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第38卷, 第12期 刊出日期:201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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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
  • 刘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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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栏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主要处理的是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复合互渗关系,而空间形态和空间关系,是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维。华文文学在全球的分布,首先呈现的就是一种空间形态,而中华文化的世界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伴随着华文文学的空间延伸而得以实现的。从空间角度来探讨华文文学的表现形态与寄存方式,正是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中的应有之义。
  • 刘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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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全球性的语种文学华文文学,海内外学界目前有两种主要的命名方式,一种以中国大陆学者为主,倾向于将这种文学命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另一种以海外学者为主,热衷于把这种文学命名为“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本文通过对“世界华文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两种命名的历史梳理和特征概括,对两者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通过对新加坡华文文学(新华文学)重要选本的解析,阐释了“新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两种不同文学谱系下的处境和命运。
  • 凌逾,薛亚聪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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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地狭人稠,挤感是其城市常貌。从物理空间来看,香港从垂直之城发展为立体之城:早期建筑多为唐楼,既传承岭南传统建筑,又受西方文化影响,形成了多间隔空间特色;20世纪60年代后,以大厦居所为主,管道符号、穴居者和蜷缩人成为立体化隐喻。从心理空间来看,香港作家们刻画“门、窗”符号,再现因拥挤而生的窥伺、逃离主题,重觅“我城”精神。从社会空间来看,作家们呈现挤感空间,剖析由围城走向逃城,各有方式:从西西、罗启锐、许鞍华的乌托邦笔调到王家卫、潘国灵、韩丽珠的异托邦色彩,显示出港人的内心状态。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 张煜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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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汉译《长阿含经》为中心,对其中的譬喻运用、文学故事予以了分析和关注。修辞的譬喻多见于佛传类文学。《长阿含》以破为主,《弊宿经》与婆罗门论辩有无识神与他世,运用了大量的例证和故事。其中的吹贝喻不但对后来中土苏轼的《琴诗》产生影响,其本身也受到了《奥义书》的影响。博喻更是广泛地出现,如《阿摩昼经》。新译《长部》的《帝释所问经》中,也有很多生动的譬喻。《长阿含经》中,最著名的寓言故事是“盲人摸象”。另外此经还涉及佛塔崇拜,可以佐证20世纪日本学者如平川彰将佛塔崇拜与大乘起源相联系,可能并不确切。关于此一问题,美国学者Gregory Schopen也有讨论。另外如贬低神通,以及天堂、地狱的描写等,都对佛教史与佛教文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
  • 刘泰廷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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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在前理性时代的知识、信仰世界中具有特殊的文化意涵,本文通过比辑文献,发现并勾勒出中古文本里大量存在的“神性儿童”形象,并以此为基,考察这种形象在历史书写与叙事实践中的呈现方式,透过小儿占卜、童谣两个面向的连接,延伸至对儿童神性本质的探视,揭橥其出现的独特原因与内在逻辑,为探视中古社会的文化语境与思维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 经济·管理
  • 王兵,刘亚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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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果表明,当把整个生产流程分为生产阶段和治理阶段后,相对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具有更高的环境效率,主要归因于更高的治理效率,生产效率与内资企业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外资企业没有在生产阶段使用更清洁的生产技术,而是利用我国的廉价资源进行粗放式生产,产生较多的污染物,在治理阶段加大治污力度才达到环保标准。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的这种效率差异主要是由外资独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引起,中外合资企业和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外企的生产效率、治理效率和环境效率与内资企业均无显著差异。
  • 张美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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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苏格兰社区的运营模式,阐释社区服务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评述其社区运营机制对改善我国社区服务的借鉴意义。对苏格兰T社区的实地考察以及与76名不同背景社区参与者的访谈调研表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当地企业和社区共同合作致力于改善社区服务是苏格兰社区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社会组织为社区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社区以公司制运营,成立理事会负责社区财务与居民需求的识别与响应;投资者监督评估社区绩效,以促进社区服务能力的提升;跨部门合作保证了社区能集中资源为居民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我国社区建设在借鉴苏格兰模式时首先应解决两个问题:(1)以建设“扩大基层社会机会型”社区作为我国的社区定位;(2)创建社区治理模式,使公共机构、社会组织和商业组织能根据自己的条件以项目形式支持社区建设。
  • 历史研究
  • 周卫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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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百年间中国边疆研究经历了三次研究高潮。三次高潮中,中国边疆危机、国家危难、社会巨变等挑战激励了边疆学者们的爱国热情,从而转化为推动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强大动力。研究范式、研究旨趣、学者群体、学术中心不断涌现,研究地域及取向渐次转换。然而,由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边疆的独特性认识不足,研究人才基础薄弱,结构分布不合理,缺乏跨学科、综合素质高的领军人物,中国边疆学研究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众望所归的中国边疆学始终未能成功构筑。可以说中国边疆学踏上一级学科之路任重而道远。
