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43卷, 第10期 刊出日期:2021-10-25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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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
  • 陈权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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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正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极为关注的理论焦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构建马克思政治哲学体系,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本质时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探讨以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的分配手段,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并且指向了更深层次的人的本质的自我所有问题。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马克思厘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他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旨趣同人的本质的回归与占有结合起来,为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路径。将分配正义与人的本质的自我所有进行关联,一方面能够深入推进对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也能够整合当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不同思想要素,为其进一步深化提供有益助力。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专题
  • 张先贵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0):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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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一部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不仅是落实我国《民法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规定的内在需要,更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诉求。目前学理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理解尚存分歧,亟须在法理上予以澄清,这是保障其立法顺利进行的前提。基于法思想、法技术和法效果等层面的深入透视,在当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亟须在以下几个争点上达成共识: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宜定位成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设立不宜以农民出资为必要条件;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包括但不限于农民集体成员;四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终止不影响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以上判断乃是我们妥当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这一组织体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 綦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0):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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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经济组织虽具有法人资格,但却是以集体所有、成员平等、社区性为基础构建的经济体,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均有所区别。集体经济组织不享有集体财产所有权,但可以自己的名义处分集体财产,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集体承担。集体经济组织的决议机制,既要保障成员的民主管理权,也要适应经营活动的需要。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社区性,只能将集体资产股份配置给本社区集体及其成员,外部资本不能凭投资关系取得集体资产股份。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仅是成员收益分配的依据,不包括表决权能。
  • 吴昭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0):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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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止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运行的必然环节,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此应予以调整和规范。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农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代表行使主体,仅依法享有经营管理权,故而其终止不会危及土地所有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应以其全部财产对外独立承担责任、清偿债务。其财产主要为集体资产中的经营性资产,不包括资源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应理顺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定位,剥离公共职能、回归经济职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因解散、破产等事由终止,清算结束并完成注销登记时终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终止的,由村民委员会代行其职能,集体成员应在注销登记后特定期间内设立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 方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0): 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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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顺权责关系是构建管理秩序的根本。基层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权责定位科学合理与否,不仅影响到公众对“放管服”改革的认知与评价,而且事关能否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推动“放管服”背景下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能。以广州市L区为样本,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背景下L区税收征管权责存在久被诟病的错配问题,表现为征管权责边界模糊不清、征管权责界定未能与时俱进、征管权责匹配程度不均。文章在对当前征管权责界定的制度现状以及基层税收征管权责错配缘由进行深入探因的基础上,提出从制度、机制、技术、监管、舆论五个层面入手,采取针对性措施调适基层税收征管权责关系,优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充盈。
  • 廖福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0): 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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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管服”改革中的政策创新扩散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提出了一个“试点—推广”的分析框架。在系统收集整理有关“放管服”改革政策文件的基础上,基于典型性和重要性的原则,选取了“多证合一”改革和“证照分离”改革作为研究案例,探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基本特征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试点—推广”是“放管服”改革中政策创新扩散的主要特征,改革事项和改革地域都遵循先试点再推广的基本模式。顶层设计和渐进改革是试点推广机制发挥作用的核心要素,政策示范效应是政策创新扩散的关键动力。本文深化了对“放管服”改革中政策创新扩散的认知。政策建议方面,进一步的“放管服”改革要遵循“试点—推广”的政策创新规律,强化改革前期试点,做好示范政策的复制和推广。
  • 社会治理研究
  • 贾洪波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0): 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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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运用负二项计数回归模型对问卷调查得到的6省18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流动的空间范围、流动的时间、就业状况这些变量的情况下,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对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个数有正向显著影响,户口对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个数没有显著影响。这种与人们通常认为户口会影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相悖的研究结论表明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平权状况与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相比得到了明显改善,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已经完成了由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以身份为依据向目前以权利为依据的转变,这是流动人口社会保险权利进步的表现。未来需要以劳动合同为基础采取措施促进和完善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项目。
  • 毛一敬, 刘建平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0): 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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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城市化是推动城乡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推力。基于山西L县的田野调查经验,以农民家庭就近半城市化实践为视角,考察县域空间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形态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就近半城市化的农民家庭双向嵌入城乡社会系统,具有生产方式工农兼顾、居住格局城乡分布、城乡生活稳定可逆等特点,是城乡要素融合互动、优化组合的重要载体。而高农业剩余对劳动力的在地化吸附,发展型社会对城乡资源的双重依赖,回应型政府的政策供给,构成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主体基础、实践动力和制度保障。乡村活力有序、农业繁荣发展和县域经济活跃、城市特色凸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效果。L县的实践经验表明,“三农本位”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立场,农民需求和村庄发展需要是城乡关系演变需要回应的基本命题。
  • 国际贸易
  • 杨逢珉, 田洋洋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0): 9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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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2006—2016年间HS1992级6分位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贸易便利化与农产品出口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能有效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升级。并且,随着收入水平、地理位置、产品类型等的不同影响有所差异,即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农产品出口中低收入水平国家、亚洲国家、“一路”沿线国家、动植物油脂的出口产品质量正向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稳健性分析表明农产品出口质量受海关效率的影响更大。
  • 传播学研究
  • 章瀚夫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0): 1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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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且在2020年仍获近半数普选票,标志着美国民粹主义结合社交媒体,在美国政坛内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2020年的竞选过程也不乏民粹主义和社交媒体要素,佐证了这股力量的深远影响力。美国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对把握美国政治的现状和走势兼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下,社交媒体引起“公共领域”阶级下移,增强了民粹主义受众群体的政治影响;拥有去中心的定位和传播结构,有利于反建制派表达诉求;具有高度互动性,能够承载民粹主义式的直接民主;形成了部落化的受众环境,有利于魅力型领袖从事游说和动员。社交媒体呈现出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制度化的趋势,民粹主义因此拥有了长期有利的传播环境,这使其转变为长期延续和跨党派蔓延的“新形态”。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对美国内政外交均表现出可观影响,使其成为谋划中美关系前景需要考虑的因素。
  • 华侨华人研究
  • 项方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0): 12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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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入侵缅甸、缅甸军政府上台、缅甸式社会主义实施、东南亚排华运动等历史事件的演进,缅甸社会剧烈动荡,在缅华人华侨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许多不得不迁居他处谋生。其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万多缅甸华侨入境澳门定居。其时的澳门虽然仍处于葡萄牙人管治之下,但已基本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华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上的话语权快速提升。尤其在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澳葡政府改变了长期消极无为的治理模式,澳门迎来经济起飞、社会结构趋于稳定的重要时期。澳葡政府对于大批华侨迁入澳门,并没有做出政治上的明显反应,更多是从经济角度考量,前后十多次调整入境政策并逐渐放宽,亦与本地华人的影响和呼吁不无关系。迁居澳门的缅甸华侨组织各种社团参与社会事务,促进国家及地区间的文化和商贸交流。其在澳门进行文化认同和身份调适的过程中,与其他东南亚华侨一起,在当地形成了独特的“小东南亚”人文景观,反映了澳门“沙拉拼盘”式的多元族群和文化结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