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第47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5-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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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原理及其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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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文学的开山祖”:龚自珍文学史地位的确立

  马昕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1-18.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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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自珍被学术界公认为“近代文学的开山祖”,这一文学史地位的确立经历了百余年的演变历程。其先决条件是龚自珍在当时及稍后得到亲友圈层内外的普遍认可,获得了较高的早期评价,但同时存在着文、词评价较高而诗歌评价较低的文体“错位”现象。到近代晚期,随着宋诗派、诗界革命派和南社对龚诗的持续推扬,龚自珍的文学声名随之得到大幅提升。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最先将龚自珍确立为近代文学的启蒙人物,这一认识超越了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类似著述。然而,真正确立“近代文学的开山祖”这一历史定位,则要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研究范式的成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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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塑郑成功:日本江户的国姓爷读本及图像

  吴肖丹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19-38.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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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江户时期的《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和《通俗台湾军谈》,是创作自由度很高的读本,放在通俗军谈之列模糊了其属性,《绘本国姓爷忠义传》是这两部读本拼合而成。读本的底本除前人所考的《定鼎奇闻》《靖台实录》外,还有时事、笔记小说《辽海丹忠录》《明季北略》等。通过对中国史料“七实三虚”的剪裁翻改,达到“三实七虚”的叙事效果。读本将熊廷弼、李成栋等人事迹嫁接到郑氏父子身上,形塑郑氏父子忠臣、军神、海上霸主等形象。通过推进明、清、倭、国姓爷、大员等构成的两条文本隐性叙事进程,和图像互文阐释,影响了上层到平民的历史教育。这些读本在明治时期多次再版并被引用,对中国晚清的郑成功叙事产生了影响。
行政复议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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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的实现进路

  章志远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39-51.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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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列为立法宗旨之一,标志着行政复议制度功能定位的时代变迁。通过受案范围规范解释,辅以信访导入机制和法院释明机制,能够在入口处形成能收尽收的受案范围;通过前置情形列举规定规范解释,辅以司法引流和特别法规定的设置,能够在分道处实现能置尽置的案件分流;行政复议调解原则具有无范围限制、全流程适用和刚性约束力的特质,通过分类调解、中止情形和平台资源的灵活适用,能够在办理时营造能调尽调的程序空间;变更决定在行政复议决定体系中具有优先适用的中心地位,通过各类具体情形的精准适用和司法审查的充分尊重,能够在出口处形成能改尽改的复议决定。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支撑性机制的解释适用,将是行政复议制度发展中的一项长期性、根本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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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复议调解书的属性辨析

  李明超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52-65.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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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调解已成为我国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和基础程序。行政复议调解在复议机关的主导下,通过协商平衡各方利益达成合意解决纠纷,是行政复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方式。行政复议调解书是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的书面确认书,其并不完全等同于行政复议决定书。从行政复议调解书的作出、内容和实施来看,其具有“作为合意结案方式”“作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结果”和“作为执行依据”的三重规范属性。行政复议调解书的作出规则、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方式需要在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规定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和细化,以更好实现行政复议调解结案的制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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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复议法》修订背景下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审查的衔接

  林璐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66-87.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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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两大核心法律途径,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行政救济体系的主体框架。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后“大复议、中诉讼、小信访”格局的逐步形成以及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大量应用,司法实践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理论层面,应重新界定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对审查内容和审查程序进行再定位、再考量。实践层面,应确立层次化的审查思路,妥善把握行政诉讼的谦抑性与终局性,注重比例原则的适用,妥善解释“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确立“较小改动”规则,推动复议与诉讼受案标准的全面衔接,并构建行政复议事实认定的司法确认机制,探索构建系统化的“一揽子”纠纷解决程序。同时,积极运用穿透式审查方式,深化调解和解制度,多措并举推动源头治理,构建长效解决机制,从而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回应当事人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数字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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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分配正义的算法化:一种语境主义的进路