  • 张俊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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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1922年间,南方政府、列强与北京政府三方围绕关余分配权问题展开了博弈及交涉。南方政府要求分拨关余的动机纯粹出于疏解财政困难的经济目的,但由于这一要求挑战了列强对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与关税分配权,故而其举动也具有了某种外争国权的政治上的意味。南方政府于1919年7月起获取部分关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在孙中山受西南军阀排挤被迫离粤后发生的,列强允许西南军阀把持下的南方政府获取关余有分化南方政府的目的。此外,由于时值“一战”结束,列强借机敦促南、北方政权举行和谈,并将分拨关余问题用做促和工具。1920—1922年间,南方政府再次提出关余交涉正值孙中山回归广州重建政权,由于列强对孙中山及领导下的政权采取敌视政策,他们对南方政府的要求未予响应。关余问题的交涉只在南方政府一方与总税务司安格联之间展开,而安格联的努力也未获列强及北京政府的支持,因此,南方政府在争取关余分拨上的第二次尝试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 当代研究
  • 金正昆,朱凌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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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非关系在中国外交整体战略布局中已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也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增进人际往来、开展文化交流、扶持华文媒体、发展华文教育、联谊华人社团等方式来开展侨务公共外交,在中非关系中具有独特作用,可以更好地增强中国与非洲各国政府及民众之间的互信,促进中非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 童锋,夏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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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军事管理委员会委派李正文接管国立暨南大学,并主持将不符合侨教宗旨院系及师生归并复旦、交大等高校,有关各方反应不一。走进新时代的暨南大学,囿于经费困难、师资缺乏,高等教育部决定取消独立办学,但保留校名。“暨南”的存废源于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与大学承载的教育与文化功能的博弈,能否寻求一个平衡点。
  • 法学
  • 何俊萍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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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基于血缘对未成年子女享有亲权,其内在地要求父母照顾其未成年子女,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危险性,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保护义务。比较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为了凸显对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障,其均确立了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父母平等共同地行使亲权,并剥夺滥用者的亲权。为此,应当在确立亲权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安全保护义务,父母应当悉心照料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积极预防、消除其成长环境中的危险,并且保护义务的内容应当随着年龄段的变化而调整。此外,当父母违反相应的保护义务,滥用亲权致使未成年子女人身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时,特定的利害关系人或组织、机关有权向法院申请剥夺该行为方父母的亲权。
  • 申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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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时代中国司法生产并向外部社会输出的司法产品包括常规性司法产品与敷应性司法产品(或称“应景性司法产品”)两类。常规性司法产品部分是由司法供给的,部分则是由非司法性质的其他机构供给的。敷应性司法产品固然是司法机构供给的,但严格地讲却不能视为司法产品。
  • 张志坡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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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侵权责任法》第85条中,所有人以物权变动规则加以确定,管理人强调对物之实体的管理权,使用人重在占有性的使用。使用人是否承担维护义务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约定,并与使用人的性质有关。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并存时,各自承担责任。其他责任人应作目的性限缩,不包括对土地工作物直接施加影响的侵权行为人。
  • 李婕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1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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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刑法并未直接保护隐私权,而是通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罪名间接保护隐私。《刑法修正案(九)》扩大了出售、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限制窃听工具流通、加大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是对个人隐私保护的一大进步。刑法应坚持谦抑性原则,秉承事先预防的宗旨,以严重冒犯性和普遍恐惧作为侵犯隐私行为的入罪标准,加强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以贯彻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
  • 郑焕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12): 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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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11-13日,第七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暨南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和《文艺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大会开幕式由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赵静蓉教授主持,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夏泉教授代表暨南大学致欢迎词。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负责人蒋述卓教授、《文艺研究》编辑部戴阿宝编审,暨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邱向欢代表主办方致辞。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扬州大学、温州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参会代表60余人围绕相关专题展开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