治隐喻；与之相比，“中国文学”则试图以进化论的逻辑为想象中的“中国小说”的崭新局面寻找历史的依据，建构一种小说总体性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传统，尤其重视“精心结构”的艺术荣誉与“民族主义”的自觉意识对于“中国文学”的中国性与文学性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梁启超“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已经具备了“文学性”与“国族性”的双重内涵。梁启超是“中国文学”现代意义的创造者。

日本右翼势力一直鼓吹在伪满时期曾“开发建设东北”。从伪满水泥工业来看，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膨胀，但究其实质是为了迎合日本殖民扩张的需要，是对中国东北水泥资源的掠夺。日本资本垄断东北的水泥工业，将东北作为其水泥产品的主要倾销市场，对东北水泥产品进行掠夺，并对东北水泥工人进
行无情压榨，这些都反映了伪满水泥工业的殖民地化。水泥工业虽然只是一个具体的工业门类，却是伪满时
期东北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提供了控诉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经济掠夺的重要证据。

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目前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存在着诸多不同认识，如：在性质界定上存在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之说，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从严解释、适中解释和扩大解释等主张，在证明规则上存在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纷争。从立法目的、法律依据和责任归属等方面来看，该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在明确适用的犯罪类型，没收的对象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该程序适用范围；在证明规则方面，一般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并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特殊情况下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达到优势证据
标准。

  用事为中国古代诗歌最为常见的重要修辞手法之一。古代诗学家总结出诗歌用事准则，除了要求“切合”之外，还要做到“不为事使”、“用事不俗”和“如盐著水”。“不为事使”，强调诗人对故事的驾驭驱遣，以突出作者创作的主体性；“用事不俗”，强调创新，避免陈陈相因，克服俗套用事衍变为单纯的代用而缺乏艺术深蕴；“如盐著水”，强调用事与诗歌本质和谐一致，规避花哨的艺术技巧对读者的干扰，从而实现诗歌言志抒情的艺术功能。上述准则俱强调诗人主体性，指向诗歌的言志功能。细绎三者的理路及言说，皆具禅学内涵，体现了禅宗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渗透影响。

  唐传奇的出现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小说走向文体独立和成熟的标志，但时至今日唐传奇与其他一般唐人“小说”的区分或者说“唐传奇”的文体特征，学术界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探讨唐传奇的兴盛及其消歇要联系行卷，理解“唐传奇”文体特征及其构成，从而界定“唐传奇”，也不能不从行卷着眼。唐人并非是“有意为小说”，而是借“小说”以表现其“史才”、“诗笔”、“议论”或写作赋、铭等其他各体文字的才能。故若以叙事技巧或人物塑造等后世纯粹的“小说”观念解析唐传奇，很可能是方枘圆凿，或离题万里。“唐传奇”已摆脱实用趣味，我们因此也可以说小说“至唐代而一变”，但从总体来看，唐人的“小说”观念仍是传统“小说”观念的延续，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走向成熟，可能为时过早。

南京图书馆藏孙承泽手批明末清初卢世氵!的《杜诗胥钞》，为传世孤本。明末清初贰臣孙承泽对《杜诗胥钞》的批点是研究其对杜诗诗论、思想性、艺术性的重要材料，明确指出了杜诗多样性风格的源流演变，开创了以书画论杜诗和以体裁论杜诗的先例，从议论和描写的角度点出了杜诗与《史记》并论上的发展。他不仅指出了其继承风骚传统、儒家思想和诗教精神，而且还以史学家的辩证求实精神，对杜诗的思想评价持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并由此总结出诗人作诗的素质要求，还指出其艺术上精于炼句、曲折含蓄、言浅情深等特点，内容广涉思想性、风格、书画、体裁、与《史记》论杜诗、结构语言艺术。此批点可以说是杜诗学评点的集大成者，在杜诗学研究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杜诗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九步审讯法是旨在消除嫌疑人的抗拒，促使其作出供述的侦讯策略和方法，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适用。九步审讯法分为夸大策略和缩小策略，其中，夸大策略是指审讯员通过夸大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的证明力和犯罪的严重性，以促使嫌疑人作出供述的策略。夸大策略对我国侦讯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夸大策略有着“骗供”和“虚假供述”的法律风险，故必须合理谨慎地使用，侦查人员除要做好充分的讯问前准备及在讯问中适度运用模糊语言外，更重要的是给审讯策略中的“欺骗”设置一定的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以降低其风险。

  1940年9月，湖北省国统区依据中央要求实行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在财权与庶政的难局中，地方政府勉力应付。一方面，从多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筹措自治经费，力图建立自给自足的自治财政，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收入来源十分有限，自给自足的自治财政建设最终受到较大局限，从而使得战时地方自治事业的开展只能局限于几个方面。

　抗战时期，汉奸是为日本政府侵华势力重要构成；抗战胜利后，政府威信树立，社会舆论激荡，国际惯例遵循，政权维系与恢复，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勉力惩奸。汉奸审判与逆产处置背后复杂背景和政治因素，推动其努力将汉奸案件特殊性与法律原则契合，于司法政策制定与施行中遵循人道主义原则，使冷酷无情之法律体现若干人性化色彩。对汉奸嫌疑犯辩护权、上诉权的尊重，汉奸家属生活费的酌留，第三人合法权利的保护，是对近代“罪不及孥”法治观念的继承，颇具借鉴价值与意义。

　解读《废都》，可以帮助我们发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巨大转型。庄之蝶的苦闷和挣扎并不仅仅属于他自己，是人们面临着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价值观念转变时所经历的困顿与挣扎，是在转型时期迷惘困惑和无所适从的整个中国社会的一段印迹。作者以其文化守望者的情怀，以历史记录员的身份书写文人的日常生活，却以史诗笔法展现了他们在现代、改革背景下的尴尬与生存。

CEPA represents a mo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ne of serious defects of CEPA is that it has not set out a formal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so the absence of any specific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under the CEPA may lead to latent difficulty in the operation of CEPA in the future. There is a trend to resolve disputes through legal approaches in RTA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CAFTA and China-Chile FTA have established a rule-oriented mechanism under the arbitration pattern frame and they provide models for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CEPA. So CEPA should learn from CAFTA, and establish dispute settlement rules including consultations,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