  张晒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88-102.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5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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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等,都无法实现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全面智能化的情况下,沃尔泽的社会善品意义论语境主义正义为分配正义算法化提供了思路。以作为社会善品之一的面包为例进行论证,在面包处于不直接危及人的生命的社会语境中、直接危及个体生命的社会语境中、多主体生命竞争的社会语境中,人工智能算法都可以根据面包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所拥有的不同的社会意义——比如商品、供品、奖品,急救品,敬老品、爱幼品、生命等价品等——所决定的不同的分配正义原则,包括等价交换原则、随缘供给原则、归于应得原则,满足需要原则,敬老式原则、爱幼式原则、随机式原则等,对面包进行正义的分配。从社会善品意义论语境主义正义来指导人工智能算法编程,以期实现分配正义算法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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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红利与数字消费鸿沟:一个新的居民消费结构分化视角

  曹彦君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103-127.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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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居民消费行为一方面深受数字鸿沟和数字红利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又日趋分化,并呈现典型的偏态分布。为破解目前消费结构分化问题,扩大内需,以消费升级牵引供给创新,本文考虑到各地区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程度,揭示数字鸿沟影响下居民消费结构特征、分化规律以及数字红利对负面冲击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居民消费的显著负面冲击会随着个体消费水平由低至高呈现“U型”趋势,数字红利对这种消费制约的弥合作用则呈现“倒U型”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主要抑制了中部地区和升级型消费行为的提振。促进数字红利均衡释放、缩小数字鸿沟对优化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市场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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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法庭、企业规模和数字化转型——兼论熊彼特假说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新阐释

  刘礼稳, 文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128-155.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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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治化改革深化进程中,破产制度的完善深刻影响着企业经营行为。数字化转型作为提升企业效率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其进程备受关注。通过手工收集破产法庭成立数据,实证分析破产审判专业化对不同规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破产法庭成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影响不显著,但分组回归结果揭示,其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抑制作用,而对大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这一发现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支持了熊彼特假说。机制分析指出,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是破产法庭成立产生异质性影响的主要渠道。在非国有企业和执法效率高的地区,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同时,地区数字金融和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能有效减轻破产法庭成立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这些结论揭示了破产制度优化的溢出效应。
区域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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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技术选择中的国家认同与国际传播:从美国核能到中国5G

  吴璟薇, 阎庆宜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156-172.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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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以降,法国的国家技术实践和其“现代性”紧密联系,并与其民族国家身份相互建构,塑造了独特的技术政治体系。本文在“技术－国家认同－政治”的互动分析框架下,聚焦法国在不同时期的两次关键技术选择——对美国核能和中国5G技术的采纳,探索法国技术政治体系的建构及流变过程。通过历史比较研究法,揭示了法国技术政治身份的形成和演变,同时探讨了技术系统与幕后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动态。研究认为,中国在法国及欧洲的5G叙事需融合技术的地缘政治属性,借鉴美国核能的技术政治叙事策略,建构数字思维下的中欧5G地缘政治新叙事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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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语境下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溯源、动向及因应

  孟浩瀚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173-196. https://doi.org/10.11778/j.jnxb.2024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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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面临重大战略选择时,往往会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历史惯性推动。历史、文化因素触及战略选择偏好的深层次逻辑,弥补了战略研究理性主义的视野范围。本文从战略文化的视角,揭示了美国人工智能战略背后的动因,为理解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提供了文化层面的分析框架。研究运用历史文化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以“霸权护持”“边疆文化”“美国例外论”“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四个文化维度为切口,阐释战略文化如何内化为美国国家安全意识的组成部分和战略决策的内在动因,进而引导并形塑其科技竞争战略。基于上述维度,本文推演了美国当前人工智能战略的三大动向,即以“疆域开拓与隐患遏制”为方向,沿“泛安全化与体系垄断”路径推进,辅以“选择性结盟与责任规避”手段。进而,文化局限性也对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发展施加了潜在的负面影响,包括削弱其在全球人工智能联盟的核心地位、侵蚀盟友间的信任基础,以及加剧军备竞赛和国际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风险。最后,研究提出了智库交流平台建设、消解美式霸权叙事、打造文明多样性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强化军事安全对话等举措,为构建文明多样性与多极化共生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生态提供参考